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浙江省969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有序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以及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和企业薪酬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     

论农民工培训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近年来有些地方在农民工培训工作中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看来农民工培训还存在着资源缺乏、质量不高、在职培训薄弱、农民工缺乏积极性等问题。要完善我国农民工就业培训体系,政府应加大投入,落实责任,努力构建政府主导、企业支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培训格局,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做好农民工就业培训工作。     

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政策建议

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新时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应从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强化社会责任、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和加大政府监管力度等措施来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与“体面就业”

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体面就业"的战略目标,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体面就业"就是高质量的就业.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面临着就业规模大,就业质量低下的难题.农民工就业的现实状况,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以及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衡量标准和评价体系等等都亟待研究,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早日实现中国农民工"体面就业".     

从扶持安置到能力开发：残疾人就业保障转型研究

当前, 我国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主要依靠经济扶持和就业安置手段，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残疾人就业难的问题，基本保障了残疾人就业权利，并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残疾人就业格局。但由于就业保障理念滞后、就业保障制度和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残疾人就业难依然存在。应转变残疾人就业保障理念，重视残疾人人力资源开发，从扶持安置向能力开发转型。要建立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家庭等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残疾人就业能力开发体系，以能力开发为导向构建以职业培训、职业康复和扶贫开发为核心的残疾人就业扶持机制，并建立和完善社会化的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以配合和推动残疾人就业保障转型，进而营造残健融合的就业环境，有效提升残疾人就业能力和质量。     

重庆市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现状调查

目前,由于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存在,重庆市农民工进城在就业、安居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就业方面,农民工就业层次整体较低、企业用工和劳动管理不规范、就业培训与管理工作滞后、就业信息渠道不畅、市场中介行为不规范等;安居方面,住房面积小、居住环境差、住房满意程度低、有廉租房需求却不了解农民工公寓、城镇定居意向强但租金承受能力较低、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不完善、子女城镇入学门槛高等。应优化农民工进城就业安居的体制环境。     

城市农民工就业状况及其社会保障优先序研究

农民工是既不同于城镇居民,又有别于农村农民的特殊群体.他们主要分布在城市的建筑、环卫、搬运等行业,从事的大都是重、脏、累、险的工作.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政府应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要,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作科学的安排,从而有效地保障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从我国农民工就业状况谈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次序安排

农民工是既不同于城镇居民,又有别于农村农民的特殊群体。他们主要分布在城市的建筑、环卫、搬运等行业,从事的大都是重、脏、累、险的工作。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和生活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政府应根据农民工的实际需要,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作科学的安排,从而有效地保障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农民工进城就业保障制度创新研究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保障农民工进城稳定,就业是关键,但农民工进城就业要受到现行户籍制度、就业选择与劳动用工制度等制约。目前,制度障碍是农民工进城就业困难、就业保障不足的重要原因。这就要大胆创新推进改革,打破现行制度的限制,尽快制定与完善有利于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法律制度,为农民工进城就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切实保障农民工进城稳定就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高与“体面劳动”

“体面劳动”就是高质量的就业。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面临着就业规模大，就业质量低下的难题。农民工就业的现实状况，农民工就业质量等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都亟待研究，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早日实现中国农民工“体面劳动”。     

政府促进农民工就业的对策思考

农民工就业工作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意义重大。当前农民工就业存在着层次低、组织化程度低、权益易遭侵犯等特点。该文分析了农民工就业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认为当前政府促进农民工就业重点是要做好六个方面的转移工作。     

就业与社会保障的现状及对策

分析我国劳动力就业总量和就结构失衡、社会保障保障质量不完善的现实状况，提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来扩大就业总量，所有受雇劳动者都进入安全保障，政府在防止“失业保障促进失业”的同时，应积极创办“再就业工程促进再就业”，并在失业保障基金的筹资、支付和管理上实行一元化管理的兴措以保障其安全性、效益性。     

“民工荒”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研究

持续不断加剧的＂民工荒＂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仍然面临着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就业制度化壁垒稳固、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变需要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壁垒、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等,这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农民工返乡生存状态及其就业保障网研究

由于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返乡农民工处于家庭生活贫困化、社会保障权益缺失、就业状况边缘化的境地。要改变其这种受排斥、受剥夺的现状,重获职业地位,应该构建一个为返乡农民工提供物质、行为、精神等支持的就业保障网,包括正式就业保障网(政府主导失业预防、失业补救和失业保险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和非正式就业保障网(社会团体合作参与、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化服务及关系网资源有效利用)。     

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研究

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具有积极意义。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培训服务,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促进他们就业。然而,当前的两种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模式均存在缺陷,要切实提升政府购买就业培训服务项目的效果,需要完善就业培训服务机制,确保充足的培训经费投入与加强培训资金监管,创新多元主体参与的路径,并探索其他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模式。     

初始就业状态、工作转换与农民工就业质量变动

有研究认为,工作转换是农民工群体为了提高其就业质量（工资水平）进行的主动选择,而现实中工作转换是否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有待深入考察。利用RUMIC2008—2010面板数据,在区分受雇就业和自营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工作转换前的就业状态,考察工作转换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变动的影响,分析表明：工作转换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变动的影响与其转换前的就业状态有关,转换前就业质量越高,转换后就业质量提升空间越有限,工作转换对原本处于低质量就业状态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有更大的提升作用;参加养老了保险以及有固定或长期劳动合同的受雇就业者在工作转换中处于不利地位,相对于未转换者,工作转换反而使其就业质量变差。     

基于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培训多元合作模式探讨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采取了就业培训券模式,但在其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仍显不足,难以有效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应以就业培训券为政府工具,引入用人单位和第三部门,构建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通过多元合作机制,实现培训市场与就业市场的衔接,拓展农民工就业与培训信息的获取渠道,增强农民工就业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促进农民工就业。     

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扩大就业的关系初探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中小企业遇到了日益严重的生存困境。与此同时，2000万未就业农民工、近千万大学毕业的就业问题构成了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障碍。这就要求我们各级政府加快本身职能转换，在各方面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切实缓解当前严峻的就业困难局面。     

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与农民工就业质量——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期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制约因素研究

通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旨在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充分就业提供完备的理论支撑。研究发现,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主要有:城市化发展不足和不均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政府对农民工的公关就业服务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存在误差和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缺乏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