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率高企,治理仍需综合施策

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发生了变化,去杠杆作为中央经济会议的五大任务之一被提出,其中企业杠杆率高企是去杠杆的重要方面。本文着重分析了供给侧改革中提出的企业杠杆率高企发生的原因,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政府大规模财政刺激、银行放低贷款审核、僵尸企业"死而不僵"以及企业发展思路偏差。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下,杠杆率高企有其必然的成因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降低企业杠杆率高企的解决策略。     

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宏观政策、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部门高杠杆率

随着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的不断攀升,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呼声日益提高。但统计数据表明,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升并不足以解释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本文从宏观杠杆率计算公式出发,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下,金融资源被过多配置到资产周转率和增加值率较低的企业,是近年企业部门杠杆率猛增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机制则是金融资源的产权错配和行业错配。因此,企业部门债务风险防范的关键是加大金融业供给侧改革力度,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善整个企业部门的经营能力,而不是仅仅关注微观企业的负债率本身。     

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杠杆率的差异及政策建议

一国经济的总杠杆率是指该国各部门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其中的总债务即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和家庭、金融企业四个部门的债务总额。因此,本文把总杠杆率分解为四个部门的杠杆率,分别指各部门总债务与GDP的比值。由于各国的产业结构、金融政策、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不仅各国的总杠杆率各不相同,而且一国内各部门的杠杆率同样存在很大差异。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杠杆率相对较高,政府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金融结构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关系研究北大核心

金融结构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8—2019年非金融企业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金融结构指数增加对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否有显著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制度环境水平之间的异质性。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以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的一些经验事实,提出四个假设,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指数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高储蓄率、高政府干预程度会抑制这种负相关关系,高制度环境水平会强化这种负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及增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降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作用。     

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房地产价格与金融风险联动研究

本文首先从资产负债表关联的视角,对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联动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利用或有权益分析法和预期损失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基于门限结构向量自回归(T-SVAR)模型,刻画了在不同房价区制下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研究表明:(1)房地产价格与各部门杠杆率互相推动;(2)总体上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府和企业的债务风险,并推高了金融风险;(3)低房价阶段,各部门杠杆率和金融风险互相降低,说明银行信贷此时投放比较理性,有加杠杆的空间;(4)在高房价阶段,政府杠杆率上升导致企业杠杆率和金融风险提高,金融风险则降低了政府杠杆率,说明此时应该侧重控制政府债务积累;(5)各部门杠杆率增速上升也会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对居民杠杆率增速过快、政府债务和高房价的联动需格外关注;同时,应该稳定房价,促进金融稳定.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吗？——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需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三者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本文在两部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异质性抵押约束,探讨货币政策如何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进而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模拟结果显示:(1)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可促进稳增长与稳杠杆。推动国企贷款利率趋于市场水平并降低非国企贷款成本,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将增进其政策效果;(2)2008-2016年宏观杠杆率上升主要与国企抵押约束过松有关,2017年后利率对宏观杠杆率的调控增强;(3)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盯住宏观杠杆率,并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背景适时调整利率与杠杆率的内生关系,能够优化货币政策效果。对于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的政策组合,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变化同向调整利率水平有利于经济稳步增长和宏观杠杆率趋稳。     

中央建筑企业高杠杆的成因和去杠杆方式的探究

近年来,我国企业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增长过快,企业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导致债务风险上升,国有企业杠杆率问题更为严重,其中中央建筑企业杠杆率问题尤为突出,成为降杠杆减负债的重中之重。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央建筑企业高杠杆问题的现状,细致剖析了高杠杆的原因,并对中央建筑企业去杠杆减负债提出若干建议。     

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较低,仍有较大"加杠杆"空间,可通过推动居民举债消费来实现扩内需和债务杠杆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间的转移,从而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实现宏观债务风险"软着陆"。根据美国和韩国的发展经验,居民部门债务水平与一国的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政府政策激励、房地产市场发展等因素关系密切。借鉴国际经验,未来应多方发力、有的放矢,有序引导居民举债消费,鼓励和推动消费金融创新,促进新消费热点培育与消费金融创新相结合,构建住房政策性金融体系,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研究

为对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进行综合性考察,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使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与GDP的比值及基于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指标,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情况,并分析了近年变化原因,提出了相关建议.     

异质性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农户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并比较了异质性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债务杠杆率对农户财务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债务杠杆率类型来看,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加剧财务脆弱的效应大于正规债务杠杆率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2）收入对农户财务脆弱程度有明显的弱化影响,住房债务和非住房债务杠杆率升高加剧财务脆弱的影响效应在低收入农户中更强烈。（3）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不同地区间无显著差异,而非住房债务率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更强烈。因此,应通过政策宣传引导农户优化债务结构,合理负债,警惕非正规债务杠杆率和住房债务杠杆率高企引起的财务风险。     

基于资金循环流动视角的结构性杠杆与金融脆弱性——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

基于资金循环视角,从杠杆率定义推导出资产收益率是连接微观杠杆率与宏观杠杆率的纽带,进而从理论上论证我国经济部门结构性微观杠杆率差异在于各部门之间的资产收益率的差异。依据该理论考察我国现实杠杆率结构,结果发现:当前我国一些部门与行业的现实杠杆率与理论分析相悖,造成了资金的错配,严重冲击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在保稳定、防风险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精准识别不同部门、不同领域杠杆率的性质,科学施策,避免“一刀切”的金融去杠杆。     

我国债务杠杆率、宏观审慎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

现阶段，我国债务杠杆率已经高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并且逼近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存在债务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理论表明，债务杠杆率的持续扩张会加大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而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可明显降低此不利影响。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金融稳定综合指数，引入单一与联合的宏观审慎政策变量，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是否可以有效调节债务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中引入存款准备金率后，债务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负向影响调节效果显著；引入贷款价值比之后，债务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负向影响也不再明显；引入宏观审慎联合指标后，债务杠杆率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减少，甚至呈现出正向作用，与引入宏观审慎指标之前相比调节作用明显。因此，应大力降低债务杠杆率，提高金融稳定的边界；同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尤其是根据实际情况搭配运用好各种工具。     

中国经济杠杆率水平评估及潜在风险研究

近年来,有关我国经济杠杆率高低的讨论非常激烈。有学者运用一些基于经验总结的判断标准,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处于高杠杆区间,存在着较大的潜在风险。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的杠杆率进行了评估和结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经济的杠杆率水平总体可控。当前的最大风险不是杠杆率的绝对水平,而是地方政府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结构性风险,以及经济增速逐渐下行所可能引发的债务偿还风险。当前我国不宜实施过急的去杠杆行为,而应该用好、用活目前仍然存在的杠杆率空间,优化债务结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降低杠杆率水平。     

债务水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2008年后我国的债务水平持续增长,这主要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中国政府发起了经济提振计划应对危机。虽然适度的债务规模是发展金融经济的重要手段,但过多的债务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通过PVAR模型,从债务规模、期限结构、质量(偿债能力)3个方面,对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3个部门分别研究债务水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债务水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确实有一定影响,各部门的杠杆率水平越高、短期债务比例越多、债务质量越低(偿债能力越弱),系统性金融风险越大。     

杠杆率结构、水平和金融稳定--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经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对宏微观杠杆率内涵及其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分别通过MM定理的微观视角和增长方式的宏观视角,对中国杠杆率的结构和水平的经济学机理及其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微观杠杆率与宏观杠杆率的差异,主要反映了资本收益率变化,与经济周期阶段密切相关。微观分析表明,信息和交易成本、税收负担和预算软约束激励机制等差异,与不同企业杠杆率的差异密切相关;宏观分析表明,高储蓄支撑的投资导向增长模式,决定了中国总体上较高水平的杠杆率。本文提出,一方面应合理把握去杠杆和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避免过快压缩信贷和投资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和"债务-通缩"风险,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杠杆率上升过快而引发的资产泡沫。政府宜减少直接的资源配置。     

中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和债务风险动态评估研究

债务杠杆率和债务可持续性是评估债务风险的两个重要指标。我国目前面临高政府债务杠杆率、高赤字率及经济下行压力。本文通过对债务杠杆率计算方法的分解以及对债务可持续性的分析发现:提高政府部门的投资效率将是降低当前政府部门债务杠杆的一个有效手段;当前国际所通用的债务上限标准并不适用于我国。本文还通过构建SVAR模型,进一步对我国债务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财政赤字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在当期对债务杠杆率产生的影响较小,其影响主要发生在其后的两到三年。针对这一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6年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等方法实证研究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整体杠杆率)及其结构(包括居民、政府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非线性关联性。研究发现,当前经济增长对未来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居民杠杆率、政府杠杆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反转效应,居民杠杆率和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通过政府负债刺激经济增长,短期内有效,中长期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虽然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短期会阻碍经济增长,但中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为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现阶段应该实施稳健的"去杠杆"策略,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应变不确定性 持续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能力——12月财经金融热点观察

在不确定性激增的当下,防风险再成重中之重。放眼全球,当前通胀持续维持高位,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挑战。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快速收紧货币政策,全球经济衰退迹象已经显现,或将进入滞胀状态。值得关注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政府债务大幅增加,企业和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受到损害,全球杠杆率高企,金融市场容易受到情绪和宏观政策因素等的影响,债务较重的部分经济体对全球融资紧缩更加敏感,一些脆弱国家的经济金融走向有很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