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与上海郊区城市化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进程，表现为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城市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有集聚扩散性、不平衡性和与工业化的互动性等基本规律，城市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上海郊区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以城乡一体化为主要内容。     

我国人口城市化制度创新对策研究

人口城市化不仅要以工业化发展为前提，还和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各项制度安排密切相关。我国原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及农村土地制度等已成为了阻碍人口城市化进程的障碍。要通过建立统一的户籍制度、健全农地流转机制、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市场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手段，实现人口城市化制度创新。     

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入迁及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因素分析: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以“人口迁移和人口就地非农化是中国城市化两种并行不悖的实现形式”为立论,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从人口入迁和人口非农化两个角度对影响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因素做了分析。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对推动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显著;工资水平是影响长三角地区人口入迁的最重要因素;人均GDP虽然对长三角地区人口非农化的作用显著,但对人口入迁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等开放经济因素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作用非常有限。     

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实现主体功能区价值目标的根本途径

即将实施的国家主体功能区划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发展命题,即中国的人口配置和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文章因此分析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局限性和"农业移民"道路的终结。通过对中国广大农村尤其西北、西南地区地理环境的研究表明,当地既没有发展农村小城镇的条件也没有发展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区域的条件,中国要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就必须实行大跨度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同时指出,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中来自农村人口跨区域流动的机械增长比例很小,其障碍因素很多,并提出了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近十年我国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实现的空间表现特征与未来布局优化

自党的十八大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市化地区承担了大规模集聚人口和工业经济的主体功能,同时,其集聚功能表现也出现了空间分异。文章对比了2010和2020年23个城市化地区人口、GDP、单位建设用地GDP产出等指标在全国、省域及城市群区域的空间表现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化地区人口经济集聚的规模位序基本稳定,建设效率位序变化的南北差异显著。(2)三大沿海城市化地区的人口集聚水平继续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有所下降;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是人口集聚的主要提升区域,海峡西岸和成渝城市群是经济集聚活跃的主要区域;北方城市化地区的建设效率一直偏低,南方建设效率的相对水平与增长能力更强。(3)城市化地区在省域尺度的人口集聚水平进一步提高,建设效率在城市群内部整体呈现相对提高趋势。未来,应聚焦城市化地区主体功能新定位,着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建设,强化新质生产力集中布局和新型工业化重点推进,通过培育复合功能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通过人口和经济同步集聚实现均衡与协调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人口城市化空间结构比较研究——以江苏和湖南为例

以1982、2000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中国经济发达的省份江苏和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湖南人口城市化的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三个年度两省的城市体系从人口角度看均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江苏省城市首位度指数减少,湖南省城市首位度指数增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影响两省城乡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不同,迁移的空间表现也不同。异地城市化在两省都表现突出,江苏省外来人口很多促进了江苏城市化的发展,湖南省迁到省外的人口很多对湖南本省的城市化发展起的促进作用很小。两省城市化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相反:江苏省人口城市化呈扩散趋势,湖南省人口城市化呈集聚趋势。     

规避城市化厄运的关键与途径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前提。实现城市化是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前提或条件。城市化既可以带来福音,也可能造成厄运。我们需要城市化的福音,需要对规避城市化厄运的关键和途径,做出科学的解释与相应选择。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发展实践来看,如果城市化推进不当,就可能变成厄运。城市化就是人口城市化,产业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规避城市化厄运的关键是城市化必须以工业化为前提,必须以保障农民进城就业为核心。通过实证发现,我国城市化进程表现为下列特征: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总体和空间扩张总体均呈逆向变化,而人口集聚与空间扩张总体则呈正向变化。因此,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道路,必须发展以特大城市和巨大城市为中心的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的城市群,优化城市组织结构;必须重点推进产业集聚,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必须优先解决已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市民化。     

落后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消费分析及政策含义

与发达地区相比,落后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具有不同特点,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并不足以解释落后地区城市化的意义.文章认为,城市化的进程是一个消费增加和集聚的过程,因此主张:(1)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应首先着眼于发挥"本地型"消费在引致投资、增加收入、重塑经济形态、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2)制定城市发展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城市化对居民显性和隐性生活成本的影响,从而为正确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城市化的互动作用

产业集群是众多植根于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专业化的、相互关联的企业及相关机构,为获得竞争优势而集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形成的产业群落,城市化直接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而产业和生产要素的集聚则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依托于工业化的推进,而产业集群会带来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好处,并能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效途径.这种互动作用决定了产业集群是城市化的重要助推器.同时,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会逐步得到改善.     

我国人口城市化悖论的化解及其经济学分析

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城市化悖论问题,主要内容包括城市化人口生产方式与社会整体发展不协调,社会角色转换与相应政治权利缺失,国内经济一体化与社会文化排他性,农村社会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缺失等."拉美陷阱"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启示作用.走新型城市化道路是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根本出路.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中国大陆各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统计分析

利用2008年中国大陆31个地区的数据，从经济、公共服务、城建和人口等四个因素出发，运用因子分析和系统聚类的方法建立各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结果显示：中国大陆整体城市化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地区间城市化发展水平差距较明显，城市化各方面的因素水平发展不平衡。应在大力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发挥优势地区的带动作用，促进城市化水平协调发展。     

走以大城市为主导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人口城市化道路“以小为主”还是“以大为主”,争论的实质在于城市规模效益的评价。突破以往仅就经济特别是工业化评价城市规模效益的局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集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效益于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规模效益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综合效益与城市规模成正相关变动的结论,为阐发以大城市为主导、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走“以大为主”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并非城市规模越大越好,因为城市规模与经济、社会因子等的效益不完全成正相关变动,需要具体分析,警惕拉美超大城市畸形发展的城市化“陷阱”发生。     

工业化、城市化中的土地问题——以巴西为例

文章在简要回顾巴西土地制度及城市化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巴西如何处理土地制度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及由此带来的后果。研究发现,巴西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长期采取扶工抑农政策,结果造成工农发展失衡,城市化畸形发展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巴西的经验教训,对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如何正确处理土地制度与工业化、城市化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城市功能意义的城市化及其产业支持

城市化不能停留在已有的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意义上，需要进入新的阶段，即进入突出城市功能的城市化阶段。生产要素、市场、公司、现代服务业向城市聚集构成了城市化的新内容。服务业是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现代化的载体和依托、与城市化有互动的关系。强化城市的市场功能与提高城市中服务业比重相关。这一轮城市化，进城主体主要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农村人口进城，而是先进的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科技与高科技人才进城，是服务业进城。制造业出城进入城镇导致新的意义的城镇化。现代的城市化不仅是要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城市要素向城镇和农村扩散的过程。     

环鄱阳湖地区县域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思考

根据环鄱阳湖地区县域人口、城镇化的基本状况,通过分析制约县域人口迁移与城镇化进程的深层因素,探讨促进环鄱阳湖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从而得出处理好人口、城镇化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促进环鄱阳湖地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湖北省城市化水平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推动湖北省城市化进程，以更好地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势，以全国和湖北省1952年以来各年城市化率作为研究样本，探讨了湖北省城市化的总体水平、空间差异和发展特征。并根据湖北省城市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发展阶段性，采用相关分析方法，分1986-1994和1995--2000两个时间段，对湖北省近15年来城市比水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结果是：区域经济水平、科技教育水平的高低一直是湖北省城市化发展重要而且稳定的影响因素；工业化对湖北省城市化的影响最为重要，目前由于影响因素的多元化，其地位相对来说略有下降；第三产业、农村非农产业也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而且其作用还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不断加强；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是城市化发展不可忽视的支持因素，农业现代化必须与城市化同步进行。相对而言，湖北省经济外向度、民众投资、消费能力尚不够强．交通、医疗业尚未形成优势．所以这些因素对湖北省的城市化的影响尚不明显．     

资源约束条件下人口城市化模式研究

从资源供给的角度看,人口城市化模式取决于一个地区实际人口与资源承载人口的关系.而区域资源承载人口取决于生态、经济和自然等多种资源的综合承载人口,且资源承载人口是动态的,是生产力的函数,自然资源承载是基础,经济承载是关键,生态承载是限制.本文探讨了资源承载人口的计算方法和模型,运用该模型对吉林省四平市2003年的承载人口进行了测算,分析了现实人口与承载人口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人口城市化的模式.旨在达到区域土地供给约束、人居需求扩大和城市经济增长的三项式关系的平衡,使我国人口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产城融合视角下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研究

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新型城镇化在新型工业化的推动下发展,新型城镇化则承载新型工业化,“两化”同步发展有助于实现城镇和产业融合发展。只有正确把握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现状,才能有效破解“去工业化”、“伪城镇化”等畸形发展障碍。鉴于此,运用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分析法、国际通用衡量法,分析了我国城镇化目前所处阶段,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各地区间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建议。     

健康城市化与农地制度改革

我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相对稀缺,目前又面临人口膨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挑战,如何正确处理土地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引导我国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议题.分析了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合理现象,并指出问题根源在于农地制度的缺陷所导致的政府在土地市场的垄断.进一步探讨农地制度改革的途径,目的在于打破政府垄断局面,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为城市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