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以环渤海地区27个城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相互促进与制约,共同影响着城市的发展状态,准确把握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构建环渤海区域27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两者之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内各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内部指数水平均处于波动状态,且处于非同步型阶段,各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差异明显;(2)研究区域内城市的耦合度均处于拮抗阶段,且以中高度耦合为主;区域空间耦合度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中京津冀圈耦合度达到中高度耦合,山东半岛圈和辽东半岛圈耦合度较低,需要进一步提升;(3)研究区域内各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排序呈"橄榄型",处于排序两端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无明显变化,且环渤海空间区域三个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的空间响应关系。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性及其时空分异——以黑龙江省12个地级市为例

以黑龙江省1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5、2008、2011和2014年为评价时点,采用聚类分析和方差分析筛选指标的方法,建立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土地集约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性及其时空分异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黑龙江省各市土地集约利用效益大多滞后于新型城镇化质量,城市间土地集约利用效益差异显著;(2)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土地集约利用效益均处在颉颃耦合阶段,以中等强度耦合为主,高强度耦合城市渐少;(3)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土地集约利用效益协调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呈典型"T"型地域分布特征,与优质协调存在一定差距,但呈不断优化态势;(4)城市间的协调性呈弱相似属性随机分布状态,集聚状态趋好但远不及最佳规模效应;协调性的次热点区数增加,冷点区数减少,冷热点演变渐趋稳定,热点区型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西南部和南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互关联、彼此促进、融合共生。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局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11—2019年16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成都、绵阳和重庆等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的城市往往新型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偏低但上升趋势明显，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较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90%以上的城市属于领先型地区，且处于良好协调阶段的成都、重庆和绵阳与其邻近城市有较大差距，亟待发挥带动作用。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上)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城市建设面积在快速增长,但是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出现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在耦合颉颃阶段,以高等强度耦合城市为主。(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和勉强协调阶段,城市比重很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城市所占比例很高,空间上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依次递减的空间结构。(4)协调度类型方面:沈阳和大连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盘锦处于次高水平协调区,鞍山和抚顺等6个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协调区,丹东和朝阳等中小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上看,沈阳和阜新属于同步型,铁岭和朝阳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其余10个城市属于土地滞后型(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刊出)。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关系比较研究北大核心

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协调的逻辑框架,利用熵值法对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13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耦合度较高;各城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协调度参差不齐,北京为良好协调,天津和唐山为初级协调,其他城市为轻度或重度失调;2010、2015、2018年3个年度里,北京、天津、承德、张家口、秦皇岛5个城市为新型城镇化引领型,新型城镇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贡献度较高;2010年廊坊为新型城镇化引领型,2015年转变为乡村产业振兴引领型;而石家庄、唐山、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7个城市则为乡村产业振兴引领型,乡村产业振兴对新型城镇化的倒逼作用高于新型城镇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促进作用。     

生态文明背景下健康城市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京津冀为例

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研究了生态文明背景下,2007—2017年京津冀13个城市健康城市建设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1)京津冀健康城市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均值随时间均以京津为中心向四周扩散递减,但健康城市发展整体水平要优于土地集约利用。(2)耦合协调水平区域差异明显,但随时间差距逐渐缩小;历年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均呈显著集聚状态,但空间差异逐渐缩小。(3)因子探测器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影响耦合协调发展的主导驱动因子,交互式探测器进一步揭示了各驱动因子的交互促进能力。研究结果对于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缩小区域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城市建设面积在快速增长,但是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出现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在耦合颉颃阶段,以高等强度耦合城市为主。(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和勉强协调阶段城市比重很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城市所占比例很高,空间上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依次递减的空间结构。(4)协调度类型方面:沈阳和大连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盘锦处于次高水平协调区,鞍山和抚顺等6个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协调区,丹东和朝阳等中小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上看,沈阳和阜新属于同步型,铁岭和朝阳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其余10个城市属于土地滞后型(本文分为上下两部分刊出,上半部分已在本刊2019年第5期刊出,此为下半部分)。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我国东部地区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演化研究

构建了物流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00—2015年东部12个省份的区域物流业与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揭示了两者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各省份两者的耦合协调性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5年,物流业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物流业波动性较大,2012年后城镇化滞后物流业发展已成主流趋势。另外,目前只有上海处于中级协调阶段,北京等7个省份为初级协调,其余4个省份仍处失调阶段,空间分布呈"集中—分布—集聚"状态,总体协调程度不理想,仍需进一步调整改善。     

城镇化发展与土地健康利用协同演化关系——以长春市为例

将线性加权和法、剪刀差方法、耦合协调模型结合,以长春市为例,分析评判城镇化发展与土地健康利用的协同演化关系。结果表明:1长春市城镇化发展总体上呈稳定上升趋势,土地健康利用呈曲折缓慢上升趋势;2剪刀差α先平缓波动后快速上升,其协调演化形势紧张;3耦合度C呈先快后慢的上升趋势,说明其协同作用增强,但仍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D呈先快后慢的上升趋势,说明其协同作用的协调程度改善,但仍处于濒临失调状态。长春市城镇化发展与土地健康利用呈现较强的相关性,其发展水平、演变趋势直接影响二者的协同演化关系,未来发展应在稳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高度重视土地利用系统的健康状况。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耦合分析北大核心

以黄河流域2011—2018年6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的耦合协调程度,并利用弹性系数法研究耦合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耦合度整体处于磨合水平,研究期间先升高后下降。(2)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耦合协调程度整体上处于中低度水平,高度耦合协调地区仅出现在省会城市,地区分异明显,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3)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耦合关系以滞缓型为主,协调型占比较少,衰退型占比较多,耦合状况较差。并据此提出因地制宜、统筹协调的耦合协调发展策略建议。     

“三生”空间理念下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京津冀13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研究探析城市间及各城市"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稳定;新型城镇化水平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优势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不足;"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度偏低。因此,为实现"三生"空间协调发展,应加强城市间的互动联系,提升重点城市的带动作用,合理评估各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业和人口承载水平。     

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度分析

本文利用熵值综合评价法和耦合法,研究了2002—2011年西北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和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水平。研究发现:总体上,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水平不够高,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西北民族地区呈现出明显的城镇化超前,土地集约利用滞后的勉强协调发展特征;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度存在区域差距,但呈趋同趋势;就土地利用而言,发展大中型城市有助于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政策建议:若要集约土地利用,则应大力发展大中型城市;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广泛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分析

通过探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协调交互作用和空间关联度,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促进黄河下游地区人地协调、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提升提供依据。以黄河下游166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分别测算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关联格局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空间依赖性程度的分布规律。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总体为“东西高、中部低”的分布特征,地域差异明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域差异较为明显,表现为“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整体呈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向过渡、磨合阶段逐步提升,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性,但空间自相关性逐渐降低且存在一定规律,显著高—高区与显著低—低区空间聚集性较强,显著低—高区与显著高—低区数量较少。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显著。     

西北地区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分析——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西北地区2006-2017年的数据,文章构建了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城镇化各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发现:西北地区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步上升;人口-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4,处于较高失调阶段;人口-空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逐渐上升趋势;人口-社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逐渐上升至中度协调阶段;人口-绿色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至中度协调阶段,并处于上升趋势.     

基于改进CRITIC法的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

针对新型城镇化研究中在赋权方面不能全面考虑指标数据的离散程度、相关程度和对比强度三大数据属性的问题,本研究利用熵值法改良CRITIC法后对指标赋权。在建立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明确新型城镇化水平,不仅包括综合指数方面,还包含内部协调方面的基础上,测度了2007—2016年西部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研究表明:2007—2016年西部各省份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指数在稳步提升;协调性方面由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发展到了中级及良好协调阶段,但区域内部差异明显;利用Thiel指数对西部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σ收敛检验,发现西部新型城镇化水平的Thiel指数曲线呈"W"状分布,σ收敛趋势不明显。最后,提出促进西部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的政策建议。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逐年上升,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有所波动,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度不高;耦合协调度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市域差距不断缩小;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滞后型,研究时段后期,个别城市转为生态环境滞后型。(3)从影响因素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调控能力对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具有一定的影响。     

重庆市“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分异及耦合协调性

综合运用熵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挖掘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并以重庆市为例,对研究区2002—2012年"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度、协调指数、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格局差异进行测算、分析,以期为重庆市未来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序列上看,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受区位条件、国家和地方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同阶段性特征;2从空间格局上看,重庆市县域城镇化质量协调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空间非均衡性较为显著,呈现出以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为中心,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差异特征;3城镇土地资源利用效益偏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现阶段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两个关键性因素。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