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对企业R&D决策的实证检验

突破传统的宏观效应研究,从微观视角考察了反腐败行动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反腐败行动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随着地区反腐败力度的增加,企业RD投资强度得到显著提升。相对于国有企业,反腐败对民营企业RD投资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政府管制行业,反腐败对自由竞争企业RD投资的积极作用表现更充分。从企业层面拓展了对腐败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也从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当前社会存在的"反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的谬论。     

我国创业企业研发投资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以2009—2011年我国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等角度,实证考察了其R&D投资的经济绩效。结果显示:创业企业的R&D投资整体上并未呈现出积极的经济效果;R&D投资的经济效果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制造业创业企业的R&D投资对其经济绩效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该影响具有滞后性;信息技术业创业企业的R&D投资对其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经济绩效均未产生积极影响,表明信息技术业创业企业的R&D投资存在一定程度的非效率行为。     

R&D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浙江永康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应用企业资源观和组织学习理论,旨在检验R&D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作用机制。来自浙江永康市139家制造企业的数据表明,R&D投资对企业绩效各个维度的影响并非一致。具体而言,R&D投资和企业利润呈倒U形关系,而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R&D投资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是通过新产品作为完全中介变量的。本文的研究结果暗示,对于R&D投资到一定水平的企业,再增加R&D投资需要谨慎决策。此外,除了产品创新,企业管理者需要探索创新其他渠道,并努力发挥多种渠道的协同效应。     

R&D投资、IT投资与企业业绩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来自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经验证据

结构资本包括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前者主要源于R&D投资,后者主要源于IT投资。通过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R&D投资、IT投资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发现:①R&D投资对企业业绩具有非线性效应,最优R&D投资点为5.48%;②IT投资对企业业绩的非线性效应不显著;③R&D投资与IT投资之间的协同效应没有发挥出来,且各种滞后效应均不存在。     

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资的融资约束——基于规模和所有权的实证分析

构造了高新技术上市公司R&D投资的融资约束模型,利用2008—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从R&D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的视角,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上市企业R&D投资面临的融资约束,并进一步按企业规模和所有权的不同将样本企业分组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R&D投资面临明显的融资约束,依赖于企业内部现金流量;相比大型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资更依赖其内部现金流量,面临更严重的外部融资困境;相比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资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提出: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政府应着力建设、完善与高新技术企业相匹配的多层次融资体系,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加。     

寻租行为与R&D补贴效率损失

本文在企业救助模型上作了简单的拓展,梳理了地方政府R&D补贴对象选择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并从企业角度和社会角度,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寻租引致的效率损失。研究表明,反腐败力度的加强减小了寻租空间,显著地增加了企业的R&D投入。政府研发补贴无论是对企业的收益率、专利数量,还是对社会税收、经济增长率,都是显著的负效应,充分反映了我国R&D政策的低效率。本文的结论对于提高我国R&D补贴的绩效具有启示意义。     

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是我国发展科技创新型经济的关键问题,文章以扬州市千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从R&D经费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及自主创新绩效等方面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R&D投入与专利数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年的R&D经费投入与创新绩效正相关且不具有时滞性,人力资本投入与创新绩效正相关,但不及R&D经费投入对创新绩效的贡献大。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机理研究

税收优惠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可以从3个方面来激励企业R&D投入.一是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R&D投资资本的使用成本,增加了企业R&D资金来源,从而刺激企业增加R&D的投资;二是税收优惠政策使政府承担了一部分企业R&D投资的风险损失,降低了企业R&D投资风险,从而鼓励企业提高持有R&D资产的比例;三是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了R&D人才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企业投资R&D人力资本的成本支出,从而提高了R&D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     

政府R & D资助强度、企业R & D能力与创新绩效

近年来随着政府科技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上市公司普遍接受了政府R&D资助,同时其有效性问题也备受关注。从企业的角度,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政府R&D资助强度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R&D资助强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先增加,而当资助强度达到一个临界点后,作用效果就会降低,这种作用效果在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更明显。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

跨国公司R&D投资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R&D资源的一种投资活动。其在华R&D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中介组织、政府及区域创新环境的作用表现出来的。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创新：协同治理与信息共享视角

共同机构所有权能够强化行业联系，推动信息、技术和经验跨边界整合共享，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促进生产要素向企业集聚。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例，考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其联结程度和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创新，且经过倾向得分匹配法、Heckman二阶段回归等内生性检验和敏感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发挥协同治理效应和信息共享效应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并且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进程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结论可进一步提升对共同机构所有权这一新兴市场现象的认知，同时为决策部门制定政策方案提供参考。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重商文化、腐败与企业创新投资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研究较少。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地区腐败在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水平更高,且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受腐败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影响,重商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持续创新企业的信用画像特征——基于关键词迭代法

持续创新是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信用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从信用角度深入探讨持续创新企业具有的特殊信用画像特征，采用关键词迭代法，利用CiteSpace分析持续创新和企业信用两类中文文献的关键词，发现企业合法性、践约度和企业信用文化3个维度对两类文献关键词具有交叉重迭性。为了验证上述假设，进一步细化3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全面筛选2010—2019新三板和创业板企业数据，选择符合持续创新条件的189家企业共1890个面板数据，应用Bootstrap模型验证持续创新企业信用画像3个维度特征，取得创新性理论成果。结论进一步拓展了创新研究视角，丰富了信用理论体系，可为企业开展持续创新活动提供实践指导。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公众关注度和市场进程的调节作用

“波特假说”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讨论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情景因素的关注。基于2011—2019年730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在市场化进程影响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公众关注度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和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结果表明，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公众关注度对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还为我国企业提高信息共享意识以及政府优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微观证据。     

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外部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在不同外部环境下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上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运用异方差稳健OLS模型和Logit模型，研究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我国不同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VC早期进入能够显著促进被投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表现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②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早，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③企业所在行业竞争水平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晚，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     

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效应? 协同自发抑或协同响应

数字技术能够对组织协同创新活动以及数字经营环境产生差异化影响,重塑企业创新效应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径。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技术与组织、环境间的联动交互及组态匹配关系对特质各异的企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协同视角构建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的TOE分析框架,通过对64家数字密集型企业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组织与数字技术在多主体协同过程中的交互方式主要分为协同自发与协同响应,具体包含4种组态类型。协同自发方式主要包括以高层次人才为主导的人才驱动型与以组织开放度为主导的文化引领型;协同响应方式主要包括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导的需求推动型与以政府注意力分配为主导的政策拉动型。结论能够为解释企业创新应用数字技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不同技术条件与资源禀赋的企业提供针对性协同策略,为我国协同创新实践提供新的优化路径,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方向。     

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公司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校友关系会对管理者决策产生影响。选取2012—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考察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进而揭示其中相关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会促进公司创新投入;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正向调节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公司中更显著,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对上述促进作用的影响并未表现出显著不同。研究结论能够为公司更有效地植入校友文化、完善选人用人与高管再教育机制等提供管理启示。     

产业异质性、税收激励与自主创新

以2007-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考察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①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激励作用,有效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②基于企业所属产业异质性视角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等产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投入、生物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产出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研究关于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和“抑制效应”的争议,也对完善中国创新税收激励制度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