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区域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以珠三角为例

基于珠三角城市-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用时间序列的指标,构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采用均方差决策法确定权重,进而分析区域和城市尺度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间特征,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区域土地集约利用随时间变异的程度较小,大体呈现"U"型变化特征;2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由"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向"肇庆-惠州-中山"等外围城市不断降低,存在空间圈层结构;3土地利用结构、投入强度是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程度的重要因素,城市空间规模和人口规模的分散化发展降低土地利用集约水平,而经济增长、环境绩效和科技投入有利于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清代山西的田地数字及其变动

尽管光绪《山西通志》中记载的田地数字不是完全通过实际丈量得来的计量亩,但在目前没有其它更为系统全面和准确真实数字的情况下,其价值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在考虑到资料性质在时间上的前后同一性和空间上的区域相似性情况下,其土地数字的变动应该基本上可以反映清代山西各地土地垦殖的变化情况。从先绪《山西通志》的记载看,清代山西各地田地数字的变化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开发历史和土地垦殖限度都有着很大关系。     

四川历史上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水土流失

本文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含重庆)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     

明清农业垦殖论略

明清时期,人口急剧膨胀所形成的巨大压力转化成为农业垦殖扩张的强大促动力量,掀起了一次持续的农业垦殖浪潮。由于此前的宜农土地垦殖已趋向基本饱和,垦殖扩张所向,主要是条件相对差、难度相对大的省际山区、江湖河海滩涂、沿边僻远地区等。与此相应,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推广,成为当时农业垦殖扩张的重要条件。垦殖扩张所及的不少地区,都以玉米和红薯为主要种植作物。受上述诸因素影响,明清时期农业垦殖过程中体现出盲目性、强争性、粗放性和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及局部专业化生产等特点。这些特点对垦殖效益的影响巨大而且深远,至今不可忽视。从社会经济方面言之,明清农业垦殖的效益主要体现在耕地面积扩大、粮食生产量增加——从而对养活膨胀的人口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调和了地区间的开发不平衡状况以及对商品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等方面。除此之外,垦殖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亦不可忽视,诸如对森林资源及其它植被的过度浪费和破坏;必然引起的水土流失,致使“山形骨立”,江湖淤垫;众多山区林产品趋向枯竭;动植物资源品种急剧减少以及对气候调节功能的削弱、自然灾害的增多加剧等;过度的垦殖,盲目的农侵牧、牧改农引起的大面积土地沙化;还有因围垦而导致的河湖水面积急剧萎缩,由此造成的调蓄功能的破坏和灌溉效益的丧失以及对航运、水产以至于气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湖区围垦过度与山区毁林垦殖的紧密联系不可忽视,二者不可孤立看待。治水治山亦是如此。     

土地利用结构的区域差异研究——以四川省邛崃市为例

根据2003年土地利用详查变更资料库中的数据,采用景观生态学结构定量分析方法,对邛崃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调整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建议,以达到土地的高效、合理利用的目的.研究结果表明:邛崃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区域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地理位置、地貌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政策等因素影响土地利用的结构.     

明清鄂西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垦殖

明清时期，平原地区宜农土地的垦殖基本饱和，人口继续膨胀，人均耕地日益减少。严峻的生存危机迫使人们大量涌入资源丰富、荒而未辟的广大山区，从而掀起山区开发的高潮。鄂西山区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鄂西山区的人口迁移和土地垦殖的研究，试图勾划出该地区农业开发的基本轮廓，并探讨其经济发展规律，以期对当今的农业生产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从人口、耕地、粮食生产看清代直隶民生状况——以直隶中部地区为例

中国传统社会的百姓生活与人口、耕地及粮食生产密不可分。自清初始，在政策鼓励下，直隶地区开垦大量土地，促进了人口再生产。在人口增长与土地开垦过程中，人均占地量呈减少趋势。这点在直隶中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在以传统粮食作物为主要种植类型。粮食亩产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土地供养人口的能力也随着人均占地量的减少而减弱。     

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

二、清代陕南种植业盛衰变迁原因清代陕南种植业盛衰变迁似乎可以直观地归结为人口的消长这一简单的原因。然而,将一个地区的种植业的盛衰仅仅看作人口消长的简单结果是不全面的,这样做,容易忽视种植业自身的规律,同时不利于全面认识导致种植业盛衰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即使以人口论,一个地区人口规模对其生产效率的影响,事实上也取决于其自然的和经济的条件以及政治环境。故此,考察清代陕南种植业盛衰变迁的原因,应当看到包括人口变动在内的各主要社会经济条件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对种植业的内在规律予以充分注意。鉴于清代陕南种植业变迁的具体情况,本文着重从农业政策和农业垦殖方式两个方面探讨种植业盛衰的原因。     

东北垦殖与黑龙江垦区经济发展

从外来移民垦荒的角度,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在掌握不同时期垦殖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建国前东北垦殖在耕地规模扩大、耕作方式、种子改良和农作物新品种培育等方面对黑龙江垦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基于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研究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996-2005年,区域耕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变化幅度较大,交通用地变化较快.人类活动对区域土地利用干扰度较强,且有增强趋势.各地类重心分布发生一定偏移,耕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重心偏移较明显,有向北移动趋势.人口、经济、政策等人文因素是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人为影响程度是区域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黄土高原粮食生产潜力与增产配套技术

计算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区各类粮食生产潜力,采用Ｈｅｌｍｕｎ ｌｉｅｔｈ估算式计算了全区粮食气候生产潜力。提出了粮食持续的战略对策。为正确指导粮食的区域平衡政策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贫困问题与生态重建

“生态贫困”是由于环境先天脆弱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环境污染、破坏性的工程建设等人类活动引致生态环境恶化,最终导致的贫困;分析了西部先天脆弱环境对西部生态贫困区域的形成、分布、人类生存和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总结出三大生态贫困地区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脆弱的环境因素,其成因机制包括生态环境的脆弱、人类生存环境恶劣、自然禀赋较差;提出了西北黄土地区实施植被的生态恢复;西南石山地区适宜配合生态经济林的植被恢复、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以及加快城市化步伐;青藏高寒区重点优化资源开发模式、控制人口增长和强化生态文化意识等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建议。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及补偿年限的实证分析

针对退耕还林的经济补偿政策存在的不足,运用黄土高原地区陕西吴起、定边及甘肃华池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分别运用收入增长法及征地法确定更为合理的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及其补偿年限;同时基于现实的考虑,应在原有退耕还林经济补偿政策基础上适当降低补偿标准,延长补偿年限。     

黄土丘陵区贫困县农村空心化现状及其影响分析——以和顺县为例

[目的]近年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导致了多地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而黄土丘陵区贫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质地貌环境和人为因素导致该区域的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尤为严重。文章旨在探究以和顺县为代表的黄土丘陵区贫困县农村空心化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并根据农村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研究成果,对改善和顺县空心化现象和促进劳动力回流给出了对策方案和治理建议,以期为和顺县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村耕地和建设用地高效利用最终实现精准扶贫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该文以和顺县为例,在借鉴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的数据,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和顺县农村空心化的基本现状和影响。[结果](1)和顺县超过1/3的村庄空心化程度大于50%;(2)外出人口主要为60岁以下的村庄数量超过了调查村庄总数的80%,留守以老人和儿童为主,80%的村子每年回村的次数不超过5次;(3)大部分村庄的耕地出现了荒废的情况,13.75%荒废程度较严重;56.79%的村庄没有针对空心化现象采取促进劳动力回流的措施。[结论]农村劳动力迁移导致农村空心化给农村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但其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包括大量耕地被闲置和抛荒、农村产业发展缓慢、农村居住环境恶化、留守老人看病困难、留守儿童教育困难等。在调查中,有半数以上村庄没有针对空心化现象采取促进劳动力回流的措施,而部分采取措施的村庄中,多数村庄遇到了资金、技术等困难,使得这些措施的效果不明显。     

辽南地区环境磁学特点与环境演化关系

本文对辽南滨海地区的周家沟黄土剖面采集的土样进行磁化率测量,并与中国东部滨海其他地区和黄土高原洛川黄土磁化率进行对比分析,了解到本地区基本与山东长岛磁化率值相同,且略低于镇江下蜀黄土和浪岗山黄土。且本地区磁化率值和变化幅度都明显小于洛川黄土,说明了两地间黄土物源差异和黄土形成时期气候差异。     

我国畜禽养殖污染分区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畜禽养殖业的迅猛发展,畜禽养殖污染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污染源,威胁着我国的水环境和土壤环境等。文章利用我国各省畜禽养殖污染统计年鉴数据,依据各区的畜禽养殖污染总量压力、土地负荷压力和地表水负荷压力以及经济负荷压力等级对我国主要畜禽养殖污染区域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黄淮海地区为H-H-H-H型畜禽养殖污染区,是我国畜禽养殖污染压力最大的地区;青藏高原区为L-L-L-L型畜禽养殖污染区,是我国畜禽养殖污染压力最小的地区;东北区和东南区畜禽养殖污染压力也较大,分别为H-M-M-H型畜禽养殖污染区和H-H-L-M型畜禽养殖污染区;蒙新高原区和黄土高原区畜禽养殖污染压力中等,分别为H-M-M-H型畜禽养殖污染区和H-H-L-M型畜禽养殖污染区;西南山地区畜禽养殖污染压力中等偏低,为M-M-L-L型畜禽养殖污染区。基于上述研究,该文对各区畜禽养殖污染的分区环境治理提出了若干针对性建议。     

西部生态脆弱区农用地质量等别限制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该文以云南陆良为代表的云贵高原区、重庆丰都为代表的四川盆地区、陕西凤翔为代表的黄土高原区、新疆阿勒泰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以及内蒙古达拉特为代表的内蒙古及长城沿线农牧交错区为例,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对5区农用地质量等别特征进行了系统对比分析,查明了各区农用地质量等别主要限制因素,并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为耕地质量保护和建设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以上述5区为代表的西部生态脆弱区农用地等别总体偏低,农用地多为中等地和低等地,高等地分布较少,优等地无分布;有效土层厚度、有机质含量、灌溉条件是5区耕地质量等级的共同限制因素。pH值、表层土壤质地、排水条件以及盐渍化程度为西北地区和内蒙古农牧交错区特有的限制因素,岩石露出度为云贵高原区特有的限制因素,灌溉水源为黄土高原区特有的限制因素,林网化程度为西北地区特有的限制因素。在制定区域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政策时,既要考虑共性限制因素,更要着眼于区域特有的限制因素,根据各区耕地质量等别限制因素制定相应提升策略。     

辽东湾沿海及内陆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效应对比分析

以位于辽东湾北部的营口市和辽宁省内部的鞍山市为研究区,引用研究区土地利用图形数据,通过将景观斑块分类的方法,对辽东湾沿海及内陆城市的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效应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辽东湾的优势景观为林地和旱地。(2)鞍山市的区域生态环境指数为0.43,营口市的区域生态环境指数为0.51。辽东湾沿海城市较内陆城市生态环境好。     

基于流域的邹城市土地利用水环境污染评价

土地利用对区域水环境的污染主要途径为生产或生活污水排放；区域水污染的扩散主要是农业灌溉使用地表水引起的土壤污染扩散；利用DEM提取邹城市域的流域数据确定水体的服务范围；应用收集到的邹城区域废水和COD污染数据进行了基于流域的土地利用水环境污染评价；发现位于白马河流域范围内的乡镇水污染程度比较高，而邹城东部区域乡镇的土地利用水污染程度相对较低；使用DEM数据评价区域土地利用水环境质量可以降低评价成本、提高速度，虽然精度不高，但对于中尺度的区域土地利用水环境评价具有优势。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城市土地市场发育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关系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分析城市土地市场发育与土地集约利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效应,为转型期中国城市土地利用集约水平的提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实现途径。研究方法：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结果：中国城市土地的市场化程度与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较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而在短期内却是失衡的,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各异。在东部,城市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冲击效应为正,且随时间推移而递减,短期内降为0;在中部,城市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效应为正且长期存在;在西部,城市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效应短期内为负,而随时间推移变为正值且逐渐增大。研究结论：促进城市土地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是促进转型期中国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主要手段,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应根据土地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政策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