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贸易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重大变化,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全球性生产网络的建立和产品内贸易的不断增长。产品内分工基础上的产品内贸易的发展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影响,它拓宽了经济开放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贸易参与度,但处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所获收益却并非一致。     

浅谈国际贸易类型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现实类型大概经历了产业问贸易、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分工三个阶段,概括而言,比较优势的传统力量可以对一组产品发挥作用,新贸易理论则适用于解释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所导致的产业内分工贸易模式;而当分工深入到产品内之后,贸易的技术结构和垂直专业化水平成为新的分工形式下衡量贸易结构的主要基准。     

产品内分工对当今国际贸易发展产生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趋势下,内分工的产生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及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而形成的.这种生产模式改变了跨国公司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将企业的价值链进行了全面的分解.由此可见,产品内分工的盛行,对当前整个国际贸易发展造成的深远的影响,本文在此对这一现象做以下论述     

产品内分工下西方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突出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即为出现了以纵向专业化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协作，即原来集中于一国或一地的产品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某特殊阶段或零部件与组件的生产，从而使国际分工由产业间、产业内深化到了产品的内部，我们将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intra—product trade，参见Amdt，1997 and 1998）。产品内贸易不同于产业内贸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重新活跃起来，不但在量上构成为国际贸易显著增长的原因，而且成为国际贸易流向与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根据Feenstra与Hanson（1997）的计算，美国进口投入品占总中间投入品购买量的比例从1979年的8．6％上升到了1990年的13．9％，     

产品内贸易、技术创新与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

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特别是随着FDI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布点，传统意义上的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正在被打破，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企业内部，分工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本文以当前新贸易现象为实践基础，以贸易分工理论为理论基础，初步构建产品内贸易的理论模型及其利益分配机制，从产品内分工视角分析产品内贸易模式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影响，并认为中国企业应该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上进行攀升，进行技术创新，提升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产品内分工对当今国际贸易发展产生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趋势下，内分工的产生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及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而形成的。这种生产模式改变了跨国公司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将企业的价值链进行了全面的分解。由此可见，产品内分工的盛行，对当前整个国际贸易发展造成的深远的影响，本文在此对这一现象做以下论述。     

国际垂直专业化与贸易理论的相关拓展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盛行是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高潮的明显特征,带来了世界贸易性质的改变与贸易量的快速增长。对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大量研究,使标准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方法与结论等得到拓展。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由产品间分工深入到产品内分工,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与贸易理论相结合的新的分析框架。从经济影响看,国际垂直专业化使贸易利益的范围扩大,而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较之标准贸易模型的结论更为不确定。     

产业内贸易与比较优势——对产业内贸易根源的重新审视

流行的见解认为,比较优势只能解释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产业内贸易应当由基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的新贸易理论来解释。通过对1980年代以来的相关研究的回顾说明:第一,从纯理论来看,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之外的比较优势,可以作为产业内贸易的解释变量;第二,经验研究显示,比较优势是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原因。此外,结合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特点来看,探讨比较优势与产品内分工的内在联系是产业内贸易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趋势。     

基于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下中国与东盟、美国的贸易失衡

本文对中国、东盟以及美国在产品内分工的程度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美国的双边贸易和世界贸易结构,表明中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处于加工装配和出口最终产品的地位,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获取的价值有限.但随着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出现沿着产业链向上移动的趋势.中国、东盟在不断融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与在研发、设计和营销等环节上处于价值链上游的美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三方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决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是贸易失衡的根源.只要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未变,贸易失衡的状况将会持续存在.     

产品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我国分工地位研究

文章对产品内分工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阐述,并重点研究了我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及其所处的地位。     

Can Trade Agreements Curtail Trade Creation and Prevent Trade Divers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pre‐existing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TAs) dilute the trade creation effect and shield the trade diversion effect of new PTAs. Countries having pre‐existing PTAs enjoy smaller gains in intra‐bloc trade because of the dilution effect and experience smaller losses or even gains in extra‐bloc trade because of the shielding effect.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proposition that PTAs could be used to fend off future trade diversion.     

需求贸易理论与我国的绿色贸易战略

从需求角度考察国际贸易理论,需求模式的变动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影响贸易模式的发展和变化,因此,贸易格局的最终动因要到需求结构中去找。一国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市场规模,更取决于市场特征,内需在竞争优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外贸结构存在非持续性的弊端,实施绿色贸易战略,应该在注重外需因素的同时,充分发挥内需在培育绿色竞争优势方面的作用。     

技术贸易壁垒与我国出口贸易

技术贸易壁垒是目前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最主要手段之一。技术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发展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影响。利用世贸规则以防不合理的技术贸易壁垒和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科技含量显得尤为重要。     

中蒙贸易互补性与贸易潜力研究

文章利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中蒙贸易的互补性,建立扩展的引力模型探究两国的贸易潜力。结果显示:中蒙主要是产业间贸易,有互补的贸易需求;两国贸易为"潜力开拓型",潜力值波动不明显,还有未被发现的贸易潜力。中蒙应加强互联互通,在保持原有贸易模式的同时,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自可持续发展思潮产业和发展起来以后，环保问题愈来愈引人注目，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也已成为影响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受到WTO的高度重视。1995年WTO设 贸易与环境专门委员会（CET），以强化WTO对贸易与环境的管理，并在WTO导言中阐述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需要的目标。但是由于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所形成的协议之中对关税壁垒及传统的非关税壁垒的有关规定越来越严格，贸易的透明度进一步提高，传统的贸易保护进一步受到有效的限制，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不寻求新的贸易保护手段来实施其贸易保护战略。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借环保之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设置了“绿色贸易壁垒”。这种壁垒已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所使用的主要技术壁垒，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加入WTO后，外贸出口面对的国外贸易保护和关税壁垒状况将会大为改观，但是与贸易有关的环境因素构筑的绿色贸易壁垒将会威胁我国的贸易利益。在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的过程中，如何适应WTO多边贸易体制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达成的协议，如何突破西方发达国家日趋严格的绿色贸易壁垒，是我国加入WTO后，外贸环境能否真正得到改善的关键所在。     

中国当前的加工贸易与加工贸易政策(上篇)

本文概述了目前我国加工贸易的状况和政府给予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分析了加工贸易政策的利与弊，得出了加工贸易政策目前已经弊大于利的结论，提出了取消给予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的主张     

Trade Elasticities

Conventional aggregate trade elasticity estimates hardly vary across countries. We introduce an aggregate elasticity that is implied by theory: It is the value that equates the welfare gains from trade as implied by one‐ and multi‐sector versions of the model in Arkolakis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2012):94–130). These estimates are predicated on sector‐level values for trade elasticites, which we provide at three‐digit levels for 28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values for this aggregate elasticity vary greatly across countries, and they do so because of countries' patterns of production and because a given sector‐level elasticity displays considerable cross‐country heterogene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