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国有商业企业的改革选择

一、理念:改革思路的选择1995年以来,我国的国有经济改革沿着“抓大放小”的思路展开,由此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县级国有商业企业是属于“抓大”的范畴还是属于“放小”的范畴。     

“三化同步”大视野下我国的耕地保护

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然后重点剖析近年来我国耕地非农化趋势加剧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从住房保障、交通运输、水利设施、独立工矿地等方面全面分析未来建设用地需求,最后结合我国国情、农情和地情,跳出“就农业论农业”、“就土地论土地”的传统思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加强耕地保护的政策建议。     

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通过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

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模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助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否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存在探讨空间。本文基于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和教训的考察，指出“混合所有制”可以作为竞争性部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对于垄断央企的改革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经验，打破行政垄断，推动竞争性框架建立，并切实实现从“管企业”逐步调整为“管资本”，通过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     

制度短缺与激励的失效——对国企改革中产生的“代理问题”所作的一种解释

相当部分经济学家以此为基本理论框架,解析和解答分权式企业潜存的“代理问题”,认为“剩余索取权”的合理分配和“代理人”竞争机制的引入,是解决“道德风险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关键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2016年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三是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三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还没有形成持续复苏的基础。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根据模型预测,2016年中国GDP增速为66%,CPI为23%。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明斯基时刻”之考辨

最近这场信贷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明斯基时刻”作为标语在金融媒体、时事评论和学术出版物当中广泛传播。对该术语考辨后发现,源自后人发明的“明斯基时刻”尽管具有“危机拐点”和“危机过程或阶段”这两种不同含义,但它们却均是对明斯基思想的贬低乃至歪曲。该标语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简化以及曲解为单纯的“时刻”、“时段”、“融资分类法”或“非理性疯狂”,结果是,每个时期的金融危机,无论其特征如何,都可以冠之以“明斯基时刻”,而该假说所描述的动态机理却被忽视了。明斯基为我们所做出的最为重要且鼓舞人心的贡献在于“明斯基动态”,即他对现代金融化经济变得如此不稳定的内生动态机制的理解,而这种洞见如今却依然游离于主流思想之外,饱受忽视甚至压制。     

面向中国问题的管理学研究

依托西方理论的既有管理学研究奠定了学科成长和发展的基础,但随着中国管理实践的进一步本土化发展,实践素材愈发丰富、动态,既有研究难以充分对接实践,管理学研究呈现出若干典型特征,具体表现为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外源型研究范式、以小见大的普适型研究范式和理论实践间的逻辑自证范式。随着学界对学科“贡献感”的追求以及实务界对学科“价值性”的需求,亟待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该范式的核心要旨包括：树立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导向,开展基于“中国问题”刚性约束的适度优化研究以及确立“问题”主导下的东西方管理元素协同分工。     

身份与信任*——基于干部身份的实验证据

本文设计了由中国大学生被试作为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投资实验,通过在实验中“泄露”不同完备和对称程度的信息,检验了在“无信息”、“单向信息”和“双向信息”三种不同的环境下,“学生干部”这一社会身份对“信任”和“值得信任”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多数中国学生被试之间存在着彼此信任和值得信任,这使得双方实现了“双赢”。其次,受托人的干部身份,招致了委托人更高的可信任度;但干部在其身份信息不公开时,并不比无信息状态下的受托人更值得信任。再次,双向信息的干部身份可以显著提升干部的互利性,使得他们比无信息状态下的受托人有着更高的值得信任的水平。     

生育指标和婚姻匹配*

本文通过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来检验贝克尔（Becker）关于婚姻的经济学理论。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实行“一胎化”政策,但随后逐渐允许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即“双独二胎”政策。由于“双独二胎”实施前不同省份“一胎化”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同,所以放开“双独二胎”在不同省份间的政策效果也不同。笔者利用政策实施时间前后和省份间政策力度的差异,采用二重差分的实证设计进行分析,发现“双独二胎”政策增加了独生子女之间的匹配,减少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混合匹配”。笔者建立搜寻—匹配模型对“双独二胎”政策如何影响婚姻市场均衡进行分析。二重差分的实证分析得到的证据与模型的推论相一致,实证结果在一系列检验中保持稳健。     

创新系统视角下创新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遵循维佐利克和哈克特（Wieczorek and Hekkert）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模型,并在创新政策体系框架下,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创新政策对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基础设施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投入政策”、“开放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股份制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校庆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7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建校60周年。为迎接校庆,工商管理学院于97年9月26日举办了“工商管理学院校庆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股份制与国有企业改革”。     

四十年中国经济体制的三次革命*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三次革命，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革”了人民公社集体生产经营体制（“大锅饭”体制）的“命”。国有企业改革依次进行了企业身份转换（企业与政府关系变革）、企业经营权变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三阶段革命，使国有企业由政府的附属物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微观主体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和升级，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目前，这三次革命还远没有完成，需要加大加强加深改革开放。     

特色小镇的功能聚合与战略选择——基于浙江的考察

作为“产城人文”融合共生的新型空间组织，功能聚合对特色小镇的内涵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首先对特色小镇的功能聚合进行了属性分析，指出产业、文化、旅游、社区这四大功能之间的“目标一致性”和“内在关联性”直接影响了特色小镇的功能聚合度。面对特色小镇“功能不聚”“聚而不合”的现实困境，本文在成因分析基础上，结合浙江省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以“正向聚合+有机聚合”为核心的内在机理，并从“主业聚焦、空间优化、价值提升、人才引领”四个方面思考了提升特色小镇功能“聚合力”的战略路径。     

论商业银行“一级法人”和“分级经营”的协调运作

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分级经营”的组织管理制度,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然而,由于传统的、专业化的经营管理机制的惯性使然,现实中“一级法人”和“分级经营”经常发生着激烈的摩擦和碰撞。如何既保证一级法人制度的有效实施,又充分激发各行的分级经营活力,这是摆在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非常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一、现实中“一级法人”与“分级经营”的摩擦焦点所谓“一级法人、分级经营”,实质上就是商业银行的总行作为企业法人,除此之外所有的分支机构都不具备法人资格,只在总行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     

以城乡互动推进就地就近城镇化发展分析

“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吸融功能不足的矛盾、“小城镇化浪潮”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不足的矛盾。结合中国国情的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模式在于守地式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而守地式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城乡市场与产业的互动。这需要发展立足农村的“产供销一体化”大型商贸企业,破解农村市场劳动力流转、土地流转、融资与技术及管理水平低下问题,构建城乡产业互动的交换利益基础,优化城乡产业体系配套和互补的对接方式,提升城乡产业合作的分工层次。     

控风险与稳增长挤压下的中国货币政策*

当前“名稳实紧”的货币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宏观经济现状,货币政策总体思路亟待调整。过高的债务率所导致的债务-紧缩效应以及目前市场上所采取的“杠杆率硬着陆”的方式不仅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潜在系统性风险,而且还导致货币政策陷入传导困境。金融市场上财务软约束、刚性兑付现象大量存在,抬高了无风险利率,而且导致市场丧失风险定价功能。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当前货币政策取向应该从“名稳实紧”调整为“适度宽松”。在“杠杆率软着陆”的思路下,通过创新货币政策目标,配合市场化改革,尝试探索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并结合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早日实现经济复苏。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与突破路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研究科学合理的“卡脖子”技术识别方法对攻克“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卡脖子”技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分析，得出“卡脖子”技术的识别原则和识别方法，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搜集关键核心技术35项，从中识别出“卡脖子”技术13项，得出电子信息产业“卡脖子”技术基础性特征突出、集成电路“卡脖子”威胁大、高端软件相对安全的结论，并从技术、企业、产业、社会层面出发提出我国攻克“卡脖子”技术的政策建议。     

管理层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盈余持续性的检验

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盈余影响有“利益趋同”和“壕沟防御”两种效应。本文采用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0年样本,基于盈余持续性的视角,研究了管理层持股的利益趋同效应。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持续性,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作用强于监事会。本文不仅丰富了管理层持股对盈余持续性影响的研究,而且获得了管理层持股“利益趋同”作用的支持性验证,说明股权分置改革后“内部人控制”不再是制约管理层持股的制度障碍。本文研究支持上市公司和监管层积极看待管理层持股,并建议上市公司区别制定有效股权激励计划,通过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发挥管理层持股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