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会的投融资效率研究--来自温州市苍南县的一个案例分析

互助会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在我国民间广泛存在.文章以温州市苍南县的一个村庄标会为例,首先运用利率比较法分析了标会的投融资效率,然后结合我国农户的特殊金融需求、农村地区的信用关系以及温州地区的文化传统等方面对标会的投融资效率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文章认为标会作为一种投融资机制是有效率的,但参与者对倒会风险的担心降低了它的效率,导致它难以大范围和大规模地发展,因而如何有效地控制风险是规范和发展标会的关键所在.     

电子商务信任:技术与制度混合治理视角的分析

现有的电子商务信任研究主要关注一级技术信任与商家信任,虽意识到二级技术信任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研究。笔者根据文献研究元分析方法,提出电子商务三级技术信任的概念模型,认为电子商务环境中的个体、技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结构性要素之间,以及这些结构性要素与现有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个交叉或单一的动态调适过程,最终形成三级技术信任的动态传递结构。借助该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在低社会信任度的中国情境中电商发展如此迅猛等问题。本文的理论创新在于将电子商务信任研究从一级技术信任扩展为二级和三级技术信任,推动了电子商务信任从以单因素或单项因果关系为主的研究路径转变为多因素多方式关系的研究路径。     

信任的理论框架研究及其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

首先通过汲取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和交易经济学等有关学科关于信任的大量研究成果。考察了信任的本质、信任产生的动机、信任动机产生的先决条件以及影响信任动机和行为产生的相关因素等。并由此建立了信任的一个总体理论框架；其次，运用了信任的总体理论框架，讨论了电子商务信息、电子商务技术系统、电子商务在线交易和电子商务在线关系4个方面的特殊信任问题。     

乡村信任与合会运行的研究-来自福建LD村的典型案例分析

对福建省南安市LD村的案例分析显示,村庄共同体和特殊信任对合会的嵌入,使得合会在实际运行中风险很小,应根据不同合会的性质和特点,区别对待。在充分发挥村庄共同体和特殊信任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根据普通徒户的需求,努力探索合会规范化的发展道路,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使合会在满足农户资金需求的同时,尽量降低运行风险,填补村级金融机构的空白。     

关于虚拟共同体在建立消费者信任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通过对有关虚拟共同体和消费者信任的研究进行考察,设定了虚拟共同体活动(即消费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与消费者信任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假设,并通过对有网上购物经验的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对此进行了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与消费者信任存在正(+)关系。因此,网上超市在建立虚拟共同体时,要注重营造便于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流的氛围,充分发挥虚拟共同体在建立消费者信任中的作用。     

信任的理论框架研究及其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

首先通过汲取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和交易经济学等有关学科关于信任的大量研究成果,考察了信任的本质、信任产生的动机、信任动机产生的先决条件以及影响信任动机和行为产生的相关因素等,并由此建立了信任的一个总体理论框架;其次,运用了信任的总体理论框架,讨论了电子商务信息、电子商务技术系统、电子商务在线交易和电子商务在线关系4个方面的特殊信任问题。     

略论微博营销对消费者品牌忠诚的影响

当前微博营销在我国获得迅速的发展,它的商业价值也愈发受到企业的重视。文章以企业微博营销为研究情境,将企业微博内容的真实性、专业性、人性化、消费者品牌信任及品牌忠诚置于一个研究框架内,建立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并结合企业在现实运用微博营销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给出了建议。     

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信任来源的中观理论

学术界对政治信任来源的解释一直存在着文化主义和制度主义两种路径。文章试图将其整合进一个互动与修正的政治信任的中观理论分析框架中。文章认为,是否强调传统价值或现代化条件下的自由民主或后物质主义价值,是影响个人对政治体制和机构产生信任的基础性条件。这种基础性条件是由宏观社会文化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塑造的。而对制度和机构的绩效评价,则是根据微观的个人、经济、社会、政治信息作出的。具有价值倾向的个人对各类政治信息进行加工、优先排序与调试,形成了对政治体制和机构的信任。文章在横向上区分特定性与弥散性的政治信任,并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第一波和第三波数据,对理论假设加以检验。实证结果基本支持了互动与修正政治信任模型的假设。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表现为在受价值观倾向、人际信任等宏观文化主义因素影响的背景下,对微观上接收到的信任对象(体制和机构)的"制度主义"特征如绩效、透明度、廉洁作出的回应与修正。     

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市场机制的信号失灵、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行业协会的监督缺位以及媒体调查的短视行为,是目前我国食品行业深陷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危机而难以自拔的四大因素。本文将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理论引入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研究领域,在国内外现有的食品安全治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拓展,构建一个适用于常规食品体系情境下的消费者食品安全信任机制理论分析框架。     

制度、资源与组织行动：村庄产业绿色转型的演进机制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已有研究从政府、市场、社会的角度静态分析了影响村庄产业转型的主要因素，而较少关注村组织与内外环境的互动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本研究以浙北石村为典型个案，基于制度、资源与组织行动者的分析框架，梳理了石村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由“卖石头”到“卖竹子”再到“卖风景”的产业绿色转型之路。研究发现，国家在宏观制度层面释放出来的公共权力与空间是村庄产业转型的基本前提；项目下乡与工商资本下乡则为村庄提供了各类有形与无形的资源；村庄的资源禀赋、共同体意识，尤其是村庄精英群体对外部制度空间、资源输入的判断与把握，对内部经济资源、社会资本等条件的利用则是造成产业转型效果差异化的内在因素。     

论中国政府层级改革与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新架构

改革开放以来的4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但却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而目前我国“地区”一级建制逐渐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其工作重心也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过去由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被肢解,逐渐形成了“双重衙门体制;”乡镇政府又长期处于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也一直受到了地方行政权力的制约,且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结果是造成乡村社会出现了管理上的“权力真空”。因此,中国下一步应按“撤地、强县、精乡、实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建制,强化县级政府功能,精简乡镇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充实村民自治必要的经费供给,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城中村"非正规部门形成发展机制——以深圳市蔡屋围为例

非正规部门以其就业门槛低、方便灵活等特点成为城市边缘阶层就业和消费的主要部门,“城中村”既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和流动人口的聚居区,也是非正规部门相对集中的区域。文章通过对位于深圳市中心区的“城中村”———蔡屋围的案例研究,探讨了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化、半正规化和正规化的三种发展过程及其形成原因和内在机制,指出由于现阶段“城中村”特殊的经济社会体系和管理体制以及非正规部门在城市发展中承担着为低收入人口提供就业和服务的特殊功能,城市政府应降低门槛,允许非正规部门以非正规化的形式存在,但应纳入管理;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非正规部门采取不同的政策,使之有序发展,最终步入正规化的轨道。     

Trust,cultural norm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rural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Cameroon

The success of the operation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FIs) hinges on a high degree of trust. The pivotal role of trust warrants careful analysis regarding its formation in th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Using the case of Cameroon, the paper interrogates trust development between form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clients, and between IFIs and their members. Trust formation occurs via certain cognitive trust-building processes: calculative, prediction, intentionality, capability, and transference process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rust formation through these processes is predicated upon cultural values and beliefs.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cultural norms that traditional leaders play a role in ensuring that loans granted by form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repaid, thereby serving as principal actors in the functioning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in rural areas. The interplay between culture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configures the financial architecture in rural zones. Culture creates a social relational anthropology that is significant for how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perate.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积极性的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本文以云南省中部古州野林彝族村寨、大槟榔园花腰傣村寨两个生态旅游景区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得出影响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积极性的五个因素,即社区经济和旅游业发展水平,景区优势旅游资源,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认知,对政府的信任度以及民族传统习俗。     

非正规金融的成长：社会转型角度的分析

文章分析了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转型过程中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趋势和条件,发现在社会转型中非正规金融出现了正规化的需要,而正规化的关键是合会会首能否从信息中介转变为信贷中介.随着规模的扩大和参与人的增加,会首有可能发展为具有信贷职能的金融机构,但同时地域性人际关系网络开放度的增加,会出现违约和监督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监管当局承认其合法性.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佛山古村八景的“地域 性”解读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究古村落地域性的传统 文化景观基因及其内生机制对于推进古村落的有效保护与活 化意义重大。集佛山14个古村“八景”文本，引入文化生态 学理论和“四层一体”的古村落分析方法，透过景观元素的 析取与分析发现：“八景”集合是一个完整的地域性文化生 态系统，既表征了地域性文化基因，又自成体系，且与环境 “互适”发展。这启示我们：古村落的保护当以整体性为原 则，其活化实践当兼顾自然生态、乡村产业、村民组织与乡 村文化的协同发展。     

政府信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

深入研究不同因素特别是政府信任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对我国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对我国11个城市两次较大规模的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消费者对不同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定量研究了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等因素对消费者接受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另外,消费者对政府管理能力的信任程度有显著的内生性,忽略该变量的内生性会明显低估政府信任对消费者接受程度的影响。虽然国内外一些学者曾提出政府信任可能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产生影响,本文首次通过定量研究证实了该观点,并解决了研究中消费者对政府公共管理能力信任程度的内生性问题。     

政府审计、媒体监督与财政安全

媒体对政府审计的监督是否有利于保障财政资金的运行安全?研究结果表明,在审计前期和中期,媒体对政府审计情况报道越多的地区,地方审计机关发现的违规资金越多,应上缴的财政资金越多。在审计后期,媒体对政府审计情况报道越多的地区,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越好,已上缴的财政资金越多。因此,审计部门应尊重新闻自由,重视媒体对审计机关的监督权力,借助媒体减少审计工作中的阻力。媒体应加大报道力度来改善政府审计效能,督促被审计单位进行整改,进而提高财政资金运行的安全性。     

谦卑型文化与知识型员工创新绩效关系:风险承担意愿与情感信任的链式中介模型

谦卑型文化是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作为组织文化理论研究的新兴主题,谦卑型文化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整合社会交换和内在动机理论,旨在探讨谦卑型文化影响知识型员工创新绩效的心理中介机制。采用问卷配对法调查268对有效知识型员工及其直接领导的研究结果表明:谦卑型文化对知识型员工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情感信任和风险承担意愿在谦卑型文化与知识型员工创新绩效关系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即谦卑型文化通过增强知识型员工对组织的情感信任,提高其风险承担意愿,进而促进其创新行为。研究结果首次从谦卑型文化视角探索知识型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和诱发机制,可为组织创新管理提供理论指导。     

在线购买不信任研究现状与思考

在线购买不信任已成为电子商务信任研究的子焦点之一。我们依据近年国外有关文献的调研发现,目前有关学术界对在线购买不信任的概念及其前因后项仍缺乏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尤其缺乏一个统一的结构合理的在线购买不信任及其与信任以及控制关系的理论框架,成为当前深化和推进有关研究必须克服的一个障碍,这使得目前人们对不信任、信任和控制以及相关概念难以进行正确的界定,使得大量的实证研究得不到有效的整合,使得不信任、信任和控制之间关系命题难以在各种管理实践领域尤其在电子商务领域得到充分和有效的运用。对中国来说,学术界对不信任以及其与信任以及控制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也严重滞后于中国在线运营商和政府进行决策和开展有关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