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估算和影响因素分析——1999—2004年上市公司的经验

本文借鉴Mueller和Reardon（1993）的模型以及Bautool等（1970）的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回报率仅为2．6％，并且，资本投资回报率低于资本成本，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堪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对资本投资回报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环境的改善和适当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资本投资回报的提升。在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和所有权结构的交互作用后，我们发现，二者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     

中国是否存在过度投资?——基于1995-2014年投资效益的测算

本文旨在从投资效益的角度研究中国持续高投资率是否合理以及投资是否过度问题.通过应用AMSZ准则检验中国近二十年来资本积累状况,发现自2003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呈现资本总收益小于总投资的资本过度积累状态;进一步测算同期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发现2008年后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以来,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通过对投资率与资本回报率进行拟合,发现投资率对资本回报率具有负向影响.由此得出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度投资的结论,并就过度投资的危害及其防范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资本回报率与投资过度

本文在现有宏观层面测算资本回报率的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将风险因素纳入基本模型探索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的测算方法,并进一步分两个层次考察我国是否存在投资过度。通过采用1993—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1)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指标优于资本回报率指标;(2)省际的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处于8%到15%的区间范围;(3)区域间消除不确定性的资本回报率的时间趋势一致,但绝对大小存在显著差异,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断上升其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4)中国的投资过度问题亟需重视,其中河北等9省已出现第二层次投资过度,北京等12省已接近第二层次投资过度的临界水平,余下8省没有达到第二层次的投资过度。     

多元化与资本结构:企业经营战略还是投资者利益侵害

多元化经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错综复杂.本文构建动态结构模型,根据2000-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YSGMM)对其进行了检验.本支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多元化战略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因此,多元化和资本结构相互影响的过程并耒表现出明显的战略关系特征,却很可能为债权人和投资者带来利益侵害.文章还对股权分置改革、所有权结构等因素对多元化和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实际利率与投资：基于行业数据的分析

针对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论，本文对工业行业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然后考察了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分析了资本回报率行业差异的原因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我们发现：除了2008年和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的两次下跌之外，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自1999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大部分行业的资本回报率都很接近，但国有垄断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要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投资对于资本回报率与实际利率之差高度敏感，-9实际利率的相关性则不显著；货币调控存在明显的行业效应．其中行业的外向型程度、资本回报率和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对于其货币供应反应弹性有着显著影响。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

本文在从年份资本理论视角讨论投资、折旧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重估中国1993—2007年的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本文估测的税后名义资本回报率在8.0%到13.8%之间,税后实际资本回报率在6.9%到12.9%之间,明显低于现有结论。资本的异质性与年份效应导致高估折旧率、人为低估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进而高估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长期趋势由投资来源和增长扩张模式所决定,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份额上升。高估资本回报率会误判要素价格政策的调整空间和效果,资本回报率水平不足以判断投资是否过度,中国的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深入讨论。     

资本投资、控制特征与利益攫取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控制背景,本文实证考察了不同控制特征下资本投资规模对控制权收益形成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央企所辖上市公司通过资本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程度显著低于地方所辖的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程度高于中央企业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低于地方企业集团和国资委控制的上市公司;地方企业集团所控上市公司的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责者的共事利益.而且损害了企业价值.     

A股上市公司的综合资本成本与投资回报--从内部报酬率的视角观察

本文根据中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对Fama和French( 1 999)方法进行了适当调整 ,通过估计 1 990— 2 0 0 1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整体以及各行业的价值内部报酬率和成本内部报酬率 ,为市场整体及行业的资本成本与投资回报率水平提供了一种度量。本文发现相对于高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上市公司的价值内部报酬率偏低 ,该证据与中国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被严重高估以及上市公司的过度融资动机相关。制度环境是造成二级市场股价过高的主要原因 ,而二元股权结构使上市公司具有内生的过度融资动机。本文还总结了 1 990— 2 0 0 1期间上市公司融资决策和资本结构的若干特征     

多元化与资本结构：企业经营战略还是投资者利益侵害

多元化经营与资本结构的关系错综复杂。本文构建动态结构模型，根据2000-200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YSGMM）对其进行了检验。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和多元化战略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因此，多元化和资本结构相互影响的过程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战略关系特征，却很可能为债权人和投资者带来利益侵害。文章还对股权分置改革、所有权结构等因素对多元化和资本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我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分布实证分析-以电子通讯行业为例

该文以电子通讯行业为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布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运用偏度与峰度联合检验法、Χ~2拟合检验法、柯尔莫哥洛夫检验法对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认为,别除异常点后,电子通讯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但有一定程度的偏离.对于偏离产生的原因我们进行了初步分析,我们认为一是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真实性存在问题,二是上市公司会特别关注某个数值,从而会使在该数值左侧一个小区域内的点小于理论频数.而该数值右侧一个小区域内的点大干理论频教.     

资本结构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的证据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随企业规模、非债务性避税规模和公司固定资产的增加而增大,随公司盈利能力增加而减小,而且同上市公司所属行业相关。同时,它还会受到所有权结构的影响。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随公司经营风险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且企业倾向于持有较低的长期债务。同融资的优序假说相比,静态权衡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似乎有更强的解释力。     

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该文考察了我国民营上市企业所有权、控制权以及二者的分离对企业的影响.我们发现,民营上市企业的最终控制人大多采用金字塔方式从而以用较少的投资控制较多的股份.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严重的东亚地区的其他9个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两权分离更大.两权的分离造成了企业价值的下降.我们的结论指出,民营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应该尽量保持相若,且应避免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一这一经营管理方式.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溢出-一个基于中国省区面板数据的研究

利用中国29个省区1994—2003年的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省区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对于国内企业,外资企业具有相对较高的技术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省区技术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呈现一种区域的差异性,而对外贸易对中国省区的技术效率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技术溢出,在分区域研究的时候发现,对外贸易对西部省区技术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股权结构、现金流与资本投资

对于内部现金流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原因,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即对应过度投资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和对应投资不足的信息不对称理论.该文对1998-2001年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地方政府或一般国企控制的公司,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下降,支持了过度投资与自由现金流假说;而在中央部委、境内非国有实体和自然人最终控制的公司,没有发现过度投资与自由现金流问题.     

中国工业的资本收益率测算

资本收益率是影响养老金改革的关键因素。在分析养老金改革时,大多数国家采用 Feldstein 提出的方法测算资本收益率。本文首先估算了1982—2000年全国工业企业和国有工业企业的净利息支出.并首次用 Feldstein的方法估计1982—2000年全国工业企业和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收益率。结果显示从1996年起,全国工业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基本稳定在6%左右,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收益率约低1.5个百分点。     

并购的频繁程度意味着什么-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证据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与本次并购之前五年内的并购次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二者在整体上存在反向关系,但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且在国内首次运用配方法对二者倒"U"型关系进行了进一步验证;本文还发现高管的薪酬与并购绩效并未直接挂钩,在并购后公司绩效并没提高的情况下高管薪酬却明显地增加了。     

重复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模型

本文首先定义了重复建设,认为只有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才有可能是重复建设。接着,我们分析了在信息对称和不对称情况下,寻租存在与否对投资量的影响。我们的结论是投资量低于社会最优量,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从中我们还得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结论,认为重复建设并不等同于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完全可以在总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发生。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真的能降低股权资本成本吗?

现有研究认为在我国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降低股权资本成本。但这些研究都是从横截面角度论证的,也没有论证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是否成立。本文则以2002—2004年度深圳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时间角度比较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评级变化前后的资本成本变化。结果发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没有降低股权资本成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投资者并没有把信息披露质量作为判断公司价值和交易股票的一个影响因素,由此导致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无法增加流动性和降低风险。这表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降低资本成本的前提条件无法成立。     

中国工业R&D产出弹性测算(1993-2002)

该文运用1993-2002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对R&D产出弹性进行了测算.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在估算各工业R&D资本存量、校正R&D双重计算问题后,通过混合OLS、固定效应法和一阶差分法等不同的估计方法进行估计,该文发现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产出弹性约为0.1-0.3.研究还发现,R&D产出弹性还取决于技术机会、企业规模、产权结构等特定的约束条件;技术水平较高、企业规模较大、国有产权比重较低的产业中,R&D产出弹性较大;而在国有产权比重较高的产业中,R&D对生产率没有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