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

新会计准则实施背景下,公允价值信息成为高管薪酬考评中不容忽视的新因素。以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公允价值的替代变量,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不相关);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高管薪酬存在差异影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企业整体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不显著,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有待完善。     

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契约

本文选取2007-2008年受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影响的公司作为样本,考察企业财务业绩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契约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不需要为短期投资性资产(或负债)的损益承担责任,其货币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财务总监负责企业资金运作,其货币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间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财务总监货币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间的敏感性要小于与正常经营活动营业利润间的相关性。上述发现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制定区分了不同岗位高管的职责范围,以及财务业绩中不同组成部分的信息含量,这一发现与委托代理理论相一致,表明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对策

有效的高管薪酬设计可使高管的薪酬和公司业绩紧密相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而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还不完善,公允价值变动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存在"功能锁定"现象;损益对薪酬的影响不对称,"重奖轻罚"现象明显;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易被高管人员操纵等问题凸显。应采取股权激励、退休福利与基本薪酬并行原则;奖惩平等,将公允价值损益作为特殊业绩指标单独考核;将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综合考虑;注重长期利益、业绩指标多元化,多方面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     

高管权力与企业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

本文从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即薪酬尺蠖效应的角度研究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拉大的原因。研究发现,业绩上升时,公司高管获得了相比普通员工更大的薪酬增幅,而在业绩下滑时高管的薪酬增幅并没有显著低于普通员工;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大于普通员工,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粘性特征,普通员工薪酬并不存在粘性特征,而且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相比业绩上升时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减少幅度显著超过普通员工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减少幅度,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薪酬存在较为严重的尺蠖效应。     

试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粘性——基于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视角

本文以中国股票市场中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粘性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存在粘性,即在公司绩效上升时高管薪酬增加幅度显著高于公司绩效下降时的减少幅度。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公司规模、股权安排、负债比例等一系列特征对高管薪酬粘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本文研究不仅揭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变动特征,同时也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高管薪酬粘性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与数据支持。     

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

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是目前管理者激励领域研究的两种主要理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国外资本市场上公司高管薪酬一样具有粘性特征,这与最优契约论的观点不符。薪酬粘性是指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笔者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显著高于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并具有更高薪酬粘性。     

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备受争议,保监会适时出台"限薪令"以控制金融业公司高管的天价年薪.但由于金融业上市公司具有特殊性,其高管新酬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法探析了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公司规模、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显著相关,而公司业绩、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薪酬不相关.进一步对金融业中上市银行进行小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公司高管薪酬与资本充足率、资产负债率相关性显著,而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相关性不显著.     

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深沪两市201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模型实证分析负债期限结构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随着长期负债比例的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增强;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面影响并不比国有上市公司强。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负债期限结构虽然对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治理效应,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负债期限结构工具降低代理成本的做法还有待加强。     

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以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在对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样本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其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两个财务指标显著正相关,与其他业绩指标不显著相关;在非财务指标中,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高管持股、股权集中度、地区等非财务指标相关。这说明,虽然我国上市公司已建立起基于绩效评价的薪酬激励制度,但业绩评价指标过于单一,薪酬激励制度有待完善。     

“债转股”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债转股"对高管激励具有显著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债转股"公司来说,"债转股"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债转股"能提高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要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当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可以引进新的股东改善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以更好地激励高管;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支配权的让渡必须依靠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资源谈判来完成,应使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相机治理及其对高管激励的替代效应。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100家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论显示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公司绩效并不会因为高管薪酬的增加而有所提高.     

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的影响 ——基于收益风险偏好视角

以2015-2017年发生高管股票减持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收益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倾向于在股价和内外部风险较高时减持股份；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股票减持强度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劣势不公平时二者呈倒“U”型关系,优势不公平时二者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得知,薪酬劣势不公平程度较大时,高管减持偏好由收益追逐转为损失规避；薪酬优势不公平状态下,风险规避高管减持的主要动因。     

人工成本投入对新能源公司业绩影响研究

<正>本文选取A股市场2018～2020年新能源上市公司515家企业的数据为调查样本,通过对新能源上市公司人工成本投入、高管薪酬、薪酬差异三个变量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得出了研究结论：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变量之后,人工成本投入的增加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增加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同时,高管薪酬的增加也会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增长,研究还发现,员工与高管之间的薪酬差异越小,企业经营业绩增长的幅度越大。     

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等方法,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其薪酬以及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水平具有显著正影响;高管权力大的公司与其它公司相比,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较低,并且薪酬—业绩波动具有不对称性,即高管薪酬与增加业绩敏感性更高,而与下降业绩敏感性更低。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背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高管薪酬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本文以2005-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高管薪酬不仅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具有向上的刚性;(2)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了自身薪酬契约,导致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说明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具有获取私利的动机;(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增强,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薪酬刚性现象。本文为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契约是解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的激励效果。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长、短期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比例仅与当期会计业绩正相关,与长期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不相关,这恰恰反映出目前以货币薪酬为主的高管薪酬结构既具合理性,又存在缺陷,并提出一些完善高管薪酬契约的建议。     

股权流通性改善对高管激励机制的影响——来自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高管薪酬的证据

以往对股改前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不相关或相关度不高。通过对比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高管薪酬的情况,本文实证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对高管激励机制的影响。我们发现,与股改前相比,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显著提高;与未股改公司相比,股改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更高。本文论证了股权流通性改善对于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积极意义,为全面评估股权分置改革与理解高管薪酬的制度约束提供了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违规动因研究——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对2006～2009年间受到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处罚的违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探讨高管人员薪酬、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公司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违规发生概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过低的年度薪酬会增加公司违规的概率;与配比公司相比,业绩较差的违规公司有着较低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高管可以依据公司的业绩选择利已的薪酬-业绩敏感性.     

所有制、行业垄断与高管薪酬差距——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高管薪酬数据为样本,检验所有制性质和行业垄断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但是,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不同,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高管薪酬水平越高;而对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其高管薪酬反而越低。原因在于,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不同,国有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来自政府赋予的对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垄断优势,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主要是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获取垄断地位。     

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的高管代理问题

公司并购是资本市场的永恒焦点.本文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的高管代理问题.实证结果发现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对高管薪酬的不同部分其影响具有差异化:并购频率对高管显性薪酬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分别与货币薪酬正相关、与持股薪酬负相关;并购频率对高管隐性薪酬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虽然资本市场对公司频繁并购给予负面回应,高管持股薪酬下降,但高管货币薪酬的上升会抵消这部分下降的幅度,高管依然可通过实施更多的并购来提升显性薪酬总额;并购规模对高管显性薪酬、显性薪酬的两个组成部分(货币薪酬和持股薪酬)、隐性薪酬皆有正影响.国有上市公司高管通过操控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进行权利寻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