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

基于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技术,实证考察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别呈显著“N”型和倒“N”型非线性规律。也即,只有当技术创新资本投入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且技术创新人力投入水平处于适度区间时,才会明显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②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条件约束。在收益质量门槛条件下,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与企业价值之间均呈显著“U”型关系,在股权集中度约束下,技术创新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分别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倒“N”型、正向“U”型影响;③新常态下,不断加大技术创新资本投入力度、持续改善企业收益质量水平、适度提高技术创新人力投入和股权集中度水平,是促进企业做优做强的重要突破口。     

研发投入对我国制造类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以2009-2012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研发投入对制造类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研发投入与制造类企业当期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研发资金对当期绩效的贡献程度明显大于研发人员贡献程度;此外,研发资金投入对制造类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滞后期为两年且影响程度在滞后一期达到最大值;最后,从增加长期性资本投入、加强基础性研发及整合科研人力资源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否推动工业企业研发

当面对环境治理与工业发展这一难题时，非正式环境规制给出了新解决路径。利用2007-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在区分研发投入与研发成果的基础上，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企业研发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单一门槛效应成立。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成果的作用还受工业企业现金流和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存在单一门槛，经营效率则存在双重门槛；研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成果的影响发现，现金流和经营效率均存在单一门槛。     

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研究

以2005-2016年我国上市国际化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分析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国际化经营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影响不显著,在全样本和高融资约束组中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创新投入具有中介作用,能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且有迟滞性;国际化程度与创新投入正相关,在全样本组中与企业价值呈U型关系;在控制变量中,实际有效汇率、净资产收益率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而企业规模则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信息技术企业价值研究

以2011-2014年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补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补助、研发投入对当期及滞后一期企业价值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价值关系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经营情景会对该中介效应产生影响,其中企业营业利润水平具有促进作用,而企业规模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对企业研发投入及政府补助行为具有启示作用。     

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1998—2013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基于研发资本投入的门槛效应。两个拐点值使得产业集聚与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先负后正的"U"型曲线特征。在高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产业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低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的影响不显著,存在基于集聚辐射吸收能力的双重门槛效应。随着时间发展,我国大部分地区跨越了研发资本投入的第二个门槛值,并经历了由低向高集聚辐射吸收能力门槛区间集中分布转变的结构性变化。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时间效应研究——以我国汽车制造业为例

文章以我国40家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4年280个观测点为样本,旨在揭示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时间效应。研究结论如下:我国汽车制造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研发投入逐年上升;增加研发投入,当期企业绩效将显著提升;研发投入有累积和滞后效应,当期研发投入对未来绩效也有提升作用;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提升递延时间较短,约为一年;企业需持续进行研发投入,才能保证绩效的持续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中国企业研发决策同群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考虑到企业间策略互动对研发决策的影响，将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引入同群效应实证研究。基于201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地区、行业和财务特征3类空间权重矩阵，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具有明显的惯性；企业研发决策主要受同行业同群企业研发决策（内生同群效应）及其特征变量（外生同群效应）的影响，同地区和相似财务特征的同群企业可以通过特征变量（外生同群效应）对本企业研发决策产生影响；尽管企业研发牺牲了短期盈利，但对股市估值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已具备一定的价值投资意识，而同群企业研发投入对本企业盈利和股市估值的影响均为负，说明中国企业研发互动主要体现为竞争效应而非协同效应；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3类同群效应显著增强。从全局视角对中国企业研发行为进行研究，以期为企业经理人提供有关激励研发创新、提升企业价值的启示。     

政府创新补贴、知识存量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研发活动不确定性的分析与检验

对于政府创新补贴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这一经典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在企业创新存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建立了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模型,具体分析了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从挤出效应转变为激励效应的知识存量“门槛”:知识存量较低时,政府创新补贴挤出企业研发投入;知识存量较高时,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激励效应。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企业创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果。从门槛值分布来看,大部分情况下政府扶持补助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知识存量的门槛值越小。     

创新能力对天生国际化企业绩效的影响

创新能力是天生国际化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特征,根据天生国际化经典理论,结合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实际,筛选符合条件的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获得高质量的公开数据,实证分析以研发密集度、员工教育水平、管理者海外背景和管理者行业经验表示的创新能力对天生国际化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由于研发投入转化为生产能力提高的程度较低、研发质量不高等原因,研发密集度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受教育水平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以高素质员工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源泉;管理者海外背景对企业绩效没有明显影响,管理者行业经验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是因为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一般均具有所在行业多年工作或研究经验,熟悉行业国内外市场和技术情况,海外背景的管理者面对中国市场可能存在水土不服问题。     

复杂产品研发网络逆向国际化能否激发企业创新行为

研发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复杂产品供应商被锁定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研发体系中低端，从而限制了国内企业创新行为。基于逆向国际化理论、知识获取理论和创新行为理论，研究国内复杂产品研发网络逆向国际化程度对复杂产品供应商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基于182家复杂产品供应商的有效样本数据，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复杂产品研发网络逆向国际化程度与企业创新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知识获取能力在上述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国有企业R&D投入

当前,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研发资助金额快速增长,对企业研发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动态的外部环境中,更应该关注研发资助波动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从政府资助波动视角对企业R&D投入进行考察,运用面板数据聚类分析法对2011-2018年我国各省市技术市场发展程度进行划分,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对政府资助波动、技术市场发展程度与企业R&D投入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具有负向影响;②技术市场发展程度对企业R&D投入具有逐渐减弱的正向影响;③技术市场发展程度显著调节政府资助波动对企业R&D投入的负向效应,并最终达到正向效应。最后,提出各省市合理制定政府资助计划、加速技术市场发展的政策建议。     

CEO自恋、研发投资与企业价值

基于高阶梯队和资源依赖理论,以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CEO自恋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资在CEO自恋与企业价值间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CEO自恋可以通过研发投资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与拓展了CEO自恋相关理论,而且对我国企业价值提升及公司高管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R&D投资、IT投资与企业业绩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来自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经验证据

结构资本包括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前者主要源于R&D投资,后者主要源于IT投资。通过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R&D投资、IT投资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发现:①R&D投资对企业业绩具有非线性效应,最优R&D投资点为5.48%;②IT投资对企业业绩的非线性效应不显著;③R&D投资与IT投资之间的协同效应没有发挥出来,且各种滞后效应均不存在。     

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视角

利用2010-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不同技术来源对各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考察各所有制企业对外源性技术来源的吸收效率。结果发现，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所有制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其中，国外技术引进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国内技术购买对民营企业有显著抑制作用，对其它类型企业没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作用，对民营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自主研发显著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而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显著促进作用。考察吸收效率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各种来源技术吸收效率整体较低且存在一定差异。     

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

研发活动的高风险特征决定其必然受到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短期融资方式,是否影响研发投入？以我国2009-2016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产权性质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商业信用带来的短期偿债压力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商业信用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主要表现为偿债压力带来的风险效应,而不是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风险效应更为显著。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情况下,短期融资难以支持企业长期投资,因而政府需要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降低短期负债偿债压力对企业研发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外部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

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探究在不同外部环境下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上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运用异方差稳健OLS模型和Logit模型，研究风险投资进入时机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我国不同外部环境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①VC早期进入能够显著促进被投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表现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提升；②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早，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③企业所在行业竞争水平越高，风险投资进入时机越晚，越能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