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省看西部地区储蓄缺口与引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良好的投资环境被众多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看好。但是，和发达省份相比，储蓄缺口与引进外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规模不适应。本文运用四川省1996～2006年数据，通过时序和横截面分析，对四川省储蓄缺口和外资引进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地分析，旨在拓宽西部省区资金筹措渠道，为金融支持西部经济发展寻找有益的途径。     

储蓄缺口真相

中国是个真实储蓄稀缺国？ 中国是不是一个位居世界首位的高储蓄国家？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结论毋庸置疑：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111．71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108．45万亿元,同比增长10．9％。由银行存款不难推断出,中国貌似高“储蓄”国家。     

储蓄增长和外资流入的金融谜团——兼论储蓄-投资的转化机制

外资的利用对于一国经济高速发展至关重要，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双缺口模型指出，外资流入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但是，在我国，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储蓄超常增长，表现为储蓄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增长较快，表现为外汇储备过剩。在不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条件下，我国仍在大量引进外资。对这一金融谜团。本的解释是由于国内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形成了储蓄过剩和资金不足并存的矛盾。在这一背景下，引进外资仍有其积极意义。     

"投资-储蓄缺口"假说与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持续性

本文梳理了解释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各类假说,并以美国的情况为借鉴,提出了对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几种解释思路.文章发现经常账户的实际水平与理论均衡水平的差值为稳定序列,但并不收敛于零,表明经常账户的失衡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然后通过设计两元选择模型对导致失衡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发现"投资-储蓄缺口"假说得到了中国数据的支持,同时发现国民收入也是决定经常账户盈余或者赤字的关键变量.这说明我国经常账户的变化更多地内生于其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对经常账户失衡状态的矫正需要内部经济结构的改革和理顺经济运行机制措施的配合.     

外资流入替代国内储蓄问题应引起重视

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Chenery）和斯特劳特（Strout）设计的“双缺口模型”，为发展中国家在原有较低的储蓄水平上谋求较高的投资水平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成为了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居民储蓄心态变化趋势及银行储蓄经营对策：承德市居民储蓄问卷调查

居民储蓄心态变化趋势及银行储蓄经营对策———承德市居民储蓄问卷调查中国人民银行承德分行安勇聪唐晓明为了了解居民对储蓄利率政策调整的心态反应，分析居民投资变化趋势，研究银行储蓄经营对策，我们进行了一次对承德市区居民的储蓄问卷调查。一、调查的基本情况这次...     

二元金融下的"双缺口"悖论研究

自1990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国内储蓄过剩与以FDI为主的外资涌入并存的现象,与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双缺口＂理论相悖。对此,本文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存在的＂二元金融＂,使得国内储蓄过剩,与此同时,以FDI为主的外资的涌入,出于＂效率互补＂,利用其配置资源的优势,弥补国内金融控制的缺陷,促进国内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     

将预防性储蓄转化为投资性储蓄

截至１９９９年６月末,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５９１７３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８５％,是自１９９０年以来同期增幅较大的。在５月下旬中国股市发生“井喷”和第７次存款利率下调的情况下,城乡居民储蓄新增存款额增幅仍偏高,表明调整居民储蓄存款收益率及其他投资手段对储蓄存款分流的难度加大。其主要原因在于绝大部分的城乡居民储蓄是预防性的,不是投资性的,只要储蓄存款利率不为零,预防性储蓄存款是不会分流很多的。这一现实使得今后中央银行利用降低居民储蓄存款收益率的杠杆来加速储蓄资金分流的力度会越来越小。　　…     

2006年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展望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因此．研究中国的经济形势，适当的角度之一便是从国际经济形势出发，看一看全球经济走势如何，以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一分子又当如何。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运行状况做了一个大型研究，该项研究认为：总体而言，全球的储蓄大于投资，基于这一结构，全球的利率不会上升。从结构上看，发达国家是储蓄缺口，即储蓄不足，而发展中国家则是投资缺口，即储蓄过剩。这种状况表现在国际贸易上，发达国家便是进出口逆差，发展中国家则是进出口顺差：     

堵住教育储蓄中的漏税缺口

去年11月1日，国家恢复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但同时规定教育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并可以获得存款利率上的优惠，因而，教育储蓄成为人们非常感兴趣的金融品种。然而由于目前的教育储蓄管理不规范，某些人用这一优惠政策偷逃个人所得税。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储蓄率与杠杆率:一个U型关系

近年来,中国呈现典型的“高储蓄—高杠杆”特征,高储蓄率也被认为是中国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能否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去杠杆成为了广泛讨论的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融资约束的动态宏观模型,研究了储蓄率对杠杆率的影响机理。并且,基于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66-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储蓄率与杠杆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有两点研究发现:(1)虽然高储蓄率会导致高杠杆率,但是储蓄率与杠杆率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结合测算的U型曲线拐点值与中国实际情况,预计储蓄率下降在降低杠杆率方面的作用效果有限。(2)高杠杆下,较高的储蓄率可以有效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不能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降低杠杆率,反而需要对近年来储蓄率下滑的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从而更好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预防性动机还是投资挤压?

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的出口及投资机会增多,但与此同时面临的进口竞争压力也与日俱增。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行业进口关税数据,以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模型,首次系统地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贸易自由化不仅没有提高国内制造业企业的现金储蓄率,反而通过投资挤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现金储蓄率,这与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结果大相径庭。(2)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现金储蓄的作用依赖于市场竞争程度,即关税减让会显著降低竞争性行业以及高集聚区域内企业的现金储蓄率。(3)高关税行业的关税降低后,进口竞争会侵蚀纯内销企业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小规模企业,进而降低其现金储蓄。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浅析国外储蓄国债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金融产品不断丰富,储蓄国债面临极大的竞争。长期以来我国储蓄国债创新不足,发展停滞。本文分析了我国储蓄国债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国外相对成熟的管理经验,提出相应合理化的建议。     

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的高储蓄问题由来已久,降低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显著降低了家庭储蓄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流动性约束、信贷约束和扩大社会网络是移动支付降低家庭储蓄率的主要途径。此外,移动支付显著降低家庭为应对健康风险、医疗风险、失业风险、收入风险等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四五线城市、农村地区更大。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农业户口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效果更加突出。本文研究为理解中国高储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储蓄遗产处理实践中的法律问题

由于在储蓄遗产处理实践中会出现无法支取存款情况,尤其是在发生特殊事件例如地震等自然灾害、储蓄人突然死亡的情形下,遗产继承人会因无法了解储蓄遗产具体情况而无法支取该遗产。因此亟需修改我国现有储蓄遗产支取制度,解决储蓄遗产处理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基于理财规划与借贷约束的解释

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参与金融市场的门槛与成本迅速降低,金融产品也不断丰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增加,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本文研究发现:(1)家庭在安排储蓄与消费时,金融素养有显著影响,金融素养与家庭储蓄率呈倒U型关系。(2)理财规划和借贷约束是影响家庭储蓄率上升的两个渠道。(3)金融素养由低逐渐升高时,家庭的理财规划意识增强,通过提高储蓄率来保障资金充足。当金融素养增加到一定程度,理财规划意识优化资产配置的作用增强,抑制消费的作用减弱,同时借贷约束缓解会帮助家庭增加消费。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厘清家庭储蓄率差异的成因,对提升居民福利,增强金融教育政策的针对性,有积极意义。     

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再认识

国内需求的萎靡不振已成当前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城镇居民储蓄的高速增长与此紧密相连,预防性储蓄强度在居民储蓄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理性消费者最大化其一生效用的假设,推导出衡量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新公式.随后,用30个省际地区1985-2010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8年前后城镇居民存在着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强度的结构变化,这种转变对于政府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活在当下”还是“未雨绸缪”？——地震对中国城镇家庭储蓄和消费习惯的长期影响

全球有27亿人口生活在地震带上,但现有经济学文献关于地震对家庭储蓄和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并不充分。本文认为,相比“未雨绸缪”,“活在当下”假说更适合刻画地震经历对家庭储蓄和消费习惯的长期影响,并提出如下经济机制:地震经历在长期内并不会影响家庭的收入水平,但它带来的死亡风险和心理冲击会使地震带居民更多地进行享受型消费,从而降低家庭储蓄率。基于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实证发现:户主5岁以后经历的地震频率越多,其家庭储蓄率显著越低;户主经历的地震频率显著提高了家庭的享受型消费支出(如文化娱乐、养生保健、美容奢侈品支出等),但是对家庭可支配收入和非享受型消费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地震对城镇居民储蓄和消费习惯的长期影响,并为制定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有关政策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