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商集中度影响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吗？——基于业绩预告精确性及其预告态度的视角

基于中国企业间关系信任的历史禀赋与现实情境,以2010-2017年A股公司业绩预告为样本,考察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精确性与预告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越高,管理层业绩预告的精确性越低,预告态度也越倾向乐观。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的精确性负向影响在业绩预告修正情况下作用更明显,在业绩预告未修正时企业更倾向于乐观的业绩预告;同时企业在自愿披露业绩预告情况下,供应商集中度对业绩预告精确性的反向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越倾向于披露乐观的业绩预告。以上研究为理解外部利益相关者与企业未来盈利预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供应商关系型交易影响企业信息披露策略选择的研究。     

政治不确定性与管理层自愿业绩预测

本文以2006-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总部所在省份的省委书记变更作为政治不确定性的衡量,研究了政治不确定性对于管理层自愿业绩预告和预告精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官员变更的当年,管理层会更倾向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并且业绩预告的精确度也会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政治不确定性对业绩预告自愿披露倾向和精确度的影响在民营企业、新任官员为外部调任时、分析师跟踪人数更多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最后本文也从资本市场反应的角度进行了补充检验,发现市场在政治不确定性更高时对业绩预告的反应也更强烈。本文的发现对于理解政治不确定性的微观影响及管理层自愿业绩预测的作用都有一定的贡献。     

管理层过度自信影响了自愿性业绩预告行为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行为金融学视角,探讨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对业绩预告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与自愿发布业绩预告负相关,过度自信的管理层更倾向于发布乐观但精确性低的业绩预告。鉴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业绩预告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分析师跟踪数量作为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发布自愿性业绩预告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收益敏感性。结论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会影响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行为,且这种过度自信也会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

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显著降低了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具体表现为业绩预告准确性和精确度的下降。机制检验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通过提高企业业绩波动、增强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两种渠道恶化业绩预告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未采用“四大”事务所审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规范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加强监管部门及外部力量对管理层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督以及引导投资者辩证看待管理层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管理层盈余预告与分析师预测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论文以2006—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盈余预告消息性质、盈余预告披露精确性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坏消息,管理层对好消息的预告会得到均衡透明的披露,因此分析师跟踪人数更多,预测更为准确,分歧度更小。另外还发现盈余预告精确性的提高对分析师跟踪人数并无显著影响,但是随着管理层盈余预告精确性的提高,分析师的预测误差和分歧度均有所减小。     

股权激励业绩条件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基于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分析

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公布的股权激励草案与强制性业绩预告，本文分析了管理层针对股权激励业绩条件的机会主义行为。本文发现管理层在股权激励草案公布之前的窗口期内会做出更加悲观（乐观程度更低）的业绩预告，而且股权激励业绩条件的设计会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影响，当公司使用单一的业绩目标进行考核、侧重净利润考核或者未使用行业相对指标时，管理层做出的业绩预告更加悲观（乐观程度更低）。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无论是对于股票期权还是限制性股票，管理层均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且这种行为增加了管理层最终成功行权和解锁的可能性。另外，隐形激励（在职消费）和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如相对独立的董事会、分析师的跟踪、外部审计以及监管机构的关注都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浅析银行治理结构与信贷资源配置

本文研究了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控制意图和控制能力的差异,并讨论了这些差异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本文以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借款合同为样本,研究了三类银行在贷款定价过程中如何看待企业的所有制和违约风险。研究发现,五大行与城商行都会给国有企业显著更低的利率,在贷款给国有企业的时候也不会去关注其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指标。与此相对照,上市股份制银行给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利率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虽然上市股份制银行同样不关注国企的负债率,但对于国企的盈利能力的要求明显更严格。对于非国有企业,三类银行都表现出了非常高的市场化程度。     

管理层自利、外部监督与盈利预测偏差

管理层发布的盈利预测反映了企业未来的盈利前景,可能会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企业信息最核心的知情者,管理层理应发布较为准确的盈利预测。然而,很多公司盈利预测却与真实盈利存在较大偏差。那么,管理层是否因为自利动机(比如增减持公司股票)而有意发布有偏差的盈利预测呢?本文以2007年至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当管理层持股变化时,其更可能发布有偏差的盈利预测。进一步检验外部监督作用的调节效应时发现:当监管机构监督、分析师监督或媒体监督力度较强时,管理层持股变化对盈利预测偏差的正向影响较弱。上述发现意味着,主管部门应将目前孤立进行的预测信息监管和内部人交易监管联系起来一并监管。     

“监督管理层”还是“约束大股东”？基金持股对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9-2017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基金持股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对两条影响途径(监督管理层和抑制控股股东侵占)做了分析。结果表明:(1)基金持股比例增加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价值,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而增强,同时这种效应只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显著,在国有企业中则不显著;(2)按投资策略分类发现,除主动型和被动型基金外,准指数基金持股也可以提升公司价值;(3)在控制了基金数量后,基金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显著降低。以上结果表明,与发达国家基金持股主要通过监督管理层来提升公司价值的传导途径不同,我国基金持股对上市公司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约束。     

风险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效应分析

企业风险治理机制是通过一定的风险治理手段或风险管理策略合理规制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安排和调整,以使企业内的不同利益主体特别是股东（委托人）和管理层（代理人）形成有效的自我约束和激励机制。以管理层激励和风险管理策略为核心的风险治理机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效应是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课题。本文以中国2007~2011年间的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控制主要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了风险治理机制中风险管理策略和管理层激励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作用和互补效应。考虑控制人属性的影响,风险管理策略和管理层激励的互补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有所差异,表明不同性质企业的风险治理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别。     

高管持股、择时披露与市场反应

基于2001至2008年间A股公司业绩预告的样本,本文研究了高管持股对择时信息披露策略的影响,以及市场对择时披露信息的反应。研究发现,A股公司在业绩预告时存在择时披露的行为:好消息①更倾向于在交易日披露,坏消息更倾向于在休息日披露。高管持股比例会显著影响择时披露策略:高管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进行择时披露的可能性也越高。从市场反应角度看,休息日披露的坏消息与交易日披露的坏消息没有显著差异,休息日披露的好消息反而会产生更加显著的正面市场反应。本文的研究意味着,高管持股比例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进行择时信息披露的可能性,但是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识别择时披露策略,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信息消化"假说。     

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

合理的高管人力资本激励机制是发挥高管人力资本效用进而提高企业绩效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高管人力资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但非国有企业其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管理层权力加大了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相关性更明显;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     

产权性质、股权结构与现金持有量

现金作为企业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其持有量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企业资产流动性的强弱以及盈利能力的大小.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的产权性质、管理层持股比例以及流通A股比例对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较高;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现金持有量正相关;流通A股比例与企业现金持有量负相关.     

国有银行贷款与股价同步性

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会降低管理层信息披露水平,以及投资者感知的国有企业的破产风险和经营风险水平,进而会影响股价同步性。本文从债权人角度研究了国有银行贷款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当中是否存在非对称性。研究结果表明:国有银行贷款比例与股价同步性呈正比,即国有银行贷款比例越高,股价的同步性越大;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弱于国有企业。进一步将国有银行贷款划分为政策性银行贷款和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将非国有企业划分为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和不具有政治联系的企业,结果表明,政策性银行贷款与股价同步性的正相关关系高于国有商业银行,具有政治联系的非国有企业股价同步性与国有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果综合说明,政府的父爱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预算软约束是影响股价同步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境外上市、绑定机制与公司费用粘性

本文以同时在香港和大陆上市的AH股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境外上市对公司资源调整行为特征的影响。发现境外上市具有显著的绑定效果,显著降低了公司费用粘性;与非中央政府控股公司相比,中央政府控股公司境外上市导致的费用粘性降低程度更大、更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面临更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与信息环境,从而提高了公司控制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成本,减轻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以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抑制了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绑定效应,但是这种绑定效应受公司控制权特征及其所导致的控制人动机的影响,地方政府控股公司及非国有企业境外上市的绑定效应有所减弱。     

管理层风险提示信息、诚信度与投资者决策——一项实验证据

本文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检验了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风险提示信息和管理层的诚信度对投资者估计公司未来盈利潜力和投资可能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的风险提示信息显著的影响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盈利潜力的估计和投资者投资可能性的判断;同时还发现,风险提示信息对投资者估计公司未来盈利潜力和投资可能性的影响依赖于公司管理层诚信度的高低,即管理层诚信度调节了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风险提示信息对投资者估计上市公司未来盈利潜力和投资可能性的影响。     

国有企业IPO发行折价：基于政策信号理论的解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IPO发行折价是企业上市的一项重要融资成本。我们发现2002～2005年国有企业的IPO发行折价比非国有企业平均高出29.95%。已有文献大多从代理成本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则从政策信号理论出发探讨其原因。政策信号理论认为,国有企业较高的IPO折价是政府在私有化进程中主动向市场投资者传递的政策信号,表明维护长期股权价值的政策主张。我们发现,国有企业中政府私有化意愿较弱的公司IPO折价较高;国有企业IPO发行折价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股权控制链的长度显著负相关,这些关系皆不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此外,国有企业,特别是政府私有化意愿较弱的公司,发行后长期股权回报显著高于其他企业。这些证据都与政策信号理论一致,而不能完全被代理理论解释。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状况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了因会计信息披露不符合规定而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上市公司为基本分析样本,从公司盈利能力和股权结构两个方面,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发现:盈利能力越差的公司越倾向于违反会计信息披露的规定;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反而倾向于遵守披露规定;流通股的比例对会计信息的披露状况影响不显著。     

湖南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状况调查与分析

本文以湖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考查了股权激励在湖南省上市公司实施的情况。经过实地调查与分析,发现湖南省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比例远低于国外,但股权激励的强度较大。研究还发现股权激励对湖南省上市公司短期业绩的影响总体来说并不明显,非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推出股权激励方案。     

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调查了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2003—2005数据）,从风险分散化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资本结构（公司负债）的制度影响。作者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具有显示的负向影响;即使在控制了公司其他主要特征（资产规模、资产结构、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的影响之后,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负债的负向效应仍然显著。这意味着,第一大股东持股越高,他们减少公司财务杠杆的动机就越强。该经验结果支持了本文风险分散化的理论预期：第一大股东具有显著的通过降低公司负债回避风险的融资倾向和管理动机。作者还观察到。作为法人（或非国有股东）的第一大股东比作为国有股东的第一大股东具有更强烈的动机降低公司债务。这一发现为风险分散化的理论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化的公司可能会偏离最优财务决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