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溢出的实证研究

分别用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衡量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集群内知识溢出(即Mar溢出)和集群间知识溢出(即Jac溢出)。以浙江省13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聚集的驱动因素,计算了其知识溢出半径并总结了其知识溢出辐射范围。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Mar知识溢出和Jac知识溢出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浙江省沿海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集聚主要受多样化知识溢出驱动,浙江省内陆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集聚主要受专业化知识溢出驱动;Jac知识溢出既能促进集群的经济增长,又能增强其技术创新能力,而Mar知识溢出主要能提高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效果甚微。     

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4～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将经济集聚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路径分解为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后发现,多样化集聚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专业化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进一步将城市按照规模和区位进行划分后发现,大城市经济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小城市;东部城市经济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多样化集聚对提升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经济韧性作用显著,专业化集聚对提升小城市的经济韧性作用显著;多样化集聚对东部城市经济韧性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城市促进作用最小;专业化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的研究对推进差异化的城市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产业集聚结构与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业集聚给城市经济带来了多层面的影响。基于理论上的可能性,本文提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假设,并使用我国城市数据和Panel 2SLS计量模型加以验证。我们将城市产业集聚进行了结构和行业的细分,结构上分为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规模集聚,行业上分为工业与服务业两种产业的集聚。研究发现,服务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说明这两种集聚带来的拥塞效应快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且,我们以就业密度为指标计算U型拐点是665人/Km2。而工业集聚中无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城市经济规模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一直存在着稳定的倒U形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VAR分析

笔者从马歇尔、雅各布斯外部性及新经济地理的综合视角,通过建立面板VAR模型研究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多样化和集聚规模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单向因果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均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而专业化却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由于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规模偏小,其对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尚不显著。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多样性发展,避免同一部门的过度集聚,扩大重点生产性服务部门的运营规模可能是较为理想的政策安排。     

产业集聚、技术并购与知识溢出效应

本文将技术并购视为知识溢出的一种微观过程，考察究竟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在企业技术并购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及其影响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通过知识竞争效应和信息网络效应显著促进了技术并购的发生，但多样化集聚对技术并购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专业化集聚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而多样化集聚并没有类似的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制度环境是决定专业化集聚知识溢出效应能否发挥的重要影响机制，表现为专业化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在民营企业、社会信任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产业集聚知识溢出效应的认识和理解，丰富了技术并购决策的相关研究，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不仅对本市环境污染产生抑制作用,而且对相邻城市环境污染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短期和长期均显著降低本市的环境污染,对相邻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均显著加剧了本市或相邻城市的环境污染；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显著抑制了本市和相邻城市的环境污染；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对本市和相邻城市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仅有长期效应而无短期影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集聚对本市和相邻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均不显著。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创新效应研究

中国逐步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也是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基于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效应。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产出水平在时间维度上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在空间上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由于地理邻近地区存在空间竞争效应,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产出的收益较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而多样化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创新产出,但这种促进作用仅在大城市和中部地区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制造业韧性

面对金融危机、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对制造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本文以产业间互动关系为视角,以适应韧性理论为依托,从"适应"与"适应性"双重维度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韧性的内在机制,同时使用2008-2017年地级市数据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呈"U"型特征,多样化集聚呈倒"U"型特征.短期内,多样化集聚可以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以快速恢复供应链运转,促进制造业韧性提升;长期内,专业化集聚有利于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以获得可持续增长的韧性.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短期内均对邻近地区制造业韧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长期内多样化集聚会显著抑制邻近地区制造业韧性,专业化集聚抑制作用不明显.上述影响效应在地区与城市规模层面表现出异质性.创新能力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影响制造业韧性的重要途径.本文发现为合理制定"两业融合"政策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与提升制造业韧性提供了新证据.     

中国城市群产业集聚与经济效率差异 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门槛效应,并对威廉姆森假说和开放性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专业化集聚对于没有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而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没有显著影响;（2）产业多样化集聚对跨越城市群规模门槛和处于所有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的影响不显著;（3）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快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提升城市群的经济效率;（4）在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没有找到支持威廉姆森假说的经验证据,但从产业多样化集聚视角验证了开放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创新能力、空间依赖与长三角城市群增长核心演化

城市群经济系统发展过程中,核心城市的增长极化与扩散作用是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键机制。创新能力、要素集聚与扩散形成的区际空间外部性使得城市群增长核心不断演化,并形成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呈现出下降趋势,对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分工过程中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溢出、空间依赖都对城市极化效应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政策导向应从强化城市间创新分工、充分利用创新过程的空间外部性、推进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等方面着手。     

Does FDI Bring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Spillover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ole of the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xternalities of FDI within and across cities in an emerging economy context. It argues that the extent of these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is contingent upon loc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Using a panel dataset of 280 Chinese prefectural cities from 2003 to 2012, we employ a spatial economic approach. Although limited to evidence from soot and \(\hbox {SO}_{2}\) pollutant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FDI brings overall positiv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externalities to a region, and also spillovers to nearby regions. Specialised cities may lock into a particular technological path, attenuating the absorption and diffusion of a variety of FDI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Conversely, diversified cities promote cross-fertilisation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nd mitigate local pollution intensity at the aggregated city level. This study adds to the literature by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both the spatiality of FDI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understanding FDI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spillovers.     

工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的研究

基于外部性理论,利用2009—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全样本和区域分样本两方面探讨了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性,分别呈现出“一损俱损”“荣辱与共”“一荣俱荣”的城市群特征;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和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影响,且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但对于不同的研究样本,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对于处在“一损俱损”“荣辱与共”阶段的城市群,应聚焦主要问题,通过发展主要方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向“一荣俱荣”城市群转变。     

Firm productiv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Egyptian dat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ed the light on the nexus between firms’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in Egypt. Using a large dataset of firms in 342 firms’ four-digit activities in 27 regions (62,108 firms), we introduce three measures of agglomeration which are urbanization or firm diversification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firms by governorate, loc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measured by the average productivity by governorate and sector (generating externalities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finally competition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firm operating in the same governorate and the same sector. We find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agglomeration in Egypt after controlling for firm age, location, economic activity and legal status. In the Egyptian context,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gained from agglomeration measures outweigh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implied by congestion. The latter is chiefly due to the lack of good infrastructure. When regressions are run by firm size, location and activity, our main findings show first that micro and small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benefit from loc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compared to medium and large firms. Service firms benefit more from high level of diversification while manufacturing firms gain more benefits from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specialization in Egypt.     

产业集聚、产业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关系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多个国家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我国许多沿海外向型城市面临国外订单需求不足、行业内人才流失以及厂房闲置等问题,体现出城市经济韧性能力的重要性。针对不同城市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表现出的城市经济韧性能力差异,重点研究产业集聚、产业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并将产业多样化划分为产业相关多样化和产业无关多样化,运用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分析两种划分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呈U型关系,产业相关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呈倒U型关系,产业无关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呈倒U型关系。最后从破除区域间分权壁垒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成渝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潜力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群区域创新一体化对促进区域内部资源优化整合,带动周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使用随机前沿知识生产模型研究了成渝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潜力,并采用一步法的创新非效率模型分析了影响创新潜力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随着创新阻力的减少,成渝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在不断提升,且差距逐渐缩小;相比于珠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拥有更大的创新潜力。同时,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创新效率差异明显。为进一步提高各城市群的创新效率,应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开放,加强政府对创新的扶持力度,优化创新环境,提高工业集聚水平。     

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以“十四五”规划布局的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为对象,结合模糊集合思想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遥感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格网化数据集,通过应用投影寻踪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探索性空间自相关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测度2013—2019年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整体发展态势、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整体呈现以递次转移为主、跨级转移为辅的演化特征;协同性欠佳,城市群间异质化、城市群内同质化特征逐渐显现;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由弱到强的空间集聚特征,以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次之的局域空间集聚特征始终存在;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三大集聚的“高地连绵区”和东北、西北两大“低谷连绵区”的空间发展态势,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东密西疏空间关联格局已经形成。     

多元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③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