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基于生育动机视角的分析

本文基于生育动机视角，利用统一增长理论研究了生育政策松动的背景下延迟退休对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影响方向取决于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程度以及对子女照料的偏好规模。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当前中国的现实参数下，延迟退休将提高均衡状态时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增长率并降低质量的增长率，净效应为促进经济增长。动态角度来看：当父母对子女数量的相对重视程度或者对子女照料的偏好规模提高时，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将由促进逐步转变为抑制。而当退休年龄既定后，经济增长率与父母对子女数量的相对重视程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与对子女照料的偏好规模之间呈负相关。以上结论表明在评估延迟退休的政策效应时，应充分关注微观个体的偏好情况及其变动趋势，以规划并实施配套政策措施，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     

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与劳动力长期供给

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通过"挤占公共财政收入"和"放松个人预算约束"两条路径影响劳动力供给。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国有资本划转、内生生育率和教育投入的世代交叠模型,考察划转对劳动力供给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与不划转相比,划转将降低劳动力数量和提高劳动力质量,但对劳动力总供给的影响不确定,它不仅取决于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程度,而且依赖于划转之后养老保险政策工具的选择,即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还是提高养老金替代率。若选择降低缴费率,当父母相对很重视子女质量时,划转后劳动力总供给与划转率呈倒"U"型变化关系;当父母逐渐重视子女数量时,二者呈正向变化关系。若选择提高养老金替代率,无论父母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相对重视程度如何,划转后劳动力总供给与划转率都呈反向变化关系。从促进劳动力供给增长的角度看,划转的同时降低缴费率,并引导父母同等重视子女数量和质量,将有助于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     

延迟退休年龄下隔代抚育与劳动参与的抉择*——基于工资收入随机性假定的研究

隔代抚育会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促进劳动力供给上产生挤出效应。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本文在工资收入随机性的假定及延迟退休5年的情景下，模拟了面临孙辈照护需求的女性临近退休者提前退休所产生的福利变化。进一步，本文采用CHIP和CHARLS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不同群组的收入增长率和收入风险进行了估计，继而分析了当面临孙辈照护需求时这些收入特征对退休决策者制度退休和退休后劳动参与抉择产生的影响。总体上，在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下，隔代抚育将对女性劳动力供给产生挤出效应。当面临孙辈照护需求时，女性临近退休者的制度退休抉择主要受自身收入增长率和收入风险的影响，收入增长率越低，或收入风险越高，她们提前退休的意愿就越强烈；制度退休后的劳动参与则更多地受子女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子女收入增长率越高，劳动参与的概率越低。     

收入代际转移动机理论述评

收入代际转移,即收入在家庭内不同代成员之间的转移,是经济生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它主要包括父母在世时对子女经济上的支持以及父母去世后留给子女的遗产。收入代际转移不但会改变父母和子女的消费支出和储蓄行为,而且会对政府的税收及转移支付政策的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收入代际转移的研究系当前西方经济学中一个热点问题。其中,对收入代际转移的动机的研究则又处于研究的核心地位。     

“单独二孩”政策对我国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影响的趋势预测

"单独二孩"政策能够减缓未来劳动力数量下降和年龄结构老化的速度,但无法改变未来劳动力数量下降和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根据人口形势变化,应继续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趋势,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力质量;适当延迟退休年龄,以减轻劳动力数量下降和年龄结构老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     

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失衡——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

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解读了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的成因。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抚育负担的上扬降低了储蓄率和外贸顺差,支持了生命周期假说。但是,少儿人口抚育负担的下降却未能抑制储蓄率和外贸顺差的上扬,我们将其归因于代际间的"利他主义"和"内生化的劳动供给",当家庭中子女数量减少时,用于未来教育、婚嫁等目标性支出随之下降,反而刺激了当期消费;在家庭子女数量增加时,父母有可能选择减少支出或者选择用劳动替代闲暇。本研究的政策涵义在于培育针对劳动适龄人口新的消费热点、延迟退休年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父辈健康与子女劳动供给

家庭中普遍存在成年子女照料老龄父辈健康的现象,这在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并未引致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而父辈显性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总体来看,父辈健康变化对农村子女、女性子女、分开居住的子女和代际支持更高的子女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同时,父辈隐性健康变化显著增加了雇佣护理人员的可能性。在父辈健康照料中,在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约束条件下,护理人员部分替代子女成为相对理性的选择。进一步研究发现,医疗保险、子女数量的增加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有助于平滑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冲击,缓解父辈健康变化对子女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尤其是在家庭子女数量超过2时,这一缓解作用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验证了“抚养-赡养”这种代际互惠模式在中国的存在性,因此需要警惕老龄化加深和人口红利缩减双重背景下父辈隐性健康变化和显性健康变化转换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评述

代际收入传递性是影响个人工资或收入不均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仍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代际收入弹性达到了0.4左右,换言之,社会收入的流动性仍然很低。父母收入影响成年孩子收入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家庭文化资本和父母个性特征三个渠道进行传导。代际收入传递性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已有的人力资本理论,拓宽了传统的公共教育政策。     

家庭子女的教育投入与亲代的养老回报——来自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

利用2008年河北农村家庭生命周期与代际关系调查数据,分析当前河北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子女的教育投入与老年人获取的来自子女的养老回报的影响因素。河北农村老年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多为小学、初中水平,且存在性别、年龄别和地区差异。来自子女教育投入的养老回报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方面,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越大。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越多得到的回报越高,体现了家庭中亲子抚养与赡养关系具有一定的互惠交换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