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划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虽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43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PCSE）方法估计，重点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比较两条路线上的异同。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的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原因在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地理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影响，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作用。此外，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研究——规模、效率与潜力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和投资潜力是高质量投资的核心内容,在推进"一带一路"倡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基于2011~2017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OFDI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为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和发掘投资潜力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产业合作明确方向。研究结果显示:就投资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越大时,将显著吸引中国对该类东道国的OFDI,但中国与"一带一路"东道国距离以及东道国自身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反而会降低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就投资效率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梯度OFDI效率没有明显提升,但逆梯度OFDI效率有稳定上升;就投资潜力而言,中国需要挖掘对东亚、中亚、南亚以及东盟地区投资的新增长点和投资新契机,目前中国对独联体地区的投资相对薄弱,有待加强。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节点城市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分析——基于14个城市的截面数据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战略的逐步推进,沿线节点城市将成为其崛起的重要支撑点。本文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和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2015)选取了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14个节点城市为研究主体,通过分析节点城市2014年的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数据,对这些城市的产业结构和对外经济联系水平做出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说明,对确定各个节点城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产业定位和发展战略提供了参考。     

FDI能否提升绿色发展效率?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本文首先从竞争效应、学习效应、培训效应、规模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五个方面对FDI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基于2000—2017年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出"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在此基础上采用GLS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考察FDI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省份FDI能有效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份FDI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地区间要素禀赋、产业基础条件和FDI引进质量等紧密相关.在此基础上,提出引导投资方向、提升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引资等政策建议,以期能够为提升绿色发展效率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深远广阔,投入巨大,要实时关注其实施的效果,进而展开理论分析,及时调整战略的实施。对古代丝绸之路历史回顾发现,丝绸之路虽因政治外交原因而开,但因商业利益而兴盛。丝绸之路上与经济利益无关的政治外交活动终难长久。2007—201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份额呈上升趋势,但过去的3年份额稳定维持,"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促进作用尚需解释和观察。基于对沿线62国2015年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沿线国家的经济体量是决定与中国进出口总额的首要因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在于提高"政策沟通度",大力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就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来说,这些政策的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就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来说,政府与市场要恰当分工。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动机与政策建议——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不同因素,并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从整体来看,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2)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寻求为动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是影响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主要因素。(3)不同于高收入国家,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较高的资源密集度会提高中国OFDI的规模。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和风险防范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影响世界、对世界做出贡献的重要手段,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采用2003年～ 2012年64个沿线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沿线国家人均实际GDP的关系.首先以主成分法构建基础设施评价指数来衡量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发现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正不断完善,区域差异在缩小;再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增长1％,即能显著促进沿线国家人均实际GDP增长0.01％,中国投资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2％;最后通过检验中介效应模型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效应约有30％是通过完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来实现的.     

新进入者劣势、累积学习经验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兼论“五通指数”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6~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结合跨国公司与组织学习理论,系统考察包括地理及制度性因素在内的"新进入者劣势"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累积学习效应及其对"新进入者劣势"的调节作用;同时利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系统考察互联互通对中国企业"新进入者劣势"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除经济距离外,其他距离因素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累积学习经验及"五通指数"在经济和地理距离方面的调节作用较为明显。企业自身学习经验的累积以及政府在政策、经贸、人文、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均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新进入者劣势"的消极影响。     

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省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2007年—2016年"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13个省份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5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混合OLS模型,阐述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沿线省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市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增长起到抑制的作用,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市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U"型的关系。从而得出"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应该根据地区自身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自身发展所存在的优势劣势出发,最大化的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     

中国OFDI、要素禀赋结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

立足于外资来源国视角,强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基于2005-2018年中国OFDI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重点探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中国OFDI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在整体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禀赋结构是中国OFDI影响沿线国家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中国OFDI主要通过增强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规模效应对沿线国家生产率产生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OFDI对较落后沿线国家表现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效应,而对较发达沿线国家表现为劳动力"防御性创新"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OFDI对沿线国家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生产率提升效应主要表现在"一路"沿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且主要源于绿地投资模式和广延边际效应,同时中国OFDI的促进效应集中于资本禀赋相近和技术禀赋差异较大的沿线国家.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本要素配置效应等中介机制,推动沿线国家生产率提升.     

国家规模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一带一路"53个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测算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国家规模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2013年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呈上升趋势。第二，在总样本和分时段样本中，国土规模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三，在分时段样本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居民收入规模是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倡议的实施使得贸易投资便利化不再受居民收入规模的影响。第四，在分区域样本中，各变量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本研究从国家规模的角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条件的改善以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提出建议。     

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工程承包的区位因素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经验考察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前提,国际工程承包又将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热点。通过构建国际工程承包引力模型,利用1998~2013年沿"丝绸之路经济带"23个选取国的面板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加入了中国入世、城镇化指标、实际利率及研发人员规模等变量,对中国对沿带工程承包业务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贸易协定和城镇化规模及水平是影响中国对外承包商进入沿带国家市场的重要因素,根据实证结果,最终结合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区位的市场特点,为中国对外工程承包提供区位战略建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

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2000—2013年贸易数据,测算诸如国际市场占有率等4个指标来评估沿线主要国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整体而言,“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沿线国家中印度、埃及与新加坡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强,而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阿联酋等的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而分行业来看,中国在交通运输、建筑业等劳动及资源密集型服务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印度在计算机和信息、通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上竞争优势突出,新加坡在金融、保险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上享有竞争优势,泰国、马来西亚在旅游等资源密集型服务上优势明显。从影响因素来看,国内消费水平、资本存量、服务业开放度、政府行政效率、信息基础设施等因素的改善均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因此,应着力推进中国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中的短板,培育和完善生产性服务和社会性服务业,为“一带一路”战略建设提供新动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风险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济逻辑

从腐败程度、政治风险和法治水平三个维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进行了测度,发现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是高腐败地带和高政治风险之路,而且是低法治水平区域。然而,面对沿线国家较高的制度风险,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正在更加积极的"走出去"。文章从四个方面对这种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进行了解释,指出中国企业应该更加积极地"走出去",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制度因素与第三国效应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造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应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总体来看,中国偏向对政治制度较差、 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中国企业偏向投资"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并且这种相关性表现为负值,即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在相互竞争、 相互挤出的效应,本文认为复合型FDI的存在以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过度集中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修正的F-W模型分析互联网推动出口增长的作用,并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就1999~2014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在降低国际贸易固定成本的同时,也会降低贸易的变动成本;互联网发展差距的缩小、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克服贸易基础设施落后、市场间地理距离远等传统对外贸易障碍;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贸易的发展存在一定制约。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缩小其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差距,是提高中国与有关伙伴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推进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互利共赢的重要途径。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本文主要研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以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数据为样本,对中国的投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首先,通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的空间相关性显著。其次,本文将地缘政治风险分为暴力型与平和型,实证结果发现暴力型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负相关,而平和型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本文进一步发现具体地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出口潜力研究——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作者使用2005~2014年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机电产品贸易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相对应的扩展引力模型,研究中国对这些国家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和贸易潜力。实证结果表明: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开放程度、对中国直接投资和优惠贸易制度安排会推动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而地理距离和进口国为内陆国是主要的阻碍因素。潜力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机电产品贸易领域仍有较大潜力,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最后,基于模型结果,作者提出了促进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机电产品出口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