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研究--基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比较分析

选取"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法,比较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低端环节进行投资存在被"替代"风险;东道国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仅在已承接较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存在,且第二产业的诱发力最强,中国企业进入第二产业具有较强的相对优势和较小的投资风险;"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比"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更为显著,但"海上丝绸之路"的区位要素更具吸引力。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发达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分布地区相对集中,存在地区差异。本文采用K-M分析方法、COX比例风险模型和Weibull生存分析模型,基于东道国语言相通与否、发达与否,以及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三个视角,探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语言相通地区、发达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较长;东道国中国企业数、地理距离、企业投资广度对投资持续时间促进作用差异,以及东道国外资净流入、市场规模、企业出口额、企业规模负面影响差异,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     

制度因素与第三国效应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通过构造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应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水平.总体来看,中国偏向对政治制度较差、 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同时,中国企业偏向投资"一带一路"沿线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差距相对较小的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并且这种相关性表现为负值,即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在相互竞争、 相互挤出的效应,本文认为复合型FDI的存在以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过度集中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划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虽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43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PCSE）方法估计，重点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比较两条路线上的异同。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的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原因在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地理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影响，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作用。此外，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投资便利化建设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门槛检验北大核心CSSCI

系统构建了一套投资便利化测度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全球107个国家(地区)2009~2016年投资便利化的发展状况,并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异质化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地理区域投资便利化发展差异较大,大洋洲、欧洲、北美洲、亚洲、非洲与南美洲投资便利化指数依次递减,投资便利化指数较高的国家多为欧美发达经济体,而投资便利化指数较低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与南美洲的欠发达地区;从全样本来看,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跨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从分样本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发展,可以有效吸引中国跨国资本的流入,但中国对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则较少考虑投资便利化因素;从门槛结果来看,经济规模较大,劳动要素丰裕或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国家,通过改善投资便利化环境,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促进效果不明显。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研究——规模、效率与潜力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和投资潜力是高质量投资的核心内容,在推进"一带一路"倡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基于2011~2017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OFDI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为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和发掘投资潜力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产业合作明确方向。研究结果显示:就投资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越大时,将显著吸引中国对该类东道国的OFDI,但中国与"一带一路"东道国距离以及东道国自身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反而会降低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就投资效率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梯度OFDI效率没有明显提升,但逆梯度OFDI效率有稳定上升;就投资潜力而言,中国需要挖掘对东亚、中亚、南亚以及东盟地区投资的新增长点和投资新契机,目前中国对独联体地区的投资相对薄弱,有待加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影响世界、对世界做出贡献的重要手段,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采用2003年～ 2012年64个沿线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沿线国家人均实际GDP的关系.首先以主成分法构建基础设施评价指数来衡量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发现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正不断完善,区域差异在缩小;再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向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增长1％,即能显著促进沿线国家人均实际GDP增长0.01％,中国投资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2％;最后通过检验中介效应模型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效应约有30％是通过完善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来实现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动机与政策建议——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不同因素,并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从整体来看,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2)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寻求为动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是影响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主要因素。(3)不同于高收入国家,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较高的资源密集度会提高中国OFDI的规模。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和风险防范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支付行业“走出去”研究

"一带一路"是一条开放之路,互联互通离不开金融领域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工作,为我国支付行业"走出去"提供了新机遇,也带来了新挑战。支付行业应坚持开放发展"走出去",积极融入和服务"一带一路",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我国与沿线国家在支付领域的共商、共建、共享。     

服务“一带一路”政策沟通的粤港澳湾区联动发展研究

在全球经济开放新格局背景下,中国为应对新的世界经济政治形势和"走出去"目标制定了"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也被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理解成为中国版"重返亚太",对此中央政府提出了"五通"以表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友善态度。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十分复杂,作为政策共识的重要手段,政策沟通尤为重要。文章分析整理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基本情况,根据语言、文化、制度等政策沟通工具分析,认为粤港澳湾区联动对推动沿线国家政策沟通具有显著优势,进而提出了五方面具有实践基础的助推方式和六点政策建议。     

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人才培养的路径研究

人才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深化发展的关键和支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人才的推动,二者不可分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培养在推动我国同沿线国家地区之间互联互通、促进我国企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促进我国教育扶贫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对人才需求增加、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以及企业的重视使得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培养具有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从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加强职业技术教育、高校联动合力助推人才培养三方面对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人才培养的路径进行了剖析,旨在更好的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工程承包的区位因素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经验考察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前提,国际工程承包又将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热点。通过构建国际工程承包引力模型,利用1998~2013年沿"丝绸之路经济带"23个选取国的面板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加入了中国入世、城镇化指标、实际利率及研发人员规模等变量,对中国对沿带工程承包业务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贸易协定和城镇化规模及水平是影响中国对外承包商进入沿带国家市场的重要因素,根据实证结果,最终结合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区位的市场特点,为中国对外工程承包提供区位战略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风险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济逻辑

从腐败程度、政治风险和法治水平三个维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进行了测度,发现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是高腐败地带和高政治风险之路,而且是低法治水平区域。然而,面对沿线国家较高的制度风险,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后正在更加积极的"走出去"。文章从四个方面对这种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进行了解释,指出中国企业应该更加积极地"走出去",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投资便利化及其效应:来自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证据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程度及特征，进而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程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GDP以及投资便利化总指标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进一步考察分区域和分指标效应，发现不同区域投资便利化的效应不同，其中技术的促进作用在所有区域都很显著。中东欧国家除了技术因素效应明显外，其微观营商环境的便利性也对吸引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南亚国家除了技术效应外，双边产业园区的建立也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动态比较优势及其结构性演进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12个服务贸易部门的比较优势及其动态演进。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水平较低,尤其是在知识产权、金融、保险等资本与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表现更为明显;一些在特定服务贸易部门显示出较高的比较优势与专业化分工指数,形成"一带一路"地区初步的服务分工与专业化格局。从时间累积变动幅度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初始显著比较劣势的服务贸易部门比较优势上升较快;而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部门表现较为稳定甚至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服务贸易比较优势较低且比较稳定,需要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中国服务分工与贸易模式的转型升级。     

比较视角下中国对“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东道国不同类型国家的比较视角,实证检验东道国市场规模、政府治理、资源禀赋和金融资本等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等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与其他类型国家相比,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建议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分析和预警,国内企业之间则应进行相应的沟通和协调.     

FDI能否提升绿色发展效率?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本文首先从竞争效应、学习效应、培训效应、规模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五个方面对FDI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基于2000—2017年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出"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在此基础上采用GLS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考察FDI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省份FDI能有效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份FDI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地区间要素禀赋、产业基础条件和FDI引进质量等紧密相关.在此基础上,提出引导投资方向、提升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引资等政策建议,以期能够为提升绿色发展效率提供有益参考.     

互联互通会提高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吗？——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跨国并购的经验证据

跨国并购可以使企业更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有效地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跨国并购的成败不仅与企业经营管理能力有关,也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互联互通有利于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不同类型的并购企业或并购目标企业在不同区域的跨国并购可能有不同的成功率,且互联互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效应也具有异质性。以2009—2019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基于五通指数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4个方面衡量两国间的互联互通水平,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与东道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水平的提高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设施联通和经贸融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中国国有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比非国有企业的成功率低,并购企业的国有身份会弱化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作用、强化设施联通和经贸融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作用;并购目标企业属于敏感行业的并购成功率低于不属于敏感行业的并购成功率,属于敏感行业会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对并购成功率的提升作用,且这种弱化效应对国有并购企业更为显著;在东南亚和西亚地区,中国与东道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融通、民心相通水平提高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应不断深化推进与世界各国的“五通”建设,通过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改善企业对外经贸合作的宏观条件和市场环境;对外经贸合作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以利益共同体的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积极塑造国有企业“真正市场主体”形象;重视互联互通状况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合理选择适宜的东道国和目标企业。     

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修正的F-W模型分析互联网推动出口增长的作用,并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就1999~2014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在降低国际贸易固定成本的同时,也会降低贸易的变动成本;互联网发展差距的缩小、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克服贸易基础设施落后、市场间地理距离远等传统对外贸易障碍;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贸易的发展存在一定制约。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缩小其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差距,是提高中国与有关伙伴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推进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互利共赢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