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角度出发,利用2013年143家IT通信行业企业的相关数据,分析了高管团队的社会资本对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多元化广度和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团队的社会资本对技术多元化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起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高管团队的横向社会资本对技术多元化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的纵向社会资本对技术多元化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高管团队的横向社会资本和纵向社会资本对技术多元化深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均起负向调节作用。     

高管团队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管理自由度的调节作用

知识经济时代以来,智力资源被视为企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高管团队智力资本更是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决定力量.文章基于2018-2019中国知识密集型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高管团队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管理自由度对这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智力资本越丰富,企业绩效表现越好,另外,管理自由度对高管团队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功能倾向于资源提供.     

高管团队断裂带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创新强度的调节效应

近年来，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高管团队断裂带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绩效尚无一致结论。基于交叉分类视角，以我国2011—2018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强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同时，企业创新强度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具体而言，企业创新强度越高，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越显著。     

高管团队断裂带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创新强度的调节效应

近年来，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高管团队断裂带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绩效尚无一致结论。基于交叉分类视角，以我国2011—2018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创新强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同时，企业创新强度对高管团队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具体而言，企业创新强度越高，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越显著。     

高管个人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

本文收集并整理了357份调查问卷,并根据这些有效数据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对高管的个人社会资本及它与企业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通过对实证结果分析可知,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下的社会资本是企业高管个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高管个人的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并不显著的因果关系,只能通过企业适应能力显著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此研究结果是对已有研究结论的扩展及融合,证实了高管个人社会资本在整体上对企业绩效有着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也明确了高管个人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间的作用路径.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团队能力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实证分析——考虑CEO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在对高管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指标和企业绩效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高层梯队理论和代理理论,研究了高管团队不同层次的属性(自然属性、能力属性和治理属性)与企业不同层次的绩效(成长绩效、增长绩效和经营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CEO的社会资本在两者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如下:中国上市公司的绩效与高管团队的管理素质有关;CEO的社会资本削弱了高管团队的管理素质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中国现实环境中存在的"关系"不利于中国企业整体的成长。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法制建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企业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和而不同：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对企业跨界技术并购绩效的影响

跨界技术并购能够为企业提供全新的创新思路,在技术融合与创新背景下,其优势易于发挥。在并购发生后,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企业战略和创新决策,对企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选取首次并购公告日在2007年1月1日到2016年12月31日间的73个跨界技术并购案例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对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与企业跨界技术并购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对企业跨界技术并购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市场化程度和可用冗余均正向调节上述作用。探索高管职能背景异质性对跨界技术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拓展信息决策理论应用情境,并为企业在跨界技术并购时进行高管团队配置和资源布局提供决策依据。     

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校友网络与企业创新影响研究

基于IncoPat平台检索得到的中国内地高校发明专利转让数据，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采用社交网络分析方法建立校友网络，分析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校友网络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校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越处于校友网络中心位置，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然而，企业创新的母校纽带也可能产生“小圈子”效应，从而固化创新思维，表现为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异质性在高管母校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当企业位于校友网络中心位置时，这一调节效应不显著。过度强调“母校意识”可能遮掩海外异质性知识资源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与开放、多元的创新精神背道而驰。     

CEO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董事会相对权力的影响

文章以2012—2014年的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校友社会资本、社会团体社会资本、政治社会资本和商业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度量CEO社会资本,研究了CEO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其中CEO校友社会资本、社会团体社会资本和和商业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CEO政治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具有负相关关系。并考察了董事会相对权力对CEO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董事会相对权力对CEO校友社会资本、社会团体社会资本和商业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起到了的正向调节作用,但董事会相对权力对CEO政治社会资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产生调节作用。     

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团队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稳定性对于企业防范重大风险、保持平稳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大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高管团队稳定性的提高能够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减少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而降低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进一步地,稳定的高管团队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并购整合能力和并购绩效,呈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本文对于上市公司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减少企业的盲目并购和损毁性并购行为,提高并购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户投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视角

用户投诉是反映用户对企业产品或服务质量满意度的重要指标,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与长久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探讨用户投诉对企业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注意力基础观视角,运用2016—2021年223家中国上市企业投诉数据,实证分析用户投诉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高管团队特征和政务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用户投诉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女性高管比例会削弱用户投诉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高管持股比例增强用户投诉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高管受教育水平削弱用户投诉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政务环境削弱用户投诉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本文研究结果拓展了注意力基础观的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注意力分配的前因,并定量分析了用户投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同时讨论了用户投诉、高管团队、政务环境与企业绩效间的作用机制。为此,企业高管团队必须重视投诉管理和风险管理,优化注意力配置以提高用户满意度,进而创造更大的竞争优势并提高企业绩效。     

高管团队认知交互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提高创新能力成为高技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方向。既有关于不同认知层面与行为或绩效关系的研究,忽视了对动态环境下团队认知交互作用机制的思考。从认知视角出发,探讨了动态能力在高管团队认知交互与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动态环境对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动态环境对上述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以长三角地区335家IT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①高管团队认知交互与创新绩效有正相关关系;②动态能力在高管团队认知交互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③环境动态性对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④环境动态性强化了上述中介作用。     

高管团队结构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部分上市公司高管治理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了高管团队的人口特征和知识结构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高层管理团队的总人数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过多的高管团队人数容易引致企业内部管理冲突,不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而团队中工科背景的高管能够为团队决策提供更专业的意见,女性高管在决策中考虑问题比男性更加细致,履历丰富的高管能提出更多的决策方案并对风险有较高的防范意识,因而这三者在高管团队中的比重与企业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平均年龄及学历水平高低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因此我们要避免片面追求高管团队年轻化、高学历化的误区,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企业建设和完善高管团队,提升组织绩效提供了参考。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

近年来,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果逐渐受到学者们关注。为此,基于2009-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752个样本值,从研发投资视角考察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与政治晋升机会较小的国企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大的国企高管更注重企业绩效;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在晋升当年,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减少研发投资;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并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起调节作用。     

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测度指标,以中国2010-2012年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对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参与高管团队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调节变量,显著提升了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边际贡献。最后,针对进一步实现企业高管团队性别多样化、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出了对策建议。     

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来自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以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测度指标,以中国2010-2012年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对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参与高管团队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调节变量,显著提升了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边际贡献。最后,针对进一步实现企业高管团队性别多样化、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出了对策建议。     

高管团队异质性、断层线与创新战略——注意力配置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5年中国沪深A股12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和高管团队断层线强度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任期异质性和职能背景异质性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战略;高管团队的断层线负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战略;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对其异质性、断层线与企业创新战略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互联网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高管团队特征的调节作用

薪酬差距导致的社会比较效应会影响到个体的决策行为。文章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互联网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高管团队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探讨不同高管团队特征在这一影响效应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负向调节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高管团队平均年龄越小,其与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协同作用越强;（3）高管团队性别分布、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平均社会经验在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这些高管特征能够强化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进一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其中,该强化效果在高管团队性别分布方面更为突出。研究结论为互联网企业有效提升投资效率提供了一定的科学考察。     

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

以我国2012—2016年509家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检验高管背景特征、高管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并探讨高管激励的中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性别、年龄及平均受教育水平、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薪酬激励对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股权激励调节作用不明显。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制定激励制度,综合考虑背景特征,合理配备高管团队,充分发挥高管层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