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吗？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有效降低了股价波动和股票错误定价,从而显著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环境不确定性和管理层自利性越强,则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抑制效应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发生股权质押以及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更强;而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治理效应产生了积极的后果,显著抑制了高管减持寻租,提升了企业价值,降低了高管减持时的择机性。     

非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公平理论视角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对部分非高管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但设定激励对象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关注。本文从公平理论视角分析我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有效性假说与不公平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非激励员工因薪酬不公平而产生的消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具体而言,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激励与非激励员工收入差距小的上市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公司;而在非高管员工覆盖比例较高的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因此适当提高员工股权激励覆盖的范围可以减少激励员工与非激励员工之间因激励错配导致的薪酬不公平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创新激励效果。     

上市公司高管增减持行为研究

本文以2006年至2009年间1212家高管增减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高管增持或减持过程中是否存在着盈余管理行为以及市场能否识别高管增持或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高管增持时会进行向下的盈余操纵,而高管减持时会进行向上的盈余操纵;市场对高管增持进行的盈余管理给予正面的反应,而对高管减持进行的盈余管理给予负面的反应.     

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的视角

基于高管过度自信的视角考量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股权激励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对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相应地会降低投资不足行为的产生;高管过度自信是导致股权激励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股权激励的实施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作用下加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对投资不足表现出不显著的抑制效果;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有效抑制高管过度自信概率,也是激励效果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     

股权激励能留住高管吗?——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股权激励被称为留住核心人才的"金手拷"。本文以我国2006至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股权激励对高管更换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经营业绩等因素的情况下,实施股权激励的确减少了公司高管更换的概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股权激励方式采用股票期权或是限制性股票,对高管更换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为股权激励与高管更换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分析

本文以2005～2006年披露了研发支出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高管股权激励越大,研发支出越多;公司资源的富余水平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于研发支出的影响越显著;公司的业绩较好,高管股权激励对于研发支出影响越显著。此外,高成长性的公司有更强的动机投入更多的研发费用来创造成长机会;公司的负债水平越高,研发支出越少。     

股权激励、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权益资本成本

基于行为金融的视角,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角度解释了我国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效果不佳的困惑。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条件下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提高了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水平;股权激励与高管过度自信的相互作用使得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显著升高。这意味着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角度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好地解释股权激励的价值效应。     

浅谈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与对策

本文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关系,并对高管激励制度引起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对策进行了初步探讨。治理基于高管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应当优化高管绩效评价体系,引入多指标市场化评价体系,同时独立激励设计与考核机构,提高高管违规成本,以保障股东利益。     

浅谈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与对策

本文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关系,并对高管激励制度引起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对策进行了初步探讨。治理基于高管激励引起的盈余管理应当优化高管绩效评价体系,引入多指标市场化评价体系,同时独立激励设计与考核机构,提高高管违规成本,以保障股东利益。     

中国式卖空机制与高管减持——基于融资融券分步扩容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我国的融资融券制度为背景,结合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卖空机制对上市公司高管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非融券标的,可融券标的公司高管的月减持比例在允许卖空后下降22%,这种抑制作用在小规模、高盈余平滑度以及非国有公司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其次,成为可融券标的后,股价定价效率提高,高管减持收益显著下降。进一步地,本文将高管的减持行为分为定期性与投机性两类,发现卖空机制显著抑制了高管基于信息优势和股价偏差的投机性减持行为。     

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债券数据的经验证据

非高管员工是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高管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可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而影响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本文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实施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在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中,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两种股权激励形式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性,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更能有效地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而股票期权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没有显著影响。同时,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负向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并且实行多次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更能有效地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表明,较高的融资约束程度、较强的管理层权力和较高的产品市场竞争水平更有助于发挥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尤其是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降低公司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建立并完善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及其相关配套制度的政策建议。     

股份全流通后高管行为变化及监管对策

股份全流通后,上市公司高管行为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出现滥用股权激励、变相管理层收购、利用内幕消息谋利、与强势投资者合谋操纵市场、设置金降落伞等过度保护条款、违规买卖本公司股票以及辞职套现等行为。为此,需创新高管行为监管的方式与手段,包括制定高管行为准则以明确高管行为规范、完善会计架构和财务舞弊责任制度以防范财务舞弊行为、重视股权激励合规性监管以限制股权激励的负面作用,以及完善处罚体系以提高处罚对高管的约束力等四个方面。     

高管减持、信息压制与股价崩盘风险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2007-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了高管减持行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方向及其作用渠道。结果显示:(1)高管减持股票的金额越大,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越高;(2)当高管减持动机越强以及减持效用越大时,高管减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增强;(3)对作用渠道的识别显示,管理层的信息压制行为导致了"坏消息"聚集,最终引发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为后金融危机背景下股价崩盘风险的应对提供了一定的启示意义。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减持研究

2009年10月30日我国创业板正式推出,曾被寄予中国”纳斯达克”的厚望.然而自2010年11月1日开始至今,高管们就开始频繁减持其所持原始股.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查阅了国内外关于高管减持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后,本文以201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75家发生过高管减持行为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描述了高管减持的现状,进而对高管减持的动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就关于如何规范高管的减持套现行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高管减持如何影响投资者预期?——基于超额融券的经验证据

随着我国融资融券业务逐步扩容,投资者向证券公司融券卖出的卖空交易成为市场消化负面信息的重要机制。本文以高管减持事件窗口期的超额融券量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我国企业高管减持所任职公司股票对市场预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估计期,高管减持窗口期超额融券量显著增长,并且减持比例越高或者减持金额越大,超额融券量越高,表明高管减持显著降低了外部投资者对公司股票的价值预期。进一步研究显示,良好的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降低高管减持对超额融券量的正向影响。本文用超额融券量直观地度量投资者预期变化,丰富和发展了高管减持经济后果的研究,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减持行为及监管部门完善相关监管规定具有启示意义。     

高管股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完善高管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公司业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3-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且当资本结构向下调整时,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会更大。基于制度因素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而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也更得到进一步强化。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国特殊经济制度背景下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理论,也为公司制定有效的激励契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

本文选取2009-2017年我国沪深A股130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突破了激励对象仅为公司高管的局限,并根据企业的产权特性进行异质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高管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且核心员工对企业创新产出的贡献更大;另外,非国有企业采取核心员工股权激励措施比国有企业更有效.因此,企业应充分重视核心员工这一激励对象,加强股权激励的力度,并对高管和核心员工设置差异性的激励方式,促使不同岗位的员工各司其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会计稳健性或高管股权激励——不同代理冲突下的治理方式选择

会计稳健性和高管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途径,其治理效应备受关注。本文选择2008～201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按照代理冲突程度高低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两类,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低代理冲突样本组中,会计稳健性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而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效果不显著;在高代理冲突样本组中,高管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而会计稳健性的治理效果不显著。研究显示出,在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时,必须考虑代理冲突的严重程度。     

高管激励与债务资本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依据

本文以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管激励水平与债务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考察,对高管激励如何影响债务资本成本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都对债务资本成本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随着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强度的提高,债务资本成本会降低。同时高管激励具有降低债务资本成本的积极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与银行信贷决策——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实证考察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越高,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越多,但主要体现在短期借款增加,而长期借款没有显著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实施经营持股激励的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公司获得显著更多的银行借款尤其是短期借款,而长期借款在两类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相比激励型股权激励公司,福利型股权激励公司获得显著更多的短期借款。研究证实,高管激励机制的完善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银行借款,缓解"信贷歧视",但面对股权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与福利效应,银行会通过调整贷款期限来降低自身的信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