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对高管减持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13~2016年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微观数据,采用多元回归的实验研究方法,分析股权激励与高管减持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股权激励对高管减持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公司治理对高管减持行为的约束作用有限;中小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高管减持比例越小。     

非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公平理论视角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对部分非高管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但设定激励对象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关注。本文从公平理论视角分析我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有效性假说与不公平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非激励员工因薪酬不公平而产生的消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具体而言,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激励与非激励员工收入差距小的上市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公司;而在非高管员工覆盖比例较高的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因此适当提高员工股权激励覆盖的范围可以减少激励员工与非激励员工之间因激励错配导致的薪酬不公平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创新激励效果。     

高管股权激励与银行信贷决策——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实证考察我国民营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越高,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越多,但主要体现在短期借款增加,而长期借款没有显著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实施经营持股激励的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或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公司获得显著更多的银行借款尤其是短期借款,而长期借款在两类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相比激励型股权激励公司,福利型股权激励公司获得显著更多的短期借款。研究证实,高管激励机制的完善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银行借款,缓解"信贷歧视",但面对股权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与福利效应,银行会通过调整贷款期限来降低自身的信贷风险。     

全流通时代下股权激励有效性分析——基于公司绩效的视角

2005年4月以来的股权分置改革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开始进入全流通时代,我国资本市场的所有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上市公司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成为现实可能,故对于股权激励有效性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选取2009-2011年间处于实施状态中的沪深股市发行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激励股总数比例越大,企业绩效越好,越有益于降低代理成本;高管人员所授予激励股占当期总激励权益总额的比例有益于提高公司价值,缓解委托代理冲突;除了股权激励水平外,企业规模的适度扩大也有益于公司绩效的提升;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有效性,降低企业价值。上述研究可为提高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     

全流通时代下股权激励有效性分析——基于公司绩效的视角

2005年4月以来的股权分置改革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开始进入全流通时代,我国资本市场的所有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上市公司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成为现实可能,故对于股权激励有效性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选取2009-2011年间处于实施状态中的沪深股市发行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激励股总数比例越大,企业绩效越好,越有益于降低代理成本;高管人员所授予激励股占当期总激励权益总额的比例有益于提高公司价值,缓解委托代理冲突;除了股权激励水平外,企业规模的适度扩大也有益于公司绩效的提升;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有效性,降低企业价值。上述研究可为提高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     

股权激励能留住高管吗?——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股权激励被称为留住核心人才的"金手拷"。本文以我国2006至2012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股权激励对高管更换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经营业绩等因素的情况下,实施股权激励的确减少了公司高管更换的概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股权激励方式采用股票期权或是限制性股票,对高管更换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为股权激励与高管更换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高管股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完善高管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公司业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3-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且当资本结构向下调整时,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会更大。基于制度因素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而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也更得到进一步强化。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国特殊经济制度背景下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理论,也为公司制定有效的激励契约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5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之间交互作用及内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实行股票增值权公司的投资量较其他激励模式公司的投资量更大;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对投资有显著的正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对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有显著的正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满足内生决定关系。     

信息不对称、研发支出与关联股东认购定向增发股份——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3年至2015年间公告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与关联股东认购定向增发新股股份的关系。研究发现,定向增发新股公司研发支出的强度越大,关联股东认购本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比例越高;定向增发新股公司费用化的研发支出越大,关联股东认购的比例越高;并且当定向增发新股公司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时,定向增发新股公司研发支出的强度、费用化的研发支出与关联股东认购本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比例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这一研究反映了我国会计准则中关于研发费用的处理仍然存在缺陷,并揭示了关联股东利用研发费用的资本化与费用化达到低价认购本公司发行的定向增发新股股份的现象。     

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高管学历与薪酬激励的联合调节作用

为深入研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际成效，本文以2013-2019年我国试点地区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基于高阶理论进一步讨论高管学历和薪酬激励的单独及联合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第一，碳排放强度能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产出，间接地验证了“波特假说”；第二，高管学历会正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学历越高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三，高管薪酬激励会负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四，高管学历对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薪酬激励，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碳排放强度对高学历高管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与股权激励契约设计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2年公告的股权激励计划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管理层权力的综合变量,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股权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结果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股权激励强度越高,激励契约中设定较长有效期的概率越低;相比非国有公司,国有公司的管理层权力对股权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力显著更强。     

股权激励、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权益资本成本

基于行为金融的视角,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角度解释了我国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效果不佳的困惑。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条件下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产生影响：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提高了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水平;股权激励与高管过度自信的相互作用使得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显著升高。这意味着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角度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好地解释股权激励的价值效应。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偏好——基于激励对象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2006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公布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司为样本,分三个阶段研究了激励对象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2006-2008年期间,激励对象并不明显影响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但在2009-2011年和2012-2014年两个阶段,激励对象显著影响了股权激励方式的选择。主要表现为,当激励对象中高管所占比例越大时,公司并未选择更适合高管的股票期权,而是越倾向选择获利空间较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限制性股票,且在管理层权力越大的公司中该现象越明显。以上结论表明上市公司对不同激励对象选择股权激励方式时,一定程度上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这势必会影响股权激励的效果。     

我国企业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基于内生性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2002—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内生性。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内生性,在控制了内生性之后,股改前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股改后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结果表明应该将研发投资作为股权激励方案的激励条件之一;此外,合理的安排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股权配置比例是保证企业有效进行研发投资、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手段。本文的结论深化了我们对股权激励内生性的理解,并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和企业自主创新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证据。     

治理结构、公司特征与研发信息的自愿披露

本文以2008年年报中披露开发支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界定,实证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特征对研发信息自愿性披露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研发信息的自愿披露水平越低,公司盈利能力越强,研发信息的自愿披露水平越高。公司规模、独立董事的比例与研发信息的自愿披露程度不相关。据此提出了有关建议。     

为什么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计划?

本文研究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计划的原因。本文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方案有其特有的制度背景和公司动机。这些动机之间彼此具有相互作用,且公司治理的影响更为重要。与国外相类似,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是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不完善的治理结构、严重的代理问题也会使公司有动机选择股权激励,但是,部分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是出于福利的目的,股权激励没有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却成为代理成本的结果。同时,处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公司越有动机选择股权激励。本文的贡献在于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对公司为什么选择股权激励进行研究,并发现了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内在动机。     

高管声誉激励契约的强度、效用及作用途径——一个中国情境下的实证检验

通过对部分高管进行访谈,并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声誉激励强度与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高管人力资本在两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声誉激励通过与显性激励的交互效应从而对公司绩效产生间接的效用,具体而言,声誉激励与薪酬激励之间存在互补效应,与股权激励之间存在互替效应;产权性质能够对高管声誉激励效用产生显著的影响。     

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代理成本还是风险规避?

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的解释有代理成本假说和风险规避假说。代理成本假说认为高管持股可以降低代理冲突,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当高管持股比例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壕沟效应出现,降低风险承担水平。风险规避假说则认为高管持股使高管的人力资本集中于某个公司,财富分散程度降低,加重了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呈倒"U"形关系,这种倒"U"形关系只存在于产品市场竞争高组,这两个发现支持了代理成本假说;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发现代理成本越高,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进一步验证了代理成本假说。本文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的逻辑,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文献,对中国企业的激励契约的设计、经济增长和潜在风险的认识具有重要启示。     

关于友阿集团股股权激励的案例研究

自《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于2006年1月1日实施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推出了股权激励方案。从2010年第4季度开始,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方案的节奏在明显加快,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以创业板、中小板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公司成了股权激励的主角,一些刚刚上市不久的新公司也纷纷加入到股权激励的队伍中来,把公司高管的利益与上市公司的发展捆绑在一起,以此调动公司高管的积极性。国内不少关于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但并不显。说明我国目前的股权激励制度还不完善。本文以友阿股份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为例,来分析研究该公司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是否过低,从而影响到股权激励的作用。并为其他公司的股权激励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友阿集团股股权激励的案例研究

自《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于2006年1月1日实施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推出了股权激励方案.从2010年第4季度开始,上市公司推出股权激励方案的节奏在明显加快,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以创业板、中小板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公司成了股权激励的主角,一些刚刚上市不久的新公司也纷纷加入到股权激励的队伍中来,把公司高管的利益与上市公司的发展捆绑在一起,以此调动公司高管的积极性.国内不少关于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但并不显.说明我国目前的股权激励制度还不完善.本文以友阿股份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为例,来分析研究该公司的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是否过低,从而影响到股权激励的作用.并为其他公司的股权激励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