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分析

运用Grossman和Krueger的分析方法，对我国1994—2003年的对外贸易环境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时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为正，但由于规模效应为较大的负数，所以总效应仍为负，即现阶段的进出口贸易从总体上说恶化了我国的生态环境。要改变贸易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必须进一步降低污染密集度，增强正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     

贸易自由化的环境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利用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考察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量;资源再配置效应是贸易自由化降低行业污染排放量的重要渠道;在非出口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外资企业,贸易自由化引起的污染降低效应更强.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贸易自由...     

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的空间计量分析简

本文研究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了环境规制工具差异所引致的环境技术创新及污染排放异质效应,并使用1999～2010年的省域面板数据从形式、强度及空间三个维度对环境规制工具的异质效应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工具更能促进环境技术进步,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利于环境技术创新,即"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直接效应及技术创新间接效应,能够实现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更低水平的污染排放;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技术创新及最终污染排放具有空间异质效应。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目标,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管理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实现环境规制创新。     

基于要素流动的环境规制贸易效应与政策研究--TPP《环境合作协议》的启示

文章在梳理环境规制与贸易相关文献基础上,构建两部门模型,从部门内和部门间要素流动的视角分析环境规制与产出和污染的关系,论述环境规制影响出口贸易的路径以及要素可流动下环境规制贸易效应的多面性;然后分解投入产出模型并重估能源排放系数,计算中国29个行业部门出口贸易的国内碳排放,提出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行业碳排放规制策略;最后结合TPP贸易新标准趋势和我国投入要素变动情况,提出我国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转变高消耗经济发展方式的未来方向。     

中国工业行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一个分类评价的视角

基于中国2001-2014年37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将我国工业行业按环境污染排放程度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它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同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环境规制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拐点值。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4年我国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低;除重度污染行业呈现倒"U"型特征外,工业行业总体、中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均呈现"U"型特征;目前我国工业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我国重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合适,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不够。因此,应从行业分类的角度出发,借助环境规制来促进工业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广东工业制成品出口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近年广东污染物排放随出口的增长而上升,即目前广东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的综合环境效应以负面为主,尽管贸易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均有利于环境改善,但在较大的规模效应负面影响下难以发挥主导作用。这启示我们目前数量扩张型的外贸发展模式是加剧环境恶化、资源紧缺的根源,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是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国际贸易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分析

在将环境污染的影响分解为经济结构效应、生产技术进步效应、污染治理技术进步效应以及它们之间共同作用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了进出口规模、进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从工业总体还是从进出口部门来看,技术进步(包括生产技术进步和污染治理技术进步)对减少工业污染排放的效果最大;结构变化及其与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效果在工业总体和进出口部门中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出口导致的污染排放占了各种工业污染排放的25%以上,出口污染排放量高于进口污染排放减少量,但污染避风港的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     

跨国技术转移对中国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1998~2013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国际技术贸易和FDI技术转移渠道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并对比分析这些影响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两种渠道的跨国技术转移从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环境质量的改善;FDI技术转移对环境产生了积极效应并具有滞后性。国际技术贸易对东部地区环境质量产生了积极且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FDI技术转移显著提升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验证了"污染光环理论"的存在性,但并未对中部地区环境改善产生有效影响。     

美国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选取2000—2013年美国与19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贸易与直接投资面板数据研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对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直接投资均有显著的进口扩张效应与出口扩张效应,且直接投资对初级品的进口影响程度显然大于对工业制成品的影响程度;美国对新兴经济体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具有明显的国别差异,美国对不同新兴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具有国别差异的贸易结构效应;美国直接投资对19个新兴经济体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都产生了恶化效应,其中对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要远大于对初级产品的恶化程度。     

贸易开放与环境污染——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贸易方式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2003年—2014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贸易方式对工业固废、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和PM_(2.5)等四类污染物排放的差异性影响。估计结果表明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会加剧工业固废、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三类污染物的排放,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收入效应却可以降低三类污染物的排放。对PM_(2.5)污染物来说,一般贸易的估计结果与前述三类污染物相同,而加工贸易的估计结果正好相反,短期内加工贸易会加剧PM_(2.5)排放,长期内却可以降低PM_(2.5)排放但效果有限;加工贸易的收入效应短期内可以降低但长期却增加PM_(2.5)排放。研究还发现,对四类污染物来说环境EKC假说均不成立;"污染避难所"假说现象对工业废气存在,但对工业固废和PM_(2.5)却不存在。     

自动化的环保力量：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减排效应

智能化转型不仅是当前制造业面临的重大变革,也是世界各国产业升级的主要趋势,更是绿色生产的重要渠道之一。区别于现有文献侧重于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经济效应,文章旨在研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物排放行为的影响。基于局部均衡模型推导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行实证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能够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两条途径实现减排效应;工业机器人应用可以促使企业提高清洁生产水平,但对其终端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同时,工业机器人类型、企业劳动力密集度、行业竞争度以及污染或能耗强度也会对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减排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创新、跨行业技术溢出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上市公司数字专利研发视角

基于2012—2020年中国微观企业的面板数据，探讨数字技术创新、跨行业技术溢出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增加了企业污染排放，跨行业技术溢出有利于污染减排，长期跨行业技术溢出的正面影响可以抵消数字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能够缓解数字技术创新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在非数字行业和重污染行业中跨行业技术溢出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创新吸收能力不足、绿色创新效率不高是数字技术创新产生污染排放的原因，跨行业技术溢出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降低污染排放。     

生产性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客观认识我国不同产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及规律,并识别出主要影响因素。为此,选择了农业、工业、建筑、交通、商业、能源六个主要的化石能源消费行业,在估计了各行业1996～2009年化石能源相关的CO2排放量的基础上,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对CO2排放进行分解,重点考察了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以及在不同产业内的相对贡献。研究结论表明:六大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从1996年的28.13亿吨以年均6.5%的速度增加,2009年排放量增至64.1亿吨,占当年全国和全球化石能源相关的CO2排放的83%和21%;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是能源、工业和交通业;产出规模扩张是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调整、部门能源效率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但不足以抵消产出规模效应,能源结构和碳排放系数效应也减缓了温室气体排放,但影响程度很小。农业和能源部门经济比重的下降有效减缓了温室气体排放,未来产业政策的设计应以控制工业经济规模和比重为重点,同时要结合其他行业的能源效率改善和能源结构优化等途径,共同推动温室气体减排。     

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不仅是破除中国出口发展的现实难题和瓶颈制约的有效手段,更是响应国家贸易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的关键。通过2000—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数据,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以“十一五”规划中公开减排目标的约束收紧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前沿计量经济学方法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来实证考察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制定环境目标约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环境目标约束的推动效应主要是通过发挥创新补偿效应、产品转换效应以及减税降负效应等路径而实现;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会因企业所在地区、所有制类型以及行业污染程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显著差异。     

反倾销对中国出口行业损害的实证分析

以1995～2007年外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为样本,就反倾销对中国出口行业的损害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统计发现受国外反倾销影响的出口行业主要有贱金属及其制品、塑料橡胶、杂项制品、化学工业、机电设备和纺织品等。实证分析表明化学工业、纺织品、贱金属及其制品、机电设备行业存在贸易破坏效应,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后,在化学工业、塑料橡胶、纺织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和未分类产品中存在正向的贸易转移效应,杂项制品中存在逆向的贸易转移效应;而否定结案中,杂项制品中存在正向贸易转移效应,塑料橡胶、纺织品中存在逆向的贸易转移效应。     

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及溢出效应分析

作为工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对于实现开发区绿色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以工业二氧化硫为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污染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开发区绿色升格显著降低了园区内、园区外企业的污染排放,进而实现城市总体的污染减排。机制分析表明,示范园区的优惠政策促使园区外资源向园区内转移,从而使得园区内与园区外企业采取不同的减排策略。具体而言,在资源相对宽裕的条件下,园区内企业通过生产投入替代与技术改进降低污染排放,而在资源相对紧缩的情况下,园区外企业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技术创新实现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正向环境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发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效果因开发区类型、企业污染程度而异,且高新区与经开区绿色升格的污染减排效果更好。研究为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与推动开发区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气候效应

基于中国1980—2013年碳排放、经济、能耗、环境等数据,构建气候效应分解模型,将气候效应分解为规模效应、传统意义的结构效应、低碳意义的结构效应、传统意义的技术效应和低碳意义的技术效应。协整分析显示,主要正向气候效应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主要负向气候效应是能耗强度下降和低碳环保技术投资带来的双重技术效应,高排放行业增加和低碳能源占比上升带来的正、负结构效应都较低,其中负向结构效应低于正向结构效应。     

FDI引进质量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通过对2002～2007年间的地区和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在2002～2007年间,FDI对我国三大区域和工业行业内部有正的技术外溢,但中部地区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获得了更大的技术外溢效应。因此,今后东部地区工业行业的引资应偏重技术差距较大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西部地区暂时仍应以劳动密集型行业外资的引进为主。     

我国OFDI与出口贸易关系及其时空差异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能存在差异,鲜有文献同时考虑这两方面差异。总体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时间维度上的结果显示:我国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说明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空间维度上的结果显示:我国OFDI对低收入国家的贸易促进效应要显著强于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对亚洲国家的促进效应强于欧洲与非洲国家。另外,前述倒"U"特征在欧洲、亚洲、非洲样本中均存在,但在非洲,上升趋势似乎占主导地位。     

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联立方程的估计

本文采用Huang and Labys的模型思路，通过建立一个同时包括污染方程与产出方程的联立方程组研究经济、贸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走势比较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说，且目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段，即经济贸易的增长可能导致环境质量的进一步下降；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制造业结构趋重的格局不利于环境的改善；贸易自由化并未加剧环境的恶化，可以说“污染避难所”假说现阶段在我国不成立。最后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