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实证分析——以纺织品出口贸易为例

目前,环境规制已经成为国际贸易活动中不容忽视的因素.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背景,以我国纺织品行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环境规制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影响的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得到贸易伙伴国环境规制对我国纺织品出口贸易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一结论.     

中国工业行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分析——一个分类评价的视角

基于中国2001-2014年37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将我国工业行业按环境污染排放程度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它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同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环境规制和中国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非线性关系并计算出拐点值。研究结果表明:2001—2014年我国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低;除重度污染行业呈现倒"U"型特征外,工业行业总体、中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均呈现"U"型特征;目前我国工业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我国重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合适,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不够。因此,应从行业分类的角度出发,借助环境规制来促进工业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基于SBM的我国省级环境-经济效率研究

运用改进的SBM模型对我国各省市区环境经济效率及其环境规制带来的经济影响测算的结果表明,各省市区环境与经济效率整体较低且趋于下降,环境规制带采的经济损失则在上升,说明我国工业和经济发展方式仍然粗放.应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有区别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减排目标,适当提高能源使用的成本.     

中国工业碳排放绩效:静态水平及动态变化——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全要素分析框架下利用环境技术测度了2003～2009年我国各地区工业碳排放绩效的静态水平、动态变化,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对影响我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变动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工业碳排放绩效处于上升状态,但整体水平较低,且在区域之间极不平衡;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对其改善皆起正向作用,技术进步的作用力度大于技术效率;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因素、能源因素、对外开放以及环境规制等对我国工业碳排放绩效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污染产品贸易会诱使环境规制“向底线赛跑”?——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对于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可能促使一国降低环境质量标准。本文建立分析污染产品贸易影响环境规制的计量模型,利用2001~2010年48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结合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估计,结果表明,对所有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而言,污染产品出口会引起环境规制"向底线赛跑",而污染产品进口则会使环境成本转移到出口国,提高一国的环境规制水平;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污染产品出口贸易反而促进其提高环境规制标准。激励和加强技术创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优化贸易结构,降低污染产品出口,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     

环境规制、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质量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因贸易方式、要素密集度、污染程度不同存在差异。第三,通过引入生存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有利于延长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产业异质性?

本文在按照能源排放强度将33个工业部门分为高、中、低度能耗产业的基础上,测算1999～2007年三大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和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三类行业环境规制与产业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环境规制强度阻碍了中度能耗产业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创新;高度能耗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对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低度能耗产业环境规制强度适应行业的发展需要,促进技术的进步。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应根据不同能耗行业特点区别对待。     

我国出口贸易中的产业部门隐含碳研究

本文通过投入产出模型考察了2002年和2007年中国出口贸易18个行业的碳排放,计算和比较了各行业的隐含碳排放,结果表明从2002到2007年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从16.4%上升到33.9%,贸易出口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原因。     

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碳减排效应的时空异质性与协同性——对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对经济主体的污染物排放行为进行约束，其中正式环境规制体现了政府保护环境的主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则反映了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目标一致性，但规制主体和规制手段不同，因而其污染物减排效应既具有协同性，也具有异质性；同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地区产业结构、居民收入水平等规制环境的不同以及规制实施时间的不同，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污染物减排效应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采用2007—2017年新疆14个地州市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从整体上看，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虽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但可以强化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从时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在2012—2017年强于2007—2011年；从空间异质性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在北疆地区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而在南疆地区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新疆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从与碳排放强度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且正式环境规制的这种转变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总体来看，在碳减排过程中，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并先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发生作用，在污染物排放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更强。因此，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提高保护环境的主动性，增强正式环境规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后发地区还应提高对转入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和素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增强居民保护环境的自觉性，以有效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与正式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     

低碳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温室气体的减排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环境规制弥补其缺陷,在低碳视角下探索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5-2011年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算历年各省的碳排放量,以碳排放强度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碳排放强度每降低一单位,即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一单位,人均GDP将增加11.65％,即加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的数据

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使得环境规制成为必然,而相关研究并未就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得出一致的结论。基于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的设定,立足于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贸易影响的结果表明:中国与美、欧、日的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存在稳定的负相关性。美、欧、日相对严格的环境规制使得污染密集型行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使我国承担了更多的环境成本。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3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从自主创新、境外技术引进与境内技术引进3条技术进步路径入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综合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间接传导机制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自主创新以及境外技术引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无法通过境内技术引进作用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此,进一步构建调节效应模型,探讨了如何实现境内技术引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在境内技术引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技术吸收与技术改造投入的增加,境内技术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于显著,境内技术引进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中介作用逐渐显现。     

我国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问题与对策

制约与影响我国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因素主要有人力因素、物力因素与财力因素. 当前,我国环境规制存在投入资本效率较低、企业对国家环境规制的响应度不高、政策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提升我国环境规制效率应该合理利用资源,减少碳排放实现绿色发展;节约利用资源,发展环境科技实现集约发展;高效利用资源,保障生态平衡实现循环发展.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研究

降低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是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表征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首先基于Eora 26数据库,测度了2000—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环境成本,然后使用结构分解法和回归分析识别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内在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且碳排放强度存在国别差异与行业差异;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直接碳排放系数的变动引起的;离岸外包程度、国际市场占有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投入服务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各行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最后,本文提出推动重点行业的深度减排、推动企业进行离岸外包、推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进行价值链升级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效应

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究竟是具有深远的长期影响，还是仅仅是短期效应？对此，本文基于中国工业33个细分行业2005—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具有长期和短期正向影响，且不同行业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性。从短期来讲，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存在时滞效应，即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冲击存在一定的传导过程；从长期来讲，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既受环境外部因素的影响，且因行业异质性也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特征，但总体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从长短期视角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成立。本文据此提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合理制定环境规制水平，根据行业异质性特点和长短期影响特征，有针对性和策略性地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的建议。     

我国对“迷雾四国”出口贸易潜力测算——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把金融发展指标（变量）纳入到研究框架,对引力模型进行了修正。运用该修正模型,从总量层面测算了我国对“迷雾四国”的出口贸易潜力,发现存在显著差异;从行业层面对出口贸易潜力进行深化分析,将我国出口行业划分成贸易过度、贸易正常和贸易不足三种类型,并针对不同类型提出了发展建议;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对测算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文章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实证发现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该影响依赖于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外资和腐败程度。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外资对进出口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均具有双门限的非对称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与较低的省份,进出口贸易均改善了环境质量,在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进出口贸易则加剧了环境污染,在外资水平较高的省份与较低的省份,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正面影响较小,在中等外资水平的省份,进出口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较大;产业结构和腐败程度与进出口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均为正相关,在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与腐败程度较高的省份,进出口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较大;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与进出口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负相关,在技术进步明显和环境规制严格的省份,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较大,且随着转换变量变化进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体制间平滑转换。     

结构性失衡背景下我国环境规制的管理策略

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如何维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环境规制可以有效缓解生态危机,提高环境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环境规制的实践经历了发展期、完善期两个阶段,依然存在较多问题,总体处于结构性失衡状态。我国环境规制失灵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环境规制中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失衡、环境规制部门之间的权力失衡、利益主体的决策与诉求失衡。为了解决我国环境规制失灵问题,应该不断增强政府部门环境规制职能,构建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促进区域低碳经济均衡发展,并且尽快建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     

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研究———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的空间计量分析简

本文研究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环境规制工具的空间异质效应,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述了环境规制工具差异所引致的环境技术创新及污染排放异质效应,并使用1999～2010年的省域面板数据从形式、强度及空间三个维度对环境规制工具的异质效应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工具更能促进环境技术进步,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利于环境技术创新,即"波特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基于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直接效应及技术创新间接效应,能够实现比命令—控制式环境规制更低水平的污染排放;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技术创新及最终污染排放具有空间异质效应。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目标,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及政府管理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实现环境规制创新。     

重庆市制造业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2001—2010

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不仅将技术无效率和环境代价纳入了分析框架,而且还与“物质平衡思路”一致;该模型将绿色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本深化3大部分.对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的经验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增长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现象,但50％以上行业的技术效率都得到了改善或维持不变;资本深化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主导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其中的贡献相对较小;技术进步是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充分发挥重庆市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潜力,后续发展中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环境约束下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