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我国金融服务业健康发展

一、主要发达国家与我国的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波动情况美国2010年的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43%。美国几乎是唯一一个金融增加值占比持续快速上升的发达国家。1947年该比值仅为2.42%,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1973年）就达到4.12%（26年）,上升了70%。     

对我国金融业增加值的重估与思考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我国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金融业增加值,发现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都相对偏高。为此本文对金融业增加值的核算方法进行梳理,搜集了全部金融业上市公司数据,对我国近十年的金融业增加值进行重新测算。最后将金融业增加值重新测算结果与公布结果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随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珠三角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在比较分析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增长趋势的基础上,总结了珠三角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所具有的若干特点,提出通过金融创新促进金融业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优化金融结构以形成资金的合理分配和市场的正常竞争、通过开放与合作促进各金融要素的自由流通和区域辐射力的提高、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等对策建议.     

资本市场对湖北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研究

2010年,湖北证券期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0.89%,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所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03%,二者合计所占比重为4.92%。上市公司增加值的年增加额占GDP年增加额的比重为8.67%,推动GDP增长了2.01%,占湖北当年GDP增长率的比重为13.58%;资本市场募集资金直接和间接所创造增加值的增加额占GDP的年增加额的比重为11.59%,推动GDP增长了0.56%,所占比重为3.78%。     

中国金融业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金融业增加值增长率和贡献率、M2和金融业机构存贷款余额增长速度、价格波动、金融相关比率变化和股票市值占GDP比重变化等多角度的分析发现,中国金融业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总体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近十年两者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有所提高。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中国金融业分析:结构与关联

根据最新出版的我国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计算,我国金融业产出占国民经济全部门总产出的1.8%.与金融业紧密关联的产业是第三产业和金融业自身,金融业为房地产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金融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大于感应度系数,需要采取措施主动发展金融产业,但我国金融业固定资产折旧在增加值中所占比重较小,其物质装备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脱虚未必向实

过去5年,国内金融业过度扩张,全社会杠杆率水平大幅上升,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美国、欧盟地区和日本,因此,引导经济脱虚向实符合逻辑.但是,"脱虚"是否就能"向实"?社会经济运行的轨迹并非"非此即彼"这么简单.去杠杆究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影响,需要深思.     

实现金融与文化产业的有效对接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和金融服务的支持下,我国文化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北京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5%,率先成为支柱性产业。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针对文化产业特点开发了一系列金融产品,以求充分满足各类文化企业的金融需求。作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先行者之一,北京银行     

工业旅游：柴达木的时尚旅游特色

以资源储藏量知名国内外的柴达木盆地,“十五”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初步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农牧业为基础,商贸、交通、通讯等第三产业为支撑的良好发展格局。近年来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2005年完成工业增加值90.13亿元,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67.1%,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     

金融创新对金融业运行影响的实证探析

金融业是整个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发展动力主要源于金融创新.首先,综述了现有衡量金融创新的代表性宏观指标,选取金融创新度作为衡量我国金融机构金融创新的指标;然后以2001～2012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协整分析和Granger检验探索性地分析了金融创新对金融业运行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创新度能够合理地表征我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水平;金融创新与金融业增加值间存在明显的动态均衡调节机制,且金融创新对金融业发展尤其是短期提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反映出了我国金融创新与金融业运行相互作用的现实情况.     

融资约束、金融市场化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融资约束是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本文系统地检验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金融市场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这一结果在考虑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融资约束抑制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重要机制。(3)异质性分析显示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4)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而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则加重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因此,缓解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推进并完善金融市场化水平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DVAR,增强外贸获利水平的重要途径。     

民营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研究国有企业民营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民营化企业为实验组、以国有企业为对照组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而融资约束是抑制民营化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对民营化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抑制作用并不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从融资约束的角度拓展了民营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且从民营化的角度为金融市场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本文有助于澄清有关民营化的争议,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以促进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及内外部条件的变化,科技创新已成为新时代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以金融驱动技术进步的视角,构建内生增长DSGE模型,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佐证了我国技术创新的逆周期性,并发现金融资源在企业生产性投资与创新投资之间的分配,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要素投入规模和技术进步率两种途径影响经济增长,且这两种影响之间存在“跷跷板”关系,但后者更具主导性。在此基础上,诠释了金融、技术与经济的动态传导机制:经济扩张期,企业生产规模扩张,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增加,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减少,技术进步率放缓;经济收缩期,企业缩减生产规模,金融资源对生产性投资的支持减少,对创新的投入相对增加,技术进步率提升。本研究的政策启示为,面对当前发展新矛盾、新挑战,应把握发展新格局、新机遇,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机制,鼓励创新投资,充分发挥股权市场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支持作用,并辅以稳健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企业创新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激活企业创新需求,促进技术进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央行担保品政策视角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开发区层级与域内企业创新: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基于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对比研究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各地各层级开发区能否激励域内企业创新,对于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与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级开发区不同,本文以2007-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手工收集整理的开发区域内企业信息,对比研究了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国家级开发区显著促进域内企业创新投入不同,省级开发区表现出负向抑制作用。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家级开发区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补助和融资支持等“政策效应”,以及金融资源、研发人才和经济主体的“集聚效应”激励企业创新;而省级开发区的发展更容易受地方经济竞争的影响从而挤出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国家级开发区对域内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中央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省级开发区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研究为我国优化各层级开发区建设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发现新的增长源泉：金融市场化

实体经济部门需求和金融部门的供给的高度不匹配,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依靠传统的国企投资来拉动,已不再奏效,低效率和泡沫泛滥的并存,经济增长难以为继。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民企的内源性融资是否还能持续下去？近年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金融市场化的实践,表明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竞争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把过去银行认为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无效融资需求最大限度的转化为有效需求,就能够有效地降低民企的投资扩张的临界点,形成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因此,不仅仅依靠利息率市场化的调整,而更需要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积极竞争,从而填补金融市场的供求缺口。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解释框架--基于“土地财政”的演进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模型尝试解释中国经济的近中期增长模式。在考虑“土地财政”作用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两期世代交叠(OLG)模型说明基本原理,随后将两期模型扩展到多期OLG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模型求解。研究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将通过“土地财政”机制获得的资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企业部门资本重新配置、均衡条件重构,推动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对占比的稳定均衡。在这一机制下,GDP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上升但增速逐渐下降;资本的总体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优化速度出现下降,民营企业占比先增后稳。多期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我国1998—2017年期间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以及储蓄率、投资率、对外投资与外汇储备等宏观指标。随着“土地财政”作用的进一步弱化,持续推动技术进步、深化国企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等是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