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四国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作用的比较——趋同性与根植性的分析角度

该文运用大量资料和数据,从投资、政策和存在问题等三个方面,对金砖四国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作了详细梳理和特征比较,认为:一方面,金砖四国政府政策的协调在国家创新体系建构及国家创新能力演进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但同时四国创新政策正日益呈现趋同性倾向,逐渐接近最佳国际实践;另一方面,金砖四国的创新体系缺乏某种根植性,只有从本国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全面发展的视角来考虑本国的创新政策,才有可能构建一个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金砖四国溢出效应的比较研究——基于SVAR模型的跨国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SVAR模型,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与金砖四国的汇率、产出和通胀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推动了人民币的升值,且较之于巴、俄、印三国,该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正向冲击更加明显;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对巴、印、中三国的产出水平构成了负向冲击,同时该政策对中国产出水平的负向冲击更加持久;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对金砖四国的通胀均构成了正向冲击。文章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量化宽松政策对金砖四国的汇率、产出和通胀产生了显著影响,但由于四国在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影响对四国而言也不尽相同。     

我国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基于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概念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的比较,指出发展中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必须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我国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面临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引进存在障碍、创新政策体系不完善以及政策制定缺乏理论指导等问题。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需要协调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和实现从研发管理向创新管理的转变。     

金砖四国的十年

本文分析了金砖四国的概念,回顾了其诞生十多年以来的发展过程。我们将高盛公布的文章中的原始预测数据与金砖四国经济体增长的历史数据做了比较,结果证实了金砖四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过去十年中保持了高速增长,并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通过观察金砖四国的数据,发现这是一个内部存在较大差异的集团,某些成员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成员,让人提出这四个国家是否确实属于一个相同集团的疑问。     

基于区域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差异的陕西区域创新体系完善研究

虽然区域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在诸多方面存在一致性和互融互动性的联系,但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子系统,不仅在创新要素构成的层次与边界,而且在创新活动的功能与定位等方面都与国家创新系统存在明显的差异。目前,陕西区域创新体系却存在着简单对应和复制国家创新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缺乏互融互动和区域内空间布局不均衡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陕西区域创新效益的提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调整。     

环球速览

金砖四国在峰会上讨论金融危机后的世界格局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领导人4月15日在巴西利亚参加了金砖四国领导人第二次正式会晤,在会上他们要求尽快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青海省发生地震之后要提前回国,本应于16日开幕的第二次金砖四国峰会在15日提前举行。第四次IBAS巴西、印度、南非三国领导人会晤     

金砖五国的出口优势分析

2001年11月,美国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的报告,首次提出了"金砖四国"的概念。报告采用增长环境评分系统(GES),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得分表明四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不可小觑的潜力,而"金砖四国"(BRIC)的名称来源于四国的英文首字母。在2010年,南非申请加入"金砖四国","金砖四国"发展成为"金砖五国"。这五个国家无论从面积、人口、资源、市场等方面都有独特优势,它们拥有世界40%的人口、18%的全球贸易以及约45%的当年增长。基于这种优势可能体现在多个侧面,因此,我们将尝试分析在世界范围内,金砖国家在出口方面的优势,并指出产生这种优势的主要原因。     

"金砖四国"经济增长源泉比较研究

通过使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和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对金砖四国1990-2004年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并且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变化率两部分。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在金砖四国各个国家经济增长中都处于重要的地位;金砖四国各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率各有特点。     

城市群创新一体化发展难点与对策建议——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立两年多来在推进创新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地区间存在创新功能定位同质化、行政壁垒、创新资源差异、政策差异以及缺乏鼓励跨区域合作与协同创新的绩效评估与考评体系等问题,影响创新一体化的深入推进。为促进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一体化发展,应采取建立与完善区域创新协调机制、明确各地在创新产业链中的定位、优化创新一体化发展环境、构建跨地区协同创新网络和建立鼓励创新一体化的评估与考评体系等措施。     

金砖国家合作的推进与深化

正"金砖国家"的概念源于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2001年提出的"金砖四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概念,2010年南非加入后,"金砖四国"扩大到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BRICS)。金砖国家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东升西降、南兴北衰现象。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金砖国家有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发动机"的形成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     

基于R语言主题模型的光伏产业创新政策层级性特征分析

以光伏太阳能产业为例，运用R语言主题模型，对国家、山西及大同3个层级政府2007—2019年光伏产业创新政策进行主题挖掘和量化分析，研究不同层级产业创新政策间的关联特征。结果表明：国家级政策主要集中于宏观价格管制和财政补贴制度，政策指导性特征明显；山西省级政策集中于中微观扶持性层面，政策指令性特征显现；大同市级政策主要集中于具体的微观运行机制，政策管控属性更加明显。上述政策特征与产业创新政策总体要求一致，但3个层级政策热门主题间还存在相关性不强、政策间互动影响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忽视了产业创新政策的传导渗透性特征。     

中印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比较研究

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迅猛发展、国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一国科技战略与政策愈来愈明显地表达出国家竞争战略的意志。同为金砖五国中的两支重要力量，中国与印度两国的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一直备受关注。以印度《2013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与中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为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二者异同点，发现其均是全球科技产业变革的产物，且将科学技术产业化和人力资源建设作为政策的核心内容；但在发展程度上中国的科技创新政策总体领先于印度，而印度的包容性创新理念也值得中国借鉴。最后，有针对性地从民生建设、人才培养、产业集聚等方面提出了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的对策建议。     

科技金融政策如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来自“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证据

借助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发展，且随着试点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促进作用呈现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拓展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和市场科技金融资源得以实现。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资源投入越丰富、创新能力越强的城市，这种促进作用越显著。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还有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可为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有效支撑，并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The co-evolution of business incubation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Taiwan

Incubation has already proven to be of great value in promoting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SM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ubation not only provides a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service for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but also contributes upward to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Building upon the logic of co-evolution the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ncubation acts at the meso-level as a critical interface between macro-innovation systems and micro-business ventures. These multi-directional coupling elements in innovation ecology co-evolve to achieve collective interests and excellence, which in turn may stimulat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mportant processes/mechanisms, including a policy kit and action, strategic networking, supportive associations,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management, among others, are discussed. Drawing o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 and business incubation (BI) experience in Taiwan, we discuss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incubation and innovation policies, including industrializing and globalizing incubation activities and virtual business incubation.     

“国家创新系统”方法论的讨论

为什么有的国家取得了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而另外一些国家却遭遇到种种困难？国家创新系统的提出便是为了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的。本文从国家创新系统的提出,它的政策功能以及国家间的比较研究等方面讨论了国家创新系统作为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创新政策工具组合、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创新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均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数量增长，需求型创新政策对创新能力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需求型、环境型和供给型创新政策两两交互项能够显著提高基础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并显著增加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均呈显著负向影响；③需求型与供给型以及需求型与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协同互补性特征，供给型和环境型创新政策组合功能呈竞争性特征；④基础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技术创新能力在创新政策工具对创新数量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构成特点分析

美国作为全球头号经济强国,在技术创新与研发方面长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优势地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新体系。通过介绍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特点,主要有:以企业为主体,由市场驱动;广纳全球创新人才;联邦政府发挥关键作用;引进民间资本参与;严格研发经费管理;与整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在未来发展中,将进一步解决创新源泉和传播机制的问题,国防研发将继续发挥火车头的作用,创新能力将会继续居世界领先地位,当然,也面临诸多挑战,如,削减研发经费,研发成本越来越高,创新能力明显下降等。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在创新体系建设中,应鼓励创新的减免税收优惠政策法规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加大对国防研发和基础研究的投入,统筹人才培养与引进政策等。     

地方政府创新政策工具偏好测量——基于四川省政策文本的分析

创新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均高度重视并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四川省承担着西部地区转型探索的重任,为全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贡献了宝贵经验。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构建政策工具—企业生命周期二维分析框架,借助NVIVO11和UCINET等软件对2012-2020年四川省颁布的82份创新政策文件进行政策内容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四川省对创新给予了全方位激励和规制,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策发布数量呈现平稳到快速增长再到缓慢回落的趋势,政策效力偏低且可操作性不强;政策颁布主体虽呈现多元化态势但联系不够紧密,形成两个小群体,即以科技厅、财政厅、发改委为代表的执行主体,以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委办公厅为代表的规划主体;政策工具应用存在过溢或缺失,呈现重供给、轻需求的工具偏好,政策工具作用目标取向模糊;工具应用与创新主体生命周期不匹配,工具内部结构分布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