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概括性刑法概念的正当性解释

本文以刑法中的一类特殊概念一概括性刑法概念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对刑法解释的正当性及其如何实现刑法的正当性解释进行论述。提出对概括性刑法概念进行正当性进行正当性解释的社会环境条件、思想前提以及制度保证等想法。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是法律发展的重要保证,当然也是刑法正当性解释的重要保证,实现由政治刑法向市民刑法的转变是对刑法进行正当性解释的思想保证,改变现行的不合理的刑法解释制度,实行新的刑法解释权力分配制度是对刑法进行正当性解释的制度保障措施。     

论刑法立法解释的概念

刑法解释根据其解释的效力不同,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自97刑法颁布以来,我国已出台了9部立法解释,这些解释对刑事司法实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学术界对刑法立法解释的诸多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本文试在总结相关争议的基础上,分析刑法立法解释的概念,以期对刑法立法解释有更全面的认识.     

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应尽量少用、慎用,力求以最小的刑法成本达到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在我国适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时,应当推进"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双向进程。     

医院会计成本核算和效益分析中应注意的问题

医院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走优质、低耗、高效的质量效益发展道路,将成本核算和效益分析的方法引入现代医院管理,是医院的必然选择。本文解释了医院会计成本核算和效益分析的相关概念,指出了当前医院成本核算和效益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从做好会计成本核算和效益分析的基础工作、做好收集数据的准备、对成本和收入数据进行归集、实施医院全成本核算的四级分摊法以及妥善处理科室会计成本核算与效益分析中的多种关系等方面加以改进。     

内幕交易罪“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对内幕交易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重大修改。基于内幕交易罪构成要件及其刑法解释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在内幕交易罪的修改过程中与最后条文颁布后,证券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对内幕交易罪构成要件刑法解释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必要对内幕交易罪相关疑难的刑法适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细致解释,为适用全新的刑法规范合法打击证券金融犯罪提供参考。     

刑法科学的理论

当代德国刑法教义学存在着侧重具体问题的细化研究、弱化体系性要求的趋势。但体系的一致性,毕竟是刑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必须满足的基础要求。刑法科学的理论,旨在为刑法教义学的建构提出必要的准则,以确保刑法教义学能够成为一门体系性的、理性的科学。刑罚论是建构犯罪总论的起点;犯罪概念的内容,取决于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刑法的任务在于,保证法共同体成员相互认可的状态具备必要的稳定性。因此,犯罪的本质并非法益侵害;只有当某一行为违反了公民所负有的应当共同维护既有之自由生存秩序这一义务时,才能将该行为视作犯罪。从该犯罪概念出发,可以在行为概念、客观归责、故意论、不作为犯等犯罪总论的具体领域中,推导出与之相适应的结论。刑法科学之理论的优势在于,它能够将某一学说的教学法品质与其真正的科学品质截然区分开来。     

论私营企业的刑法保护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加强对私营企业的刑法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当前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相关保护仍然存在着明显不足之处,这不仅损害了私营企业的合法权利,还阻碍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因此,应当分析对私营企业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基础之上,明确现行刑法对私营企业刑法保护的缺陷,从而在坚持刑法相关原则范围内提出合理建议,切实维护和实现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刑法保护。     

论金融诈骗罪的概念与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但对于什么是金融诈骗罪、其究竟具有哪些特征，《刑法》却没有明确。因此，从理论上来认识和研究金融诈骗罪的概念与特征，对于从整体上理解、认定金融诈骗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什么是损害？——一个刑法哲学视角的分析

损害引发法律强制,特别是刑法的回应。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产生了新的损害形态,但损害的概念内涵难以确定,导致损害的犯罪化边界难以划定。传统刑法哲学通过证成损害原则来理解损害,以范伯格为代表的刑法哲学家以损害为依据为刑法强制划定界限。但这种理论路径面临两难困境： 既无法借助损害的概念来为损害原则的正当性辩护,也未能充分展示损害的概念结构。其他理论家通过比较意义上的损害观、反事实的损害观和道德意义上的损害观揭示损害的概念,为损害原则的辩护寻找新的出路。从对这些立场的批评和辩护可以看出,损害与法律家长主义和法律道德主义也可以兼容。损害的概念内涵虽然充满分歧,但有助于更好地回应实践中的疑难情形,为理解刑法中的法益和智能时代的数字损害提供了支持。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评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从立法理念到立法技术均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进行了实质性修改,而且蕴含了巨大创新,必将对我国刑法和税法的理论、立法以及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建议对其进行全面的归纳和分析,找出可进一步完善之处,这无疑将有助于丰富我国刑法和税法理论,以便改进立法,指导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活动.     

试论刑法中的不作为

面对不作为犯罪案件日益增多的严竣现实,加强对刑法中的不作为行为方式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不作为的界定、不作为的行为性、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的区别、不作为犯的分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实施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理论及刑法实践中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确定为基本原则。我国刑法理论界及司法界也曾针对罪刑法定原则能否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展开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并将其作为刑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虽已经在刑事立法上得以明确,但还未在我国得到很好的贯彻与实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等方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针对罪刑法定原则,很有必要进行一番深入的探讨。     

《新刑法修正案（七）》201条的解析

从2009年2月28日起．“偷税”将不再作为一个刑法概念存在。当天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修订后的《刑法》对第二百零一条关于不履行纳税义务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法律规定中的相关表述方式进行了修改。修订后的《刑法》自当日起施行。     

论刑法因果关系在刑事执法中的运用

刑法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也是目前争论最多的问题。在刑事执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经常遇到一些疑难、复杂案件,需要正确运用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来审查、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已经构成何种犯罪、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大量的刑事案件最初都是由侦查人员负责侦查,而侦查人员对一些案件的定性以及随后侦查措施的制定也都有赖于刑法因果关系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     

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食品安全受到广泛关注。200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食品卫生”的概念被“食品安全”所替代,这充分彰显了国家对食品安全保护的力度和决心。食品安全事故一旦发生,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仅用《食品安全法》来对食品安全进行保护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其他法律保障法的刑法也应适时的起到对食品安全的保护作用,完善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以便更好地保护食品安全,维护公众的生命健康权利。     

论刑法拟制的本质、正当性及应有类型

刑法拟制的本质是对法律效果的拟制,是对A类型的事实适用A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评价,但适用B罪的罪名和法定刑定罪量刑——既不是对事实要素的假定而将A类型的事实认定为B类型的事实,也不是为B罪创设一种新的犯罪构成。除了窝藏赃物型抢劫罪等少数条款具有拟制的正当性之外,其他拟制条款均不具有正当性,应当尽快废除。根据条文规定的明确程度以及可解释为注意规定的余地大小,可以将刑法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刑法拟制划分为明文规定的拟制、比较明显的拟制、形似的拟制、解释的拟制四种类型,由于大多数“拟制”条款都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实质正义和责任主义等问题,因而应当将形似的拟制和解释的拟制解释为注意规定,以尽量缩小刑法拟制的条款范围。     

刑法的道德基础

自法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在探讨法与道德的关系,法是从属于道德还是与道德相分离？在当今的中国,刑法似乎是脱离道德的,近年来的许霆案、邓玉娇案都引起了部分民众的强烈不满,人民认为合道德的却受到了刑法的制裁。刑法精神和道德的分歧真的如此之大吗？刑法到底应该是高不可攀,还是应该与主流道德标准相一致？本文旨在理清刑法与道德关系。     

常识主义刑法观的指引功能

常识主义刑法观获得了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广泛认同,具有刑法立法论、解释论、方法论和语言论的重要指引价值。常识、常理、常情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既可以直接指导刑法立法与司法实践,也可以成为刑法教义学和刑法解释学的共同指导观念和方法论;语言论的常识主义刑法观有利于中外刑法的比较法学研究,有利于建构完备的刑法学汉语表达体系。必须正确认识常识主义刑法观的有限功能,即“常识、常理、常情”无法替代刑法学的“规范技术”和“专门技术方法论”,刑法学必须基于常识主义刑法观的立场建构真正科学合理的、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刑法教义学和刑法解释学,以此真正提升中国刑法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     

试论信用卡诈骗罪单位犯罪主体的完善

新《刑法》较旧《刑法》的突出进步之处在于实现了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一体化。这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刑事立法,而且有利于打击单位主体实施的犯罪行为,从而有力地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     

ICO融资行为的挑战:我国非法集资行为刑法规制路径的反思与应然选择

ICO刑法规制的尴尬处境表明,我国现行刑法中“发行标的”与“募集对象”两类规制路径的并重适用,将引发刑法设计上的“逆向选择”,进而形成法律规制效力的分散化。从非法集资被稳定界定与提高法律规制效力的集中性出发,我国应以“募集对象”路径构建针对非法集资的刑事规制体系;同时,借鉴公司法现物出资制度经验,通过概括式规则对“资金”概念进行周延界定,促成以统一的“非法集资罪”罪名对各类非法集资行为进行集中、有效刑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