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拷问——从新自由主义政府观谈起

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可预测性、不可感知性、传播速度快、破坏性强等特点佐证了风险社会的来临.新自由主义政府现消极保守式的政治经济主张已无法适应风险社会的要求,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政府积极有为才是应对风险社会和抗击金融危机的根本之道.但在政府积极有为的过程中,需时刻防范“利维坦”的出现.     

如何保障政府的积极"有为"?——兼评林毅夫"有为政府论"的社会基础

如何保障政府切实"有为"而不"乱为"呢?这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及其产业政策主张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文章基于思辨逻辑系统地考察了政府积极"有为"的社会基础及其背后的文化原因,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1)决策者制定和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也是根源于一种企业家精神,但这是根植于责任伦理的公共企业家精神,而不是根植于信念伦理的私人企业家精神;(2)责任伦理充分嵌入在儒家社会中,体现在"尽其在我"的责任文化之中;(3)从儒家传统中寻找智慧来培育和壮大责任伦理以及相应的公共企业家精神,就可以保障有为政府的切实"有为".总之,根植于责任伦理,有为政府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就能形成互补共进关系,进而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而促进产业升级.文章为新结构经济学及其"有为政府论"夯实了理论和社会基础,是对新结构经济学"有为政府论"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和拓展.     

为资本而赛跑?——城市马拉松赛事吸引FDI的实证研究

"稳外资"已经成为当前政府经济工作的一大重点,而积极有为的地方政府对于吸引FDI具有重要意义,但政府是否积极有为难以在短期内被外来投资者全面观察和准确识别到.为此,文章将举办马拉松赛事视为地方政府向外界传递"有为政府"形象的信号机制和竞争FDI的手段,并基于2009–2018年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索了城市马拉松赛事对于吸引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举办马拉松赛事显著促进了FDI的流入,平均而言,城市每举办一场全程马拉松赛事能够使FDI相应增加约16％;(2)举办马拉松赛事的"引资效应"在市场规模较大、政府财力较雄厚的举办城市更为明显.文章不但拓展了我们对于地方政府竞争策略以及FDI流入决定因素的理解,而且也启发城市政府应在市场发展和财力保障的基础上,积极建设成"有为政府",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以吸引外资流入,从而促进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发展.     

大食物观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策略——一个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社会共治框架

大食物观下,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产生与治理和政府-市场息息相关,优质优价的农产品市场能够有效运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决定性机制;政府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主体,主要职能是完善顶层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监管、提供公共服务等。在此基础上,包括合作社、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在内的社会主体能够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最终形成一个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社会多元主体共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策略。     

论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应对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我国"走出去"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经常面临包括国有化、征收征用、汇兑限制、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政府违约等在内的诸多政治风险.因此,除了我国政府和行业协会须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外,更需要"走出去"企业直接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如,积极的政治风险应对战略和风险管理措施、采取投资分散化与当地化策略、在当地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投保等,助力海外投资取得成功.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有为政府及其与市场关系优化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极其广泛，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推动，必须更加坚定有为政府的角色定位，更加准确把握有为政府的内涵，更加科学地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构成一国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独特模式，但也存在着重要挑战，两者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要科学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要从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理解有为政府及其与市场的关系，要从央地协同、国家竞争力视角思考与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进一步优化，并重视借力数字经济与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经验，以推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参与贫困治理与企业风险水平

政府与市场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理顺二者关系以更好地发挥治理功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研究话题.利用中国的贫困治理背景,实证检验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对其风险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上市公司作为市场治理单元参与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能显著降低其风险水平,且企业声誉的增强是导致上述影响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风险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融资约束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中更加显著.以上结果为"政府鼓励、企业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的有效性验证提供了经验证据,说明精准扶贫的实施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联动治理既符合企业自身利益,又有助于扶贫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这对于上市公司总结参与精准扶贫的相关经验以及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内涵与生成:一个文献综述及权责时空分离下的思考

针对什么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将其归纳为形成危害预期的债务超常规增长,通过相关文献分析,指出经济发展、财政体制、管理制度和政府行为等虽然促进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但并不是导致债务风险生成的真正动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并非是"责任政府"。实际上,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固有地存在权责时空分离,与之相伴随的是地方政府举债权力的无约束扩张,从而不断演化为债务风险,其内在动力包括非理性的利益动机、债务责任转移预期和债务责任预期破灭。而在权责时空分离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需要强化地方政府举债的社会理性行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责任转移预期、减少地方政府债务偿还责任违约等。     

发挥财政投资评审作用 加强政府投资监管

近年来,河北省各级财政部门积极适应政府投资爆发式增长的新形势,充分利用投资评审工具努力对政府投资实行全覆盖、全过程、全方位评审,使政府投资可管可控,有效降低了政府投资和财政风险,但也存在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开展不均衡,政府投资监管"缺位"和"空位"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如何更好地发挥财政投资评审作用,加强政府投资监管进行探讨。     

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探析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防范社会和自然风险是现代社会重要议题。风险是不是现实的危机,但人类社会如果不改变社会发展模式和进程,潜在的风险会更多地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为了完善政治治理,政府应建立长效的危机决策机制,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社会危机。公共行政领导者作为政府决策的关键角色,其危机决策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政府危机管理的效果。从风险社会视角探讨公共行政领导者危机决策能力的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Why Crisis Continue?——The Endogenous Reason of Financial Crisis and Evolution to the Debt Crisis and the Enlightenment

当前欧债危机越演越烈,需要重新思考金融危机爆发并且演化为主权债务危机的内生性根源.此次金融危机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危机发生的制度性根源.这一矛盾外化为“相对过剩”.经济机制层面,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放大了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为危机的爆发积累了机制性原因.微观市场层面,缺乏金融监管、不当的房地产和货币政策则是诱发危机的直接原因.高赤字和高负债的背景下,一些国内经济和社会矛盾突出的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深化的必然结果.处理好自由市场经济和规制市场经济、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以及地方债务问题是此次金融和债务危机给我国的最大启示.     

基于IS-LM模型的当前救市政策效果分析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的严重冲击,我国政府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实施"双管齐下"的救市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包括4万亿元投资拉动内需的十项财政政策措施和连续大幅度"双率"下调的货币政策。以宏观经济学的IS-LM模型为工具,在探讨当前我国IS曲线与LM曲线形状的基础上,对上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效果分析,得出结论和建议:我国当前的救市政策短期很难取得有效效果,不但会遭遇外部时滞,而且受制于偏低的边际消费倾向,甚至有可能陷入"流动偏好陷阱";要实现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的,不能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必须配合使用产业政策、收入政策和就业政策,标本兼治。     

基于可流动性资产负债表的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政府资产是政府债务顺利偿还的基础,当政府资产低于其负债时,政府债务将面临一定风险,因此基于政府资产负债的视角,本文结合中国实际首先编制了一个简化的政府"可流动性资产"负债表,然后,分析了1998—2008年我国政府仅考虑直接债务时的政府债务风险,并且对2009—2010年的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03—2006年因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使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较小且比较稳定,但因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政府债务风险在此期间前后的两次金融危机中都比较大,金融危机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显著。研究还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短期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具有明显效果,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具有相似性,即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内政府债务风险会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经历"大—小—大"的变化过程。最后,通过引入政府或有债务,分析了具有或有债务时的政府债务风险。本文认为,只要我国政府的或有债务规模不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则我国的政府债务风险较小。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行政治理模式

2007年12月14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正式被国务院批准成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其发展直接关系到湖南经济的发展乃至中部崛起计划的实现。而长株潭的发展进程中,政府始终发挥着关键的推动作用,如何克服地方政府间的本位主义,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对推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本论文的研究也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     

官商结盟的体制效应——以近代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为例的分析

开放经济条件下,在一个相对集权的体制中,为规避潜在的风险,民营企业通常会采取"消极适应或积极适应"两种发展形式。"以牺牲企业对外部(技术、市场)变化适应性为代价换取产权安全"的消极适应型发展的直接后果是使得政府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努力受挫。与消极适应型发展模式不同,一些民营企业会选择积极适应型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寻求官方庇护的政治方式来确保创新收益安全,企业发展与滋生腐败之间极易发生联系。"‘腐败’成为企业发展‘润滑剂’"现象的出现,侵蚀了国家政治体制,加剧了政府和社会大众的不满,客观上加大了企业发展面临的潜在风险。体制"怪圈"的形成,既不利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又极可能引发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本文分析表明,只有将民营企业从坏体制"始作俑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才能破解体制怪圈。这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民营企业"既是被需要的,同时又是被歧视的"尴尬处境。中国近代史上有关民营企业发展的案例为本文假说提供了丰富的实质性内容。     

以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来加强商业银行危机管理

生态环境恶化可能导致物种的灭绝或生物的变异,金融生态失衡则会加大商业银行发生危机的可能。商业银行与政府、企业等市场要素构成一个互相依赖的金融生态链。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是商业银行加强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而化解商业银行危机也是改善金融生态的重要措施。既要对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治理污染,更要通过新生力量的培育保持生态的平衡。这既需要商业银行自身的努力,更是一项带有全社会社会责任的系统工程。     

Firm credit risk in normal times and during the crisis: are banks less risky?

Bank solvency was a major issue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2009, but bank credit default swap (CDS) spreads were almost always below nonbank CDS spreads. What is the reason for this gap? Are banks perceived to be less risky? This study empirically decomposes CDS premia for 45 major banks and 167 large industrial firms from Europe and the US. It turns out that expected losses are usually somewhat lower for banks than for nonbanks, but expected losses contribute relatively little to the observed CDS premia. CDS spreads for banks and nonbanks differ mainly because market participants require a lower compensation for bearing bank credit risk. The quite persistent difference in the credit risk premia for banks and nonbanks disappears only temporarily during the crisis.     

奥巴马政府采取新的政策加强网络安全管理

美国历届政府重视信息安全。Google事件以后,美国高调呼吁网络信息自由,但同时积极强化自身网络安全。奥巴马新政府上任一年多来,尽管面临化解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新能源经济等系列难题,但更加重视网络安全,并围绕加强网络安全管理,采取了新的政策。     

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与债务危机——陈云对赤字财政的有关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坚决不打赤字财政",是陈云一贯而鲜明的主张,因为在他看来,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密不可分。建国初期,我国人民饱受通货膨胀之苦,而"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因此,陈云力主财政安排留有余地,尽量避免出现赤字,尤其忌讳将赤字用于投资。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预算保持平衡,物价基本稳定。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和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财政赤字渐成常态,相应地物价亦呈不断上涨趋势。尽管近年来连年出现的财政赤字主要依靠发行公共债务来弥补,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当下的欧债危机警醒了我们,陈云提出的"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是一条不变的真理。     

The future of financial markets: financial crisis avoidance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or redesig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its regulation to make the chance of future such crises lower. It focuses on three areas: improvements to the regulation of individual financial firms; macroprudential analysis and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crisis resolution and management. It argues that if the authorities implement a credible crisis management regime where no firm is too big to be resolved, a smarter and more incentive based approach to the regulation of individual financial firms and extensive macroprudential analysis that both makes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markets less risky and identifies risks, the risk of future crises will be reduced. But no framework can eliminate the risk al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