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长三角区域城市功能的演进

首先以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论为基础梳理了全球化中核心—外围之间的不均衡理论,并结合全球城市理论和价值链理论总结了地域功能分布的基本模式;其次,研究从区位商、职能强度、产业异同性等方面进行计算,对长三角区域的城市功能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研究发现：从1996—2005年,长三角区域形成了以上海为主要核心的生产服务业集聚城市,邻近上海的苏州、无锡成为技术密集产业集聚的城市,南京、杭州、宁波等核心城市也具有较高产业价值区段的职能,这6个城市成为了长三角区域的核心地域;其余的城市为附加价值较低的外围区域,也是城市功能趋于非结构化的同质化区域。     

产业集聚、扩散趋势分析——基于广东省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广东省制造业的集聚——扩散现状,主要运用各行业在不同区域的区位熵,探究行业的集聚-扩散方向。分析表明:广东制造业呈现以珠三角为核心、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模式,但集聚程度在下降,极化效应有所减弱;低人均资本行业的产值比重在下降;外围地区在部分行业发展迅速,扩散效应开始显现。     

首要城市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研究：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

为拟合京津冀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扩散与回流效应，利用2005-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8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以北京、天津为单核心或双核心的城市主导产业对外围城市关联产业以及高产值产业的扩散效应模型，分析得出3个结论：①首都对外围城市的回流效应导致外围城市产业发展低端化，并制约首都高端制造业发挥扩散效应；②首都与区域内中小型城市发展差距大，使第二大城市承接发展转移的中介功能得到提高，并通过与首要城市的连结促进承接发展转移的中介城市产业发展；③回流效应影响主导产业向外关联性拓展，导致外围城市产业发展仍需依托聚集经济，相同产业的大量集聚影响产业多样性，制约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此，建议通过提升外围城市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加速主导产业升级以及强化第二大城市中介功能，提升城市间产业协作水平。     

长三角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特征与成因

以长三角地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EG指数,对2003—2012年长三角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行测算,并通过回归分析探究集聚成因,得出以下结论:长三角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程度不高,上海是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城市;长三角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结构较好,产业发展相对成熟;资本资源和经济环境是影响长三角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发展长三角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对策建议。     

中国出口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

利用2000—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两位数出口数据研究了我国出口企业地理格局的演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出口企业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但2000—2006年多类出口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有所降低,其中原材料类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下降较大,劳动密集型次之,技术密集型产业下降较小甚至稍有增加。从城市尺度看,这一阶段出口产业的空间扩散效应明显,2000—2006年原材料类产业从中西部城市转移到东部沿海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城市群外围城市扩散。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集聚于沿海城市群核心城市,空间扩散表现为由珠三角核心城市向长三角核心城市转移。2007—2011年技术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扩散,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在出口中的比重明显提升,最终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群及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通过计量模型初步发现,新贸易理论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区位选择及空间分布有较强的解释力,本地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获得出口优势。中西部地区的出口除了受到本地市场规模的影响外,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增长还受到了劳动力要素禀赋的影响。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这会挤出出口企业。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开发区政策等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增长。但地方政府税收力度过大会降低出口企业选择该地的可能性,并阻碍出口企业的发展。     

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溢出与城市群集聚扩散的空间计量分析

大都市区是城市群的增长极核与辐射源,城市群又是其所在区域的增长中心,研究大都市区的溢出效应及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特征有助于为区域发展决策与战略研究提供经验借鉴.以长三角区域为例,在“六普”分县人口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自相关等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以及大都市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人口等要素资源向长三角城市群集聚现象显著,但在城市群内部大都市区外围区县形成新的集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影响经济空间格局的各因素中,除要素投入、政策、集聚经济等因素外,区位条件也有重要作用;是否邻接大都市区这一虚拟变量通过了检验,除了说明区位条件具有重要影响力以外,也进一步证实了大都市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下杭州经济发展研究

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演进，长三角城市经济迅速发展。本文坚持“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打造增长极、提高首位度”的指导思想，通过对杭州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杭州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大环境下经济快速发展的对策。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生态效率及其时空跃迁特征

伴随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内产业生态效率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文章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和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法,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测度了城市群内产业生态效率及其时空跃迁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14年长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城市产业生态效率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其中苏州、上海表现最好也最为稳定。(2)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核心区域城市扩散效应不断增强,"东部独大"特征显著,局部城市空间差异明显,核心区域差异逐渐减弱,整体空间自组织效应增强。(3)各城市产业生态效率空间结构的跃迁正向整合程度明显,部分城市之间存在着转移惰性,滁州的空间依赖方向表现最为稳定,镇江的波动性最大。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绿色发展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网络结构特征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41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单元,研究了绿色发展视角下的城市创新网络问题。通过引力模型得出各城市创新联系强度,进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绿色发展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网络密度较低,阻碍了创新要素的传递,网络中心势不高,集中程度低,网络凝聚力不强;根据网络节点中心度数发现,以发达城市为核心的半轮轴型集聚格局基本形成;网络中结构洞数目不断增加,网络结构不断优化;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呈现,核心区域空间集聚效应明显;由块模型得出8大子群,子群特征呈现多样化。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测度与时空分异特征分析

文章选取2006—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进行测度,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K-Means聚类法及莫兰指数分别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差异化特征、空间演变过程及空间集散特征,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1）在样本期内,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的经济韧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江苏省与浙江省的经济韧性差异最小,上海市与安徽省的经济韧性差异最大,且各省市间经济韧性的差异逐渐趋于稳定;（3）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经济韧性具体表现为以上海市为核心的“中心外围”格局;（4）城市经济韧性呈现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特征,由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的城市经济韧性空间关联模式逐渐演化为多样类型;（5）投资、文化建设、社会信息化程度、行政调控力和环境治理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大都市多中心空间人口集聚力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外围中心的集聚力不足是引发人口疏散乏力、空间建设无序等大都市"城市病"的关键性因素。为了探寻提升外围中心的集聚力关键路径,文章运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外围中心集聚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将指标权重和北京市2011年的最新统计数据相结合,对未来几年各区县人口集聚趋势进行初步判断。研究表明,前期发展优势和土地资源约束对人口集聚力的影响均十分显著,政策、体制等外生集聚力对城市发展新区的影响更大,内生集聚力最大的城区依次是朝阳、海淀、大兴、昌平和通州,内生集聚力最小的依次是门头沟、石景山、东城和西城,政府需通过政策、体制等外生力量提高城市发展新区的外生集聚力。     

依托世博接轨上海加快经济国际化进程

上海申博成功以来，如何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契机。及早筹划，联动发展，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新一轮发展战略研究的重点之一。无锡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城市，当前，全市正把争创江苏省“两个率先”先导区、示范区作为新一轮发展的奋斗目标。围绕这一工作要求，无锡必须把主动依托世博、接轨上     

基于协同发展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研究

利用协同发展的相关理论,从长三角22城市之间的经济能级、经济联系以及产业协同发展三个方面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建设性的评论。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正在逐渐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化模式转变,基本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圈层和以苏州、杭州、宁波、无锡、南京为次核心的多核心圈层结构,总体上可划分为上海凝聚团、南京凝聚团和杭甬凝聚团三大凝聚子团。研究认为,通过组团式协同实现"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是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必然趋势,助推整个城市群系统向更为有序的宏观自组织结构演化。     

创新能力、空间依赖与长三角城市群增长核心演化

城市群经济系统发展过程中,核心城市的增长极化与扩散作用是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键机制。创新能力、要素集聚与扩散形成的区际空间外部性使得城市群增长核心不断演化,并形成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呈现出下降趋势,对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分工过程中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溢出、空间依赖都对城市极化效应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政策导向应从强化城市间创新分工、充分利用创新过程的空间外部性、推进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等方面着手。     

基于SEM模型下长三角区域创新研究

采用空间经济计量方法,使用2003—2011年数据,研究长三角25个城市区域创新的空间集聚现象。主要结论包括:Moran's I值及散点图表明9年间长三角区域创新投入产出存在空间不平衡性,并向上海、无锡、南京、杭州和苏州5个城市集聚;以专利为创新产出的空间动态面板SEM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创新集聚受各城市的个体特征随机影响显著、前期创新产出影响显著且初始值具有内生性,如果忽略此影响,有可能会高估前期创新产出,而低估创新活动的空间相关性影响。     

大城市群中城际关系及场效应初探——兼论长三角地区新型城市化框架

人们对城市群的认识正处于由平面到立体、静态到动态的转变过程。城市和城市群本身就是充满生命活力的有机体,在经济社会大发展时期,除了城市规模、城市形态等有形的变化之外,更大的变化还在于城市功能尤其是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的无形变化。长三角城市群具有行政区界分割明显和城市密集度高两大基本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城际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并由此而放大成区域整体集聚辐射的强大的场效应,与新型工业化相对应的新型城市化框架正在长三角城市群显现。以"环太湖城市圈"为标志性特征的"网络城市"将成为长三角城市群未来的主要城市形态,国家有关部门和上级政府应高屋建瓴及早规划,各城市政府应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着力予以推进。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基于多期DID经验证据

科技人才是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要素,而科技金融政策是推动我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地区科技人才集聚的积极探索。以科技金融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9年全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政府干预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科技金融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影响随着城市行政级别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据此,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推进科技金融政策有序扩散、强化试点政策的科技人才集聚效应并扩展作用路径、设计科技金融政策梯度发展战略、促进地区间均衡协调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皖江城市空间整合

皖江开发成效显著,沿江城市逐渐成为安徽省发展极核地带,各城市均形成了自己的主导产业,区域分工体系初步形成。但与长三角地区差距拉大,边缘化特征明显,沿江城市偏居长江南岸,城市发展空间受限。融入长三角是皖江沿江城市空间整合的前提,整合区域城镇空间关系是皖江开发融入长三角的关键,构建“芜马铜”城市群是皖江沿江城市空间整合首要任务。实施跨江发展战略、建设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制造业基地、构建与长三角接轨的基础平台、打造“马芜铜”核心增长极,是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皖江城市空间整合的主要策略。     

福建省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测度与评价

利用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和产业共同集聚指数对福建省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福建省9地市现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区域中心城市的行业发展相对均衡,外围城市的行业发展相对集中。单一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与制造业共同集聚程度并不完全呈现一致性。传统的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两极化的空间集聚水平,而重化工业的集聚效应明显于扩散效应。最后,分别对基于资源禀赋、协作共生、规模经济和政府引导四种制造业集群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