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风险特征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视角

国企混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方面，国企通过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企通过融合非国有股东制度活力激发创新动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混改程度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并证实不同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竞争风险下，国有股比例对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非国有资本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国企经营风险过高或市场竞争风险过低，能够强化国有股权与创新绩效的U型关系。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非制造企业股权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而国有制造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结论可为分类推进国企混改，提升国企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全流通与业绩改进——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我国2003～2009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股改公司全流通前后股权结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流通后样本公司的业绩水平有显著改善,但国有最终控制公司的业绩改善程度显著弱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尽管全流通后最终控制人利益实现方式的改变对业绩提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全流通后国有最终控制人的掏空动机显著高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人.作为控制人控制企业主要途径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全流通后与业绩呈现出显著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效果则在全流通后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大股东股权制衡度对业绩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控制公司显著增强,在国有控制公司则无显著变化,而流通股股权制衡度对业绩的正面影响在两类控制公司中均有所减弱.     

“混改”国企股权结构、董事会配置与创新绩效

在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创新成为引领经济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因素。国有企业作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主力，其自主创新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障碍。以2013-2017年沪深A股进行“混改”的制造业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析了董事会配置对股权结构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越丰富、股权制衡度越高则创新绩效越好，股权集中度越高创新绩效越差；董事会中行政型董事比例弱化了股权多样性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化了股权集中度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董事会中经济型董事比例强化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面对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将发生相应改变。选取2012-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讨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尝试从金融资产期限结构、门槛效应、异质性等方面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整体呈现“倒U型”关联，即适度金融投资能够发挥金融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短期金融资产主要发挥“蓄水池”功能，长期金融资产则倾向“投资替代”动机。其中，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具有较低的最优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需要更为重视金融投资的负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存在融资约束、金融收益门槛促使金融资产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关联产生区间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树立正确金融投资动机，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规模具有参考意义。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商业信用融资

商业信用融资属于替代性融资渠道,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考察了股权多样性和股权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以2014-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替代效应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析了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国企股权多样性和融合度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股权多样性对于商业信用融资无显著影响,股权融合度与商业信用融资水平呈正相关。进一步研究影响机制,从商业信用需求来看,混改会降低国企的银行信贷,增加了企业的商业信用需求;从商业信用的供给来看,混改会增加国企的内部控制水平,促进供应商乐于提供更多商业信用。最后,对于国企进行分类拓展研究发现,央企、垄断型企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混改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水平更明显。研究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从"量变"向"质变"进行深化,进而增强商业信用的融资作用。     

代理问题、股权结构与公司多元化

本文以深沪两市1031家非金融公司作为样本,对股权结构和代理问题对公司多元化经营决策和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研究表明,在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多元化程度与国有股权所占比例呈U型曲线关系,这种关系在由地方政府和地方国有企业控制的公司中尤其显著。而在非国有控制公司中,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这种关系。我们进一步发现对地方政府和国企控制的公司来说,多元化经营会显著降低公司的资产收益率;而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多元化经营没有显著降低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多元化经营也没有降低公司的资产收益率。结果表明我国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采取不合理多元化经营策略的动因。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

以2014-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种类的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影响，考察高管激励方式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并基于产权异质性作进一步检验。引入ITCV方法测量内生性问题是否改变了回归结果，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研究发现：①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不产生蓄水池效应；②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挤出效应，而对开发式创新挤出效应受到产权异质性的影响；③相对于开发式创新，长期金融资产对探索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④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有助于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双元创新的挤出效应，而在非国有企业中，这一调节效应并不显著；⑤相对于探索式创新，薪酬激励弱化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开发式创新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资本金融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近年来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文章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研究了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影响.文章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年报中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董事的数据,从股权制衡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来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探究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发挥实质性治理作用,而当委派董事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时,可以有效缓解代理问题和改善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非国有股东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者权力弱以及处于竞争性行业时更加显著.文章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一条可能路径,并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学术研究.     

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治理效率交互效应探究

以2006-2011年98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不仅对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还检验了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治理效率间是否存在交互效应。通过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都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董事会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股权结构与董事会治理效率间存在交互效应。具体来说,股权集中度与董事会治理效率的交互效应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董事会治理效率的交互效应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诉讼风险、资金持有与企业资产配置

本文以企业的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配置为切入点,选用2001—2015年所有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诉讼数据,实证检验了诉讼风险对企业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诉讼风险对企业资产配置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尤其显著缩减了金融资产的配置规模和比例;诉讼风险对非国有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资产配置的冲击更为明显;诉讼风险的作用机理是资金削弱效应,即减少内部可用现金流和提高外部可融资金成本。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完善和企业投融资决策提供了启示。     

银行业竞争加剧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化*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有多种关联机制，既可能加剧企业金融化，也可能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抑制了企业金融化。（2）银行业竞争不仅缓解了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有助于缩小金融行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进而抑制企业利润追逐动机的金融化行为，而且通过引导信贷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创新，从而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此外，银行业竞争还通过促使银行积极发挥信息监督作用，抑制了企业内部人金融投机套利的机会主义行为。（3）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     

Racial/Ethnic disparities in high return investment ownership: a Heckman selection model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racial/ethnic differences in high return investment ownership in the U.S. Households with low levels of financial assets might not be able to meaningfully make investment choices, so a Heckman two-stage selection model was used to separate the minimum asset level status from the allocation decision, specifically in whether households owned at least one high return investment. We found that households with White respondents were more likely than households with Black and Hispanic respondents to have adequate financial assets for investment. Conditional on having adequate financial assets, and controlling for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nd financial literacy, White households were more likely to own high return investments than Black, Hispanic and Asian/other households. Policies to nudge households to invest some wealth in high return investment assets would benefit minority households.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银行业结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本文结合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和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行业分布数据,分析了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的关系。本文发现：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受到信贷配给的概率呈现“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水平的银行业集中度使中小企业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最低。根据本文研究,我国银行业集中度总体上高于最优水平,但不同地区又有所差异。本文还发现,考察银行业集中度不能只关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比重的下降,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比重的替代性上升也没有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此,鼓励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才是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