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探讨两者的协调发展有利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方法］以河南省为例，在评价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指标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结果］（1）2008—201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从中度失调衰退发展到勉强协调发展，其中2008—2010年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 2011—2012年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 2013—2016年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 2017年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发展； （2）不同市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其中郑州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周口市、驻马店市和南阳市等3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阶段，开封市、洛阳市、安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商丘市、信阳市和济源市等10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平顶山市、鹤壁市、漯河市和三门峡市等4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阶段。［结论］目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各市区发展不平衡，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发展。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乡村治理的有效实施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该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诊断，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1提高到2016年的0788。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亿元GDP专利授权量和城镇人口密度是该省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2）2007—2009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444提高到2009年的0482。2010—2013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下降趋势，由2010年的0441降低到2013年的0397。2014年乡村治理评分开始上升，2016年相比2014年提高223%。农药投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化肥投入是制约该省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3）200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0377，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等级。2008—2016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由0403提高到0575，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等级。［结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乡村治理较为落后，今后城镇化建设应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努力实现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向更高水平发展。     

中原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时空耦合协调性研究

［目的］研判中原城市群城市化发展中产业非农化、人口与城市化土地非农化等多要素之间的耦合协调性与时空演变特征，为中原城市群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方法］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ArcGis空间分析，基于2006—2016年研究时段，评价中原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沟壑协调性。［结果］（1）从时序特征看，中原城市群人口、产业和土地非农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总体下降、过程波动的变化趋势，其中2006年、2011年和2016年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57、053和055，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2）从空间特征看，中原城市群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耦合协调性空间格局经历了由环形到“T”字型再逐渐形成“三点”式的分布特征，空间差异明显。［结论］中原城市群健康发展应强化城市协同发展，增强引领示范作用； 增强自主发展能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优化产业空间格局，推动城市全面发展是未来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启示。     

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

［目的］通过以丘陵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评价四川省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方法］运用熵权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方法，分析2007—2016 年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运用GeoDa软件计算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特征。［结果］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 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发展缓慢；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一致，呈“反向”分布态势； 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较弱，各县域单元临近区域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性，没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结论］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低，发展慢，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关联性弱。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丘陵地形优势，提升乡村品质发展丘陵沟谷乡村游； 发展河谷江滩乡村游构建养生养老体系； 延续丘陵文脉，优化乡村空间发展格局。     

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建设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目的］文章旨在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方法］运用综合指数法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分析2000—2016年浙江省新型城镇化程度，进而利用数理统计模型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包括2000—2005年新型城镇化初始阶段，城镇化发展水平受基础设施等条件限制呈波动上升趋势，以及2006—2016年，属于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度重视使城镇化指数由0436上升至0869，年均增长率高达0093。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3个方面：（1）在人均家庭经营农家乐收入比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 （2）在森林覆盖率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应为正，直接效应系数为0098，间接效应指数为0074，影响相对较大； （3）果园面积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不大，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结论］乡村旅游的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影响，且正向影响远大于负向影响。     

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性分析

［目的］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在构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2010—2016年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1）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新农村建设的评价值由0169增加到0751，增长了345倍，乡村旅游发展的评价值由0033 7增加到10，增长了2897倍，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由低度耦合（2010年）向中等耦合过渡（2012—2016年），两系统之间的关联度较高。（3）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耦合协调度由0207提高到了0650，由低度协调耦合逐步演变为高度协调耦合。［结论］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保持平稳增长，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持续发展仍然是今后要重视的问题。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分析

[目的]探究近年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将为今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统筹发展相关政策的提出提供理论参考,将有利于不断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对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格局演变分析,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递增趋势,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总体快于乡村振兴,且区域差异较为显著。其中2016年郑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为0.862,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南阳市和商丘市的评价分值较低,分别为0.230和0.223。鹤壁市和郑州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0.566和0.517。平顶山市的评价分值最低,仅为0.346。(2)2007—2016年各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明显的递增趋势,其中郑州市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其他各市不断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结论]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今后应针对地区优势,不断优化乡村建设规划,加快乡村振兴发展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生态文明视角下泉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研究

［目的］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测度泉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明确新型城镇化的优缺点，有利于经济与环境、城市与乡村之间协调发展。［方法］文章以泉州市为靶区，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3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变异系数确定指标权重，并通过评价模型定量估算泉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结果］（1）在2000—2015年，在社会发展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上晋江市发展最好，洛江区发展最差； 在生态环境系统上南安市发展最好，发展最差是惠安县， 3个层面内都有一定的波动。（2）泉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0246 5~0805 0之间，呈现“中间高，边缘低”的空间分布； 泉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中晋江市（0805 0）最高，洛江区（0246 5）最低，它们之间差距近2倍，城市差异明显，存在一定的聚集状态。［结论］今后，亟需从社会生活系统、经济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3个层面同步发展，推动泉州市新型城镇化永续发展，以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定量研究提供基础。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性分析

［目的］基于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现状，从两者的耦合发展角度对其耦合性进行研究，旨在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的协调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以乡村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上体现的价值与精准扶贫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生活环境改善上的成果组成耦合系统，通过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度在03~07之间，处于中等耦合阶段，其中2010—2011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2—2014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5—2016年为高度耦合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结论］合理开发乡村旅游资源使其与精准扶贫在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全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扶贫最佳效果，达到高度耦合阶段的关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发展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未达到成熟阶段，应重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农村文化开发等影响乡村旅游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甘肃省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目的］通过测度甘肃省各县域现代农业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发展度，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时空耦合协同关系，为促进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方法］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等方法考察2002—2016年甘肃省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2002—2016年甘肃省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均值分别为0238 6、0243 6和0243 7，标准差分别为0118 6、0121 2和0114 7；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均值分别为0152 9、0124 4和0243 7，标准差分别为0185 1、0142 9和0144 6。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度均值分别为0335 9、0316 0和0353 6，标准差分别为0168 3、0158 5和0141 1； 县域尺度的协调发展度平均值介于0316 0~0353 6，河西地区的波动幅度大于陇东、陇南地区。2002年、2008年、2016年3个年份的协调发展度Global Moran′s I值均为正值，全局冷热点区和局部冷热点区同步变动程度不大。［结论］甘肃省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西北—东南”阶梯式降低特征，且时空分异明显，河西地区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陇东、陇南地区水平最小。甘肃省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的协调程度整体水平不高，协调发展度时空分异显著，基本形成了以河西地区高水平的集聚区和陇南地区的低水平集聚区，陇东地区零星分布有较高水平县域单元； 协调发展成长空间呈现与协调发展度相反的分布格局，协调发展度越高的县域其协调度成长幅度却小； 协调发展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冷热点分布呈现出北热南冷的空间发展格局，热点区空间结构复杂，辐射范围大致呈现沿河西走廊的条带状分布，冷点区空间分布呈现圈层扩散过程，主要呈现以陇南为中心向周边县域扩散的团块状分布。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关系测度

[目的]科学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方法体系并研判两者是否协调及协调状态对河南省建设现代农业强省至关重要。[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HP法、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定量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与协调度。[结果]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成效显著。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效益。河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 2006—2016年,农业现代化指数由0.215 4提升到0.781 6。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为中度耦合,处于拮抗阶段,这说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存在失衡。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协调—勉强协调—初步协调5个阶段,两者的协调水平还较低。[结论]河南省应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提升农业供给能力,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及优化路径研究

［目的］为了科学考察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及各方面的协调推进程度，构建了多元化的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江西省11个地市城镇化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整体协调情况，以期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提供一定参考。［方法］运用综合分析法、熵权法对江西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各子系统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测度，并采用协调系数法、发展协调度函数和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偏低，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城镇化各子系统的发展存在强烈的空间异质性。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南昌、新余处于优质协调区； 景德镇、鹰潭、萍乡、九江处于良性协调区； 吉安、抚州、宜春、赣州处于中度协调区； 上饶处于轻度失调区。［结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城镇化的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不一且呈现出较严重的区际不平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既立足于解决城镇与乡村面临的突出问题,亦承担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责。文章通过定性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二者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并基于2006-2018年的数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市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定量测度。结果显示:(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市域间二者发展差距收窄;(2)耦合度有所上升且保持在高位水平,耦合质量和效率亟待进一步提高;(3)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明显,双核心城市带动作用呈现"弱—强—弱"的演变。基于此,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推动新型城镇化向纵深发展,做好与乡村振兴的对接协同;强化双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有针对性地提升协调水平。     

基于乡村振兴的河南省农业生态综合评价研究

［目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探究农业生态发展现状，有利于制定针对性的农业发展规划，也将有利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法］基于2000—2016年的统计数据，采用DEA SBM模型、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从农业生态效率、经济条件、资源条件、环境条件4个方面分析河南省农业生态综合发展水平，探究农业生态效率与经济条件、资源条件和环境条件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结果］2000—2016年河南省农业生态综合评价分值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该阶段农业生态化水平发展态势良好。这个阶段内农业生态效率指数均高于全国农业生态效率指数，对全国农业的生态化发展贡献较大。经济条件评价分值在逐年提高，对农业生态化发展的贡献在不断提升。2000—2016年农业生态效率与经济条件、资源条件和环境条件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均整体呈递增趋势，耦合发展关系表现良好。［结论］尽管河南省农业生态化水平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提升的空间还很大，仍需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农业生态效率与经济、资源和环境条件向更高耦合阶段发展。     

青海省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协调度研究

［目的］旨在研究青海省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的关系。［方法］采用Logistic模型预测了青海省城镇化水平； 运用系统相对状态发展模型对城镇建设用地增量变化率与城市化速率进行耦合分析，分析重点区域及典型城镇其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的协调度。［结果］（1）青海省东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地区发展最好，城镇化水平最高； （2）青海省东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地区的差别化土地政策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东西部城市化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需尽快完善未利用地开发激励机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引导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结论］差别化土地政策是城镇协调发展的关键，青海省应在分析政策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     

江苏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异速增长与协调发展研究

随着江苏省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地关系矛盾日益突出。本文从整体角度和区域角度来研究,构建出异速增长模型与协调度模型,分析江苏省2006～2016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异速增长的相互关系以及协调发展程度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从2006年到2016年,基于江苏省整体情况来研究,江苏省的城市建设用地与人口关系呈现正异速增长特征,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基于江苏省三大区域来研究,苏南区域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异速增长系数处于波动徘徊阶段,苏中、苏北两大区域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异速增长系数呈现先快速增长,然后波动发展,最后稳步发展阶段;苏南区域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协调度总体转变为偏向较低协调发展,苏中区域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协调度稳中略有波动,苏北区域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协调度由较高协调转向低协调。结果证明江苏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未来的城市发展规模建设中也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予以调控。     

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探究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趋势，为区域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构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2007—2017年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协调过程与变化趋势。［结果］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值呈现波动中增长的发展趋势，社会经济综合评价值除了2017年也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更大，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度发展平稳，一直处于拮抗状态。耦合协调类型经历了濒临失调衰退型—勉强耦合协调型—中级耦合协调型—勉强耦合协调型4个发展阶段。［结论］区域的生态环境调节能力逐步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基本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说明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持续向着协调发展的方向不断演进。未来研究区应通过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促进区域内社会经济的绿色转型升级，优化现有生态环境保护支撑体系，提升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红枣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为例

［目的］在大力发展林果经济和特色农业战略背景下，红枣产业日渐成为扶贫支柱产业，研究红枣产业可改善红枣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枣贱伤农”现象，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我国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起着关键推进作用。［方法］通过采用TOPSIS-GAR组合模型、变异系数确定权重法、健康度模型相结合分析研究2006—2016年红枣产业发展的综合水平、健康度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讨分析。［结果］2006—2016年主产区兵团一师阿拉尔的红枣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近两年增长趋势放缓，2016年已经趋于稳定发展期；主产区降水量与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是影响红枣产业经济发展最大的两个因素；2006—2016年主产区红枣产业健康度水平一直处于于亚健康与不健康相交替的状态，2015年以后红枣产业健康度水平呈大幅下滑趋势，与主产区红枣产业实际发展健康情况相一致。［结论］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促进主产区红枣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思路。     

河北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耦合关系演变及预测模拟

［目的］开展连片特困区脆弱生态环境和贫困耦合关系的演变及预测模拟研究，为研究区统筹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政策依据。［方法］通过构建生态环境和贫困评价体系，运用系统耦合模型和GM（1，1）预测模型，对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研究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耦合关系演变进行了分析，并对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2040年研究区两系统耦合关系进行了预测模拟。［结果］（1）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河北连片特困区贫困度指数呈下降趋势，由0902下降到0761，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略有下降，由0438下降到0412。（2）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河北连片特困区贫困和生态环境耦合类型由拮抗时期过渡到磨合阶段，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型转变为濒临衰退型。低水平耦合县主要分布集中在太行山北部山区，耦合协调度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特征，北部燕山山区和南部太行山山区各县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3）2020年、2025年、2030年、2035年、2040年研究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和贫困度指数都在降低，两者的耦合度在不断提高，耦合类型处于磨合阶段，接近于高水平耦合，耦合协调度在不断降低，协调类型由濒临衰退型过渡到勉强协调型。［结论］快速提高片区经济发展水平是片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