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目的]为了解决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明确区域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发展状况,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的目的。[方法]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为例,运用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及空间计量模型,对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时间上,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度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空间上,非农化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条块状分布特征,从东向西逐步递减,协调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城市、中心城市,非农化发展不协调的城市分布在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长江经济带形成了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核心的协调度高值集聚区,极化效应明显:成都市、资阳市、眉山市、内江市为成渝城市群的极化中心,武汉市、咸宁市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极化中心,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扬州市、上海市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极化中心。下游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联动协调趋势不断增强,处于高度协调状态;中游地区人口非农化相对滞后是影响非农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上游地区人口非农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和产业非农化,是导致上游非农化协调度过低的直接原因。[结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与地理区位条件、产业结构、政府决策行为是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主导驱动因素,但不同因素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以上研究为制定差异化的城乡要素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宁波健康城市建设与城市化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评价*——基于健康中国视角下

［目的］科学测度和评价健康城市建设与城市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美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方法］通过均方差决策法和线性加权法测度两者的综合得分，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2006—2016年宁波市城市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不断提升阶段，而健康城市发展水平在经历初期的波动后也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2）宁波城市化发展与健康城市建设经历了从不协调期向转型期发展过渡的演化过程，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D值从2006年的0217增加到2016年的0722，并呈现由严重不协调期→基本不协调期拮抗阶段→基本协调磨合阶段，但还没有迎来高级协调的发展。［结论］未来，随着宁波新型城镇化和健康城市试点的持续推进，需不断提升城市健康环境水平、丰富健康城市建设内涵、注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切实保障城市化发展与健康城市的协调发展。     

甘肃省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

［目的］通过测度甘肃省各县域现代农业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发展度，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时空耦合协同关系，为促进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方法］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等方法考察2002—2016年甘肃省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结果］2002—2016年甘肃省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均值分别为0238 6、0243 6和0243 7，标准差分别为0118 6、0121 2和0114 7；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均值分别为0152 9、0124 4和0243 7，标准差分别为0185 1、0142 9和0144 6。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度均值分别为0335 9、0316 0和0353 6，标准差分别为0168 3、0158 5和0141 1； 县域尺度的协调发展度平均值介于0316 0~0353 6，河西地区的波动幅度大于陇东、陇南地区。2002年、2008年、2016年3个年份的协调发展度Global Moran′s I值均为正值，全局冷热点区和局部冷热点区同步变动程度不大。［结论］甘肃省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西北—东南”阶梯式降低特征，且时空分异明显，河西地区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陇东、陇南地区水平最小。甘肃省现代农业与县域经济的协调程度整体水平不高，协调发展度时空分异显著，基本形成了以河西地区高水平的集聚区和陇南地区的低水平集聚区，陇东地区零星分布有较高水平县域单元； 协调发展成长空间呈现与协调发展度相反的分布格局，协调发展度越高的县域其协调度成长幅度却小； 协调发展度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冷热点分布呈现出北热南冷的空间发展格局，热点区空间结构复杂，辐射范围大致呈现沿河西走廊的条带状分布，冷点区空间分布呈现圈层扩散过程，主要呈现以陇南为中心向周边县域扩散的团块状分布。     

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性分析

［目的］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在构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2010—2016年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1）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新农村建设的评价值由0169增加到0751，增长了345倍，乡村旅游发展的评价值由0033 7增加到10，增长了2897倍，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由低度耦合（2010年）向中等耦合过渡（2012—2016年），两系统之间的关联度较高。（3）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耦合协调度由0207提高到了0650，由低度协调耦合逐步演变为高度协调耦合。［结论］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保持平稳增长，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持续发展仍然是今后要重视的问题。     

村庄农户—土地—产业转型耦合协调性评价*——以陕西蓝田县王嘴头村为例

［目的］探究农户、土地、产业转型耦合协调水平的演化特征及规律，对促进村庄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村庄系统的理论分析，构建转型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并分析不同时期农户、土地及产业的耦合协调水平。［结果］（1）农户和产业总体表现出良性转型，且两者转型速度快于土地转型。（2）“农户—产业”、“产业—土地”的协调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农户—土地”在2010年后出现不协调趋势。（3）综合耦合度呈“波浪式”上升态势，值均在08以上，三者联动作用较强； 1980—2010年综合协调度快速提升， 2010后出现下降势头。（4）农户、土地和产业间的转型耦合协调水平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 2010年以来，土地转型的滞后阻碍了村庄协调转型。［结论］村庄系统协调性的下降是农户、土地和产业三者共同作用与反馈的结果，三者的综合耦合度及协调度的变化反映了系统自调节自组织的过程，符合“农户—土地—产业”开放系统由耗散到协调有序演进的规律。最后，文章总结了促进村庄协调转型的启示。     

西北地区农业生态和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农业生态和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对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在阐述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西北地区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耦合关系的评价体系，计算2016年西北不同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根据两个系统的发展程度大小评价其发展模式，针对不同发展模式提出针对性意见。［结果］2016年西北地区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度基本上稳定在049左右，以甘肃的耦合度最高（0499）。协调度差异明显，其中陕西为中级协调发展，甘肃、宁夏和新疆为初级协调发展，青海为勉强协调发展。从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的对比关系看，陕西、甘肃、宁夏为农业生态滞后型，青海和新疆为经济滞后型。［结论］西北地区农业生态与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仍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要根据具体的耦合协调类型制定相应的解决办法。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乡村治理的有效实施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该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诊断，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1提高到2016年的0788。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亿元GDP专利授权量和城镇人口密度是该省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2）2007—2009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444提高到2009年的0482。2010—2013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下降趋势，由2010年的0441降低到2013年的0397。2014年乡村治理评分开始上升，2016年相比2014年提高223%。农药投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化肥投入是制约该省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3）200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0377，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等级。2008—2016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由0403提高到0575，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等级。［结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乡村治理较为落后，今后城镇化建设应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努力实现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向更高水平发展。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耦合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化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探讨两者的协调发展有利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方法］以河南省为例，在评价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指标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其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结果］（1）2008—201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从中度失调衰退发展到勉强协调发展，其中2008—2010年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 2011—2012年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 2013—2016年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 2017年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发展； （2）不同市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6之间，其中郑州市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周口市、驻马店市和南阳市等3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发展阶段，开封市、洛阳市、安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许昌市、商丘市、信阳市和济源市等10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平顶山市、鹤壁市、漯河市和三门峡市等4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衰退阶段。［结论］目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各市区发展不平衡，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发展。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四川水资源压力与耕地利用效益变化的格局及耦合关系

［目的］以我国传统的农业大省——四川省为研究区域，构建水资源压力评价模型、耕地利用效益评价模型，对各市（州）水资源压力与耕地利用效益及耦合效应进行研究，以期为区域水土资源协调发展提供借鉴。［方法］基于2005、2008、2011、2014年各市（州）4期水土资源的相关数据，运用量化分析法和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及GIS空间分析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1)各市（州）水资源压力从时间尺度看，水资源经济和技术发展压力逐渐减小，平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595和0007减小到2014年的-0178和-0033，人口和生态发展压力逐渐增大，平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7314和-203增加到2014年的-6035和-1571，水资源综合压力有明显波动； 从空间尺度看，水资源压力从高到低的区域依次为川中平原区、川东北丘陵区、川南丘陵区、攀西地区、川西北高原区。(2)各市（州）耕地利用效益从时间序列看，川南丘区和川西高原区耕地利用效益相对比较稳定，川中平原区、川东北丘区、攀西地区耕地利用效益则变化较大甚至有减小趋势； 从空间分布特征看，土地利用效益值从大到小依次为川中平原区、川东北丘陵区、攀西地区、川南丘陵区、川西北高原区。(3)通过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发现，水资源综合压力与耕地利用综合效益，水资源人口压力与耕地利用社会效益在置信度为001时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555和0560，呈现出较高的协调演进格局，耦合特征与前文水资源压力和耕地利用效益的分区格局基本一致； 而耕地利用经济、生态效益与水资源经济、生态效益间的相关性则表现为不显著。［结论］研究发现，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内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区域人口、资源禀赋所存在的差异和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变革。     

基于ESDA GWR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目的]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由经济、社会、投入、产出等维度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探索人口—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分异及影响因素,并提出适合区域实际的差别化管理政策,为扭转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不平衡现状提供参考。[方法]采用ESDA、GWR、热点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对1996年、2006年和2016年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单元两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格局、空间相关性、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3年城镇化协调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发展度逐步向南呈好转态势、耦合度普遍较高,呈扩散趋势,协调度差异程度日趋减小;城镇化质量和数量关系可划分为7种类型,形成以基本协调型为主,轻度超前型为辅的空间格局;城镇化协调度空间聚效应明显;动力因子对各地区协调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经济因子是主要影响因素,从东北到西南作用逐步增大,外来因子不够稳定,社会因子从西向北高值集聚区不断扩大。[结论]未来应抓住政策优势,打破地域隔阂,走精细化发展道路,缓解人地矛盾;依托区域优势,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因子驱动,促进经济均等化、一体化发展,减少核心城市对周围地市的虹吸效应,提高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     

近40年来广西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特征、成因与对策

目的 掌握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原因是保护耕地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方法 文章运用耕地非农化重心转移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探究广西近40年来111个县级评价单元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其原因并提出对策。结果 （1）广西耕地面积由1980年的517.72万hm²持续减少到2020年的507.68万hm²,连片耕地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地区。（2）耕地转为林地是广西耕地非农化的主要模式,占各时段耕地非农化面积的60.00%以上;建设占用耕地面积明显增多;耕地撂荒现象趋于严重;因石漠化、水土流失等原因灾毁的耕地面积逐渐扩大;耕地转为水域对广西耕地非农化的影响逐渐减弱。（3）广西耕地非农化空间不均衡性不断减弱,耕地非农化空间格局趋于稳定,总体趋势向东。耕地非农化重心先向西南转移192.72km、再向东北转移198.88 km,最终在广西中东部地区趋于平稳。（4）广西耕地非农化空间分布格局由空间离散转为空间集聚,空间集聚程度越来越强烈;耕地非农化的连片带动作用逐渐增强。结论 近40年来,广西耕地非农化面积持续上升,大量耕地转为林地和建设用地等地类,耕地非农化重心向东部转移并有连片带动效应。应严格限制耕地转为林地和建设用地,提高农民耕地保护动力,遏制耕地撂荒,同时加强耕地治理,严防耕地灾毁,提高桂东南地区耕地保护力度。     

产业一体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耦合效应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研究目的:揭示并分析产业一体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间的耦合交互关系,从空间效应视角探寻两者协调发展路径。研究方法:SVR算法、耦合协调模型、空间相关分析。研究结果:(1)产业一体化与城市土地效率间存在彼此影响、相互约束的耦合协调关系;(2)2003—201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产业一体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局部差异显著;(3)产业一体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耦合效应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逐步显化,这种相关性主要表现为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根据产业一体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耦合特征,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发展策略和城市土地利用管控策略,推动产业与土地要素的高效融合。     

环鄱阳湖城市群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度评价

将环鄱阳湖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着力于构建城市化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时空特征,借助均方差权值法和协调度模型研判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及特征。研究发现:(1)环鄱阳湖城市群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水平均呈现递增的时序演变特征,土地城市化的演进速度更快;市域人口城市化差距逐渐扩大,离散程度逐渐缩小;土地城市化的空间分异和两极分化现象相当明显。(2)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两者的耦合度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协调发展水平呈现由低级向高级、由磨合阶段向协调阶段递进式时序演变的规律;空间格局上表现出市域协调发展等级极化现象明显和城市化发展类型以土地城市化滞后型为主的特征。(3)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及两者与协调度之间,分别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口城市化与协调度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针对区域内各城市所处的城市化协调发展阶段和状态,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发展战略十分必要。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分析——以东北地区为例

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熵权TOPSIS法,并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对东北地区2006—2017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与生态效率水平进行评价,进而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及空间集聚特征展开探究。结果表明:(1)区域土地利用效率和生态效率总体均呈上升态势,但没有城市实现理想上的同步发展,土地集约利用滞后是限制协调度的主要因素。(2)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间的耦合度较高,协调关系逐步优化,协调类型从中度失调过渡到初级协调,年均指数为0.543。省域协调度值由北向南逐渐递增,哈尔滨—大连交通经济带城市协调度水平整体较好,北方边缘城市带协调度有待提高。(3)耦合协调度相近的城市彼此邻近,表现出“北冷南热”的空间集聚分布规律,总体格局相对稳定。     

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

研究目的：分析近20年中国地级行政区及直辖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并据此提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优化路径。研究方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研究结果：（1）2000—2019年各城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2000—2010年人口城镇化超前于土地城镇化,2010—2019年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高值区集中在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及各省会城市。（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均有所上升,低值区域逐渐减少,高值区域有所增加,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以及各省会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始终保持较高水平并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 （3）近20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热点、冷点区域基本保持不变,东部地区冷点区域逐渐显现。（4）二元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制度、区位因素、经济增长和交通条件等因素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应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城市空间,制定差异化的地区发展政策,逐渐形成多层级、多中心城镇化格局,以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正向协调持续发展,有效释放城镇化的发展潜力。     

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分析

目的 探究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时空特征,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方法 文章基于城镇化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内涵及耦合机理,采用多因素综合分析法及SBM-DEA模型,测度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71个地级市城镇综合指数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两者间耦合协调度及时空演化规律。结果 （1）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城镇综合指数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8.11增加至2019年的16.10,平均增速达6.50%;年均耕地利用生态效率为0.70,整体呈现小幅波动下降的趋势,年均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表现为江苏>江西>湖北>安徽>湖南;（2）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提高至2019年的0.40,但两者暂未步入协调阶段;（3）城镇化水平与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相关性程度逐渐增强,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的东部地区,而低—低集聚区则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的西部地区,且随着时间变迁,该集聚格局呈逐步扩大态势。结论 应有序推进城镇化发展,强化耕地绿色发展理念,并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构建邻近市域之间的合作机制,推动城镇化与耕地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天山北坡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益测度及时空分异研究

[目的]以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个维度为支点,从多角度对天山北坡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益时空分异特征进行探究。[方法]选取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4个年份作为研究时点,运用改进熵值法对天山北坡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及Arc GIS空间分析软件对其耦合协调水平进行空间显化;通过Geo DA分析软件对其耦合协调状况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结果表明:(1)天山北坡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水平呈逐渐上升趋势且表现出明显的三级阶梯差异特征。(2)天山北坡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低但呈上升态势;同一研究时点各城市间耦合协调水平差异较大;耦合协调水平在时空分异中明显较高且相对稳定的是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3)天山北坡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益呈现出负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空间布局向节点城市聚类特征明显;研究时段内出现显著聚集类型的城市只有乌鲁木齐市、昌吉市、石河子市和克拉玛依市。[结论]天山北坡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益受经济、社会、环境等复杂作用机理影响具有不同时空分异特征。     

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的发展不仅是城市人口的增长，产业的聚集，经济的增长过程，而且还是城市空间的拓展和用地结构的调整过程。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城市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进行着全方位的深刻变革。本文以城市化发展较快的武汉市为例，运用土地区位理论、地租地价理论和聚集效益理论分析了城市更新与土地利用变化的互动过程，探讨武汉市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研究土地低效利用的原因，最后提出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的措施。     

中长期结合的科技论文评价方法研究

[目的]通过构建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评价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方法]运用由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均方差权值法构成的综合确权法,基于耦合度、协调发展度模型探讨2006~2014年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系,并进行时空上的分析与评价,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探讨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结果]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效益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总体较高,协调发展类型由研究基期的低度协调型逐步优化为末期的中高度协调型.武汉都市圈为协调发展度高水平集聚区;协调发展度高值点主要集中在武汉与长沙,协调发展度低值点由基期的益阳、娄底等城市转变为末期的宜昌、咸宁、鹰潭等地.2006~2012年Moran′s I值均为负,协调发展度集聚特征由相异属性集聚向随机状态转变, 2014年Moran′s I值正,协调发展度呈相似属性集聚状态.[结论]长江中游地区协调发展度空间集聚特征呈现由相异属性集聚向相似属性集聚状态转化,协调聚集区空间格局趋于稳定,发展态势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