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国城市化:理论与模拟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在考虑到劳动力异质性的基础上分析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城市化的关系。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农村和城市两类异质劳动力以及农村和城市两类区域用地的内生城市化模型,引入土地流转和人口迁移的限制,研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对城市化和居民福利的影响。模型理论分析表明:(1)在严格的土地控制和户籍限制下,只有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会迁往城市;(2)无论是允许土地流转还是户籍制度松绑,将有更多农村劳动力迁往城市,城市劳动力产出增加,农村劳动力福利大幅改善,城市劳动力的福利仅有少许下降,城市化率提高。反事实检验发现:允许1单位农村"宅基地"流转置换为0.5单位城市建设用地,则2000年和2011年城市化率比实际值分别提高1个和2.5个百分点;若劳动力摩擦程度整体下降0.3个单位,则2000年城市化率比真实值提高2个百分点,2011年提高3个百分点。本文的政策启示为: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松绑的联合改革能够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及促进城市化红利的共享。     

实现农民工“完全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群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但目前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他们无法融入到城市社会,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户籍限制与土地禁锢是深层次的原因,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缺乏综合考虑。实现农民工的“完全城市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政府在改革户籍制度与土地流转的同时,应该加快与之相关的配套措施建设,从而实现农民工的“完全城市化”。     

现行户籍制度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对中国城市化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户籍制度。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与户籍政策的关联性很强,现行户籍制度对城市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很大,采取淡化户口迁移控制、实现就业就学的非户籍化等措施,改革现行户籍制度以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农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

如今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数量在逐渐增多,而户籍管制已经非常放松,需从农地流转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农地流转通过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降低其转移成本和减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来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关系的实证分析可知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呈正相关关系的结论,针对该结论提出若干政策建议,来推进农村劳动力的永久性迁移。     

中国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对策研究

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已成为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力手段,以近几年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观点综述为研究出发点,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土地与户籍的关系,从加快土地要素自由流动、提高农村土地承包权灵活性、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等方面提出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思路与制度设计。     

迁移类型、户籍身份与工资收入水平*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考察各类迁移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OLS及PSM估计结果均表明各类迁移有利于工资收入水平的提升;采用局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迁移范围来看,市外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市内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分户籍类型来看,农村户籍迁移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大于城市户籍的平均收入增长效应。综合比较各种迁移类型的收入增长效应,由强至弱可以将其排列为：永久移民市外迁移、农村户籍市外迁移、本地居民市外迁移、城市户籍市外迁移、农村户籍市内迁移、城市户籍市内迁移、本地居民市内迁移、永久移民市内迁移。城市化的核心在于满足居民的自由迁移意愿,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鼓励就近城市化而妨碍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城市化模式尚未得到收入增长激励的支撑。在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应注重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系。     

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模拟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间投入品模型,将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和不同劳动力流动模式等因素纳入研究框架中,构建了中国户籍制度演变模型,并通过数值计算模拟了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户籍制度的改革路径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如果降低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束缚,经济系统会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而维持当前户籍制度不变将遭受较大损失;(2)不同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路径影响了户籍制度的改革效果,如果农民工“带着土地”进行转移将会放大户籍制度改革所释放的红利。这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要协同进行,不仅要减少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迁移的束缚,还应保留其农用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和完善了现有劳动力迁移理论,也为地方政府相关决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户籍制度改革:成本与收益

文章从新中国户籍制度演变入手,分析了户籍管制的实际成本与假想的收益,提出我国的户籍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其显而易见的收益在于完成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转换任务等五大方面.作者认为,户籍改革是大势所趋.     

中国户籍制度城乡福利分配职能辨析

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症结不在于从形式上将居民区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而在于户籍制度承担了额外的社会管理职能,使户口充当了城乡福利分配的工具。与现行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城乡福利差异表现在社会保障、就业、教育以及住房等各个方面。这种以户籍形式分配社会福利的作法既违背公平也损害效率。要顺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必须在政府推动下有步骤地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市民福利,还户籍制度本原功能。     

自主退出与职业化准入：城乡融合视域中的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为了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并防止农地非农化而形成的“保护性阻隔”强化了农村户籍制度对城乡要素流动的限制,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障碍。当前,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仍面临着农地非农化风险、转移就业农民生计风险以及农村户籍改革与农村集体产权封闭性之间的矛盾。通过“自主退出”和“职业化准入”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破除农村集体产权的封闭性,并有效化解上述风险。进一步完善以“自主退出”和“职业化准入”为特征的农村户籍制度改革,要求构筑农村不动产交易的产权基础,建立农村产权的市场交易机制和国家对农村土地发展权的回购制度,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破解城乡差距之困:基于劳动力流转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无疑可以缩小中国的城乡差距。然而,在现实的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却存在诸多包括现行土地制度在内的障碍。文章在拓展Todaro模型的基础上,基于CFPS(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土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农地需求,从而抑制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这不仅导致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无法将农地的未来收益充分变现,还增加了农民市民化的机会成本,并进一步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城乡差距问题的解决。因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给予农民"市民化补贴"以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从而加速城市化进程,是破解城乡差距之困的根本途径。     

论中国21世纪农业产业化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 2 1世纪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应该置之于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运行框架中统筹安排、疏导、调节。作者认为 ,由于农业产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 ,优化、提升农村经济结构 ,促进农业逐步形成合理规模 ,改善农业生产布局 ,能够使农业时序效益不断提高 ,所以 ,农业总体经济效益将大幅度增长 ,这将有力推动农村向城镇化方向发展。中国农村城镇化的结果是产生巨大的聚集效应 ,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 ,从而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 2 1世纪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任务 ,将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浪潮中成功完成     

林权流转的多维动因分析与激励路径选择

林权制度改革后,我国南方集体林的绝大部分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承包责任制催生林地流转,小规模林地经营状况为林地流转创造条件。当前,林权流转呈加速趋势。林权流转的动因包括三个层次,劳动力城镇化转移、林业的比较效益低、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微观层次原因,林地规模经营、林区经济发展等中观层次原因,林业实现国际化、林区家庭承包制继续稳定发展、国家的政策法律等宏观层次原因。所以,可以选择以下路径激励林权流转的加速：稳定和强化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强调承包权能的独立存在;加强林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建设;建立市场中介组织,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体系市场;推进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民职业教育,转变农户传统经营观念。     

农地流转的经济效应及其空间溢出——基于“三化”发展的视角

利用2005—201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地流转、"三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数据,构建了考虑空间因素的计量模型,验证了农地流转的经济效应及其空间溢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农地流转通过影响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间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且跨期内存在空间效应、本期内没有空间效应;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周边地区的农地流转强度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农地流转对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空间效应,在粮食主产区的农地流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直接和间接拉动效应,而粮食主销区农地流转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产业转移背景下县域城镇化发展——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发达地区产业加快向内陆地区转移,县城城镇化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新契机。基于对广东省云浮市的县域经济调查,在县域地方政府行为视角下,分析产业转移对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分析表明,在财税最大化和县域主体功能区实践下,县级政府倾向于发展大型资本密集型工业、建筑房地产业,在空间上则表现出向县城和少数重点镇集中的趋势。产业转移为县域城镇化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以县城为主导,以重点镇为支撑的县域城镇化格局开始形成,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外出回流劳动力加快向非农产业转移,但资本密集型产业限制了对人口的吸纳,不利于人口的城镇化进程。     

制度分割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宏观效应分析

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迁移流动的过程显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以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为背景，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阶段性过程进行划分；并对由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所产生劳动力流动过程的阶段性特征的原因进行阐述，提出相关的制度变革建议，以期为实现平稳和持续的城市化、非农化创造所需要的制度环境。     

失地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律思考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各地工业化、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流转,成为非农用地;大量的农民成了失地农民。由于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设置虚化、征地目标泛化;征地补偿不合理、征地程序不民主和缺乏司法救济权等法律内在的缺陷,致使失地的农民不仅享受不到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反而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劳保无份"的"三无"游民,其结果必然阻碍城市化的进程,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如何从法治角度保护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是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农户耕地劳力投入的影响因素——基于湖北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户对耕地劳动力投入,是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文章在对湖北省9个县市672个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农户耕地劳力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农户劳动力投入影响很大,务农人员主要是中老年人,且文化程度整体不高;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是理性的,符合比较利益和风险规避原理;农业机械对劳力具有较强的替代作用,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劳力投入也有较大的影响。     

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机制及实证

城市人口规模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共同决定了城市人口规模的决定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数理模型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实证。由数理模型可得:城市化的技术积聚效应、城市地租、农村人口规模、城市与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农村迁移的冲击等影响着城市人口规模。由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可得,城市土地和城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有利于城市人口规模的发展。为了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提出合理使用城市土地等建议。     

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

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反映了劳动力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在我国区域之间的动态转化,东部地区逐步丧失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要素禀赋的显性优势开始呈现。产业转移直接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顺应劳动力流动的新趋势,做好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承接,才能转变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促使东部沿海地区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带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在保持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