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跨部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 2010—2020年六次抽样微观数据为样本，构建了衡量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指标体系，首次考察了家庭债务扩张对商业银行、实体企业和地方政府跨部门风险溢出路径与风险生成机理。结果发现：第一，家庭债务风险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推高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偿债率等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对银行坏账风险冲击最大，家庭房产持有行为发挥了中介作用；第二，家庭债务风险通过利润表渠道抑制了实体企业盈利能力，其中，债务收入比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最大，而家庭债务对一般性消费的挤出发挥了中介效应；第三，家庭债务风险通过利润表渠道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通过对银行和实体企业的交互作用发挥了间接影响。家庭债务的收入效应短期会提高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但在长期随着家庭债务收入效应下降、风险效应上升，最终导致地方政府长期偿债能力被削弱。     

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房地产价格与金融风险联动研究

本文首先从资产负债表关联的视角,对实体经济各部门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联动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利用或有权益分析法和预期损失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基于门限结构向量自回归(T-SVAR)模型,刻画了在不同房价区制下杠杆率和金融风险的相互影响.研究表明:(1)房地产价格与各部门杠杆率互相推动;(2)总体上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政府和企业的债务风险,并推高了金融风险;(3)低房价阶段,各部门杠杆率和金融风险互相降低,说明银行信贷此时投放比较理性,有加杠杆的空间;(4)在高房价阶段,政府杠杆率上升导致企业杠杆率和金融风险提高,金融风险则降低了政府杠杆率,说明此时应该侧重控制政府债务积累;(5)各部门杠杆率增速上升也会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对居民杠杆率增速过快、政府债务和高房价的联动需格外关注;同时,应该稳定房价,促进金融稳定.     

债务杠杆与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基于CCA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CCA模型为基础,对债务杠杆与系统性风险传染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债务杠杆攀升能够通过推升国民经济各部门风险水平,并使风险积聚于占据网络结构中心的金融部门,进而通过债务和股权两个渠道显著影响系统性风险的生成与传递。基于我国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国民经济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杠杆的大幅攀升,已显著推升我国系统性风险水平,而在国民经济部门间实施杠杆转移,通过大力发展企业股权融资改善企业融资结构等措施能有效提升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健性。     

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居民债务问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出发,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债务演变,有效度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通过宏观部门经济间的关联,构造基于存量-流量一致的部门结构化均衡模型,剖析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货币、财政和地产政策在居民债务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率和偿债比例偏高,偿债压力逐步加大。但适中的资产负债率和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化解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居民部门去杠杆化,但由此引发的消费减速和经济下行将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攀升;减税较政府直接支出更能激发消费内需、降低居民和企业债务杠杆,同时,长期经济的好转利于政府债务风险稳定。紧缩性地产政策虽然有助于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但需防范短期经济下滑。     

地方政府债务影响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基于房地产市场和商业银行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房地产市场和商业银行双重视角,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风险的风险传递关系和传导路径。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的财政风险转化为房地产市场风险和商业银行风险;同时,土地财政、信贷扩张和影子银行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传导路径。为防范金融风险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降低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关联,厘清金融与财政的关系。     

强化云南金融风险防控研究

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金融领域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三大攻坚战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分析了云南金融风险隐患,针对不良贷款率升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结构不合理,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理财及信托产品、企业杠杆率、地方性类金融组织、互联网金融风险及其他金融风险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化解商业银行贷款风险、抑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梳理排查风险隐患、建立风险预警系统、风险处置联动风险防范措施,确保云南经济金融健康发展。     

我国新一轮商业银行风险及其防范

经过金融体制改革,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和经营能力明显提高。但近几年面临新一轮风险,不良贷款呈现反弹压力。其根源是,省市级以下地方政府债务信贷风险加剧;局部行业投资过度形成的不良贷款逐步显现;房产市场将向银行传递风险。经济改革以来中国银行业曾出现两次较为明显的风险,经过努力有所化解。但本次风险具有特殊性,规模大、隐蔽性强、坏账处理难度大,应予以高度重视。除银监会需要专门部署紧急监管措施,各商业银行需要全面自行清查和监管外,针对政府背景的大量债务,需要启动财政政策工具,如允许发行地方债等减轻银行压力。     

引入有效推演机制提高银行信贷审批质量

基于我国2011—2021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逐年递增的现状,从分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现状和原因入手,提出运用实战推演机制来提高信贷审批质量,为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信贷审批提供借鉴。通过分析发现构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审批人在审批工作时：只强调信贷审批标准,不考虑信贷审批原理;只强调担保物和抵押率,不研究抵押物的可执行性等。商业银行信贷审批工作通过引入实战推演机制,可以有效防范审批人不作为的风险,提高银行信贷审批质量。引入推演机制的具体建议：借鉴行业运行和盈利模式,推演信贷业务真实性风险;借鉴行政文件和审批原理,推演合规性风险;借鉴审批原理和行业大数据,推演合理性风险;借鉴不良贷款作案手法和抵押物可执行性,推演安全性风险。     

中国家庭偿债能力:衡量与影响因素

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和过度累积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了综合衡量家庭偿债能力的指标,并根据宏观层面的不良贷款率对该指标进行校准。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衡量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偿债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期间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现阶段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变动状况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应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第二,购房预期收益上升使家庭产生加杠杆行为,导致家庭过度负债从而使家庭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本研究对我国居民部门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有一定启示。     

金融新作拾零

《宏观经济风险部门间分担与转移研究》 本书将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私人部门、公司部门、金融部门和公共部门四个部门，并通过编制我国2005年各部门经济资产负债表来分析其资产负债价值，估算我国宏观风险暴露状况：我国经济发展过多依赖银行体系问接融资，各部门具有较高的债务风险暴露；     

海南省居民部门债务杠杆特征、风险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海南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攀升,居民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对海南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有所显现。本文在阐述海南省居民部门债务结构和运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海南居民部门债务杠杆快速攀升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控制债务风险以及稳增长的有关政策建议。     

企业债务风险处置策略研究

本文总结近几年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债务风险的不同处置模式,分析了银行、政府、企业在企业债务风险爆发后的策略博弈行为,发现企业负债规模越大,负债结构越复杂,政府在企业重组(整)中应该发挥的主导作用就应该越强。管理者应该根据企业和市场状况及时选定合理的重组(整)模式,提高债务风险处置效率。     

基于KMV模型的小微企业信用风险预警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呈现出双升的趋势,信用风险成为了银行面临的首要风险。实践证明,风险预警对防范信用风险、控制不良贷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在多数商业银行的授信客户结构中,小微企业的授信占据了主要地位,开发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预警模型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选取了78家公司作为样本,构建了KMV信用风险预警模型。实证研究证明：该模型能够有效识别出有问题的企业,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     

商业银行会计风险及防范分析

随着近年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及金融事件频发而出现的金融风险问题。文章从银行会计风险角度分析,提出了一些银行会计风险防范的措施。近几年从上市银行披露的年度业绩报告来看,2013年~2016年期间,五大行累计处置不良贷款超过16500亿元,不良贷款率上升,贷款回收率下降,金融事件频发,出现很多金融风险。也正因如此,防范和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这几年一直是政府所关注的焦点,而影响商业银行发展的金融风险中,商业银行会计风险为最主要风险。所谓商业银行会计风险,就是银行机构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会计核算错误或会计信息提供失误而导致的决策失误,以及因为主客观条件恶化或其他情况,使银行机构的资金、财产、信誉等蒙受损失的可能性。     

金融风险、政府救助与主权信用风险

本文构建政府、企业、银行的三部门经济模型,研究政府救助行为对主权信用和金融风险的影响,理论模型指出政府对金融救助所增发的债务越多,财政缺口引发的主权信用风险越高;被救助银行作为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和被担保者,其风险随着主权信用风险上升而上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保障性支出等经济社会因素后,政府债务增长率对主权信用违约互换价差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政府救助后,主权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形成了风险"闭环"。     

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表现形式及对策建议

企业悬空、逃废银行债务已演变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严重影响着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信用观念的恶化,制约了信贷资金的投入和经济的发展.据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22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二级分行不良贷款的重点检查,发现其平均不良贷款率高达64.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5.6个百分点,其中:因企业悬空、逃废银行债务而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其不良贷款总额的13.4%.目前,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主要有如下六种方式:     

金融强监管对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间极端风险双向溢出效应的影响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150家上市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数据,利用偏t分布RealizedGARCH模型估计日度风险价值,利用Elastic-Net-VHAR网络模型测度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间极端风险溢出水平,使用面板计量模型分析金融强监管政策实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银行部门在金融实体网络中具有最高重要性,实体部门对金融部门风险输出水平相对较高。第二,在2013年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和2015年股价大幅波动期间,银行等金融部门对实体部门风险输出水平降低,风险输入水平升高;2017年金融强监管政策实施以后,风险外溢趋势相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风险传播趋势再次反转。第三,金融强监管政策实施有效抑制了实体部门风险输入,金融机构开展的影子银行业务产生中介传导作用,同时该风险降低效应在商业银行中更加明显。依据研究结论,本文为监管层、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防风险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我国居民杠杆率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及传导路径

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杠杆率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由此所产生的风险效应已较为突出。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除外）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居民杠杆率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其风险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居民杠杆率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呈“U”型关系,拐点为53%;房地产和企业债务是主要传导渠道。最后,提出健全居民部门杠杆率监管制度、优化调整居民杠杆结构等对策建议。     

金融去杠杆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研究

近年来,在宏观经济情况下行、利率市场化等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各类企业负债量激增,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在金融去杠杆政策下,金融管制加强,商业银行需要适度降低杠杆,流动性风险凸现。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可以适度测量商业银行对流动性风险的承受能力,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提前预防流动性风险。     

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隐患看中国总体债务风险

审计署2011年6月发布的第35号公告显示,截至2010年末,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这一债务总额超过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一旦爆发将引起银行不良贷款率增加、地方经济发展停滞、政府公信力减弱,甚至影响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安全。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我国整体债务风险指标的评估范围,从新的视角分析中国的债务风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