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知识溢出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研究

依托空间知识溢出修正模型,根据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揭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知识溢出盆地”现象;同时根据区域间知识溢出效应的差异和实证结果,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技术追赶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This paper develops an empirical model to test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on economic growth. It uses spatial econometric techniques and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1993 to 2004 to analyze the contribution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local province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other provinces. The main findings include: (1)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show an evident pattern of spatial clustering. They largely congregate in developed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forming a gradient gradually diminishing from east to west. (2) Output elasticity of local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s 0.106, between the values calculated by early researchers with time series data and panel data. (3) Spatial output spillovers from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re largely positive, but evidences of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s are also found with population density spatial weights matrix model.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在理论阐释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9-2018年中国内地11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作用机制,并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开展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效应、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倒逼作用、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3个渠道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等规模的智慧城市建设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大规模的智慧城市建设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财政支出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的城市能够显著增强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则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更突出。     

城市规模、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

目前,部分城市的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高成本城市化已启动,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与资源配置的"极化"与"分散化"并存的非平衡增长城市化模式,认为非平衡增长的城市化模式造成了房价等资源要素的高涨和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并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利用全国287个地级市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上,中部和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4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显著降低。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城市化模式问题上,中西部地区还可以继续进行"集中导向"的城市化模式,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到了进行"分散与集中"并存模式的转型时期。在城市规模上,未来城市化可以有重点地扩大部分中小城市的规模,再造大城市,适当控制目前超大城市的规模。在资源配置上,引导、鼓励高校教育、重点项目等资源有重点地向中小城市流入,促进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化模式从非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     

中国城市扩张的空间竞争实证分析*

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本文构建了新的城市规模综合度量方法,界定了城市扩张,并建立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利用中国1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城市扩张的空间竞争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城市扩张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竞争行为;第二,中国城市扩张的空间竞争存在“竞争向上”现象,且规模小的城市会对空间释放更强的竞争信号;第三,城市群对城市扩张的空间竞争有一定抑制作用;第四,省会及以上城市间的空间竞争强度与其他普通城市间的竞争强度无显著差异。本文研究结果对完善城市扩张控制政策、改善城市扩张空间失衡格局和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水平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水平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分析了2003-2016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发展对其影响,结果发现:①2003-2016年城市绿色发展呈现稳进上升的趋势,社会进步逐渐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力军;空间分布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绿色发展水平较高,黑龙江、安徽、河南、四川等地则相对较低。②由于西部生态文明水平发展迅猛,而中部出现经济、社会、生态不协调发展状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从"东部>中部>西部"逐渐演变为"东部>西部>中部"。③城市绿色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低值聚集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锁定。④整体上"四化"发展对绿色发展皆起促进作用,其中信息化影响最为显著,工业化次之。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在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城市宜居水平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以2004—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要素空间数据库为基础,首先运用熵值法和Moran's I指数探讨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其宜居水平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从宜居水平的时间演变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位序变化明显且中低水平城市提升较快,城市间差距不断缩小。②从宜居水平的空间演变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宜居水平参差不齐且空间相关性较弱。③各城市宜居水平在单一标准层下的地域分异与综合标准层下的地域分异存在显著差异,单一标准层下各城市均有其优势与不足。④自然地理环境与区位的优劣对宜居城市建设具有直接影响,社会经济方面,人均市政设施维护建设投资额、人均住宅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及人口密度与城市宜居水平呈正相关,而工业SO2排放量与城市宜居水平呈负相关。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碳排放：基于数字技术赋能路径的检验

智慧城市作为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新趋势，对我国实现低碳转型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2006—2019年我国223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在引入PSM-DID、空间DID等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②智慧城市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直接路径和“数字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路径影响城市碳排放；③在人力资本、资金、物质越集聚的城市，数字技术赋能路径对城市碳减排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城市实现数字赋能与低碳引领的双轮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态势分类评价

当前，中国城镇化正高速推进，城市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以城市三支柱协调发展为理论基础，分别采用城市5年人口年均动态增长率、空气PM2.5浓度年达标水平、5年地区GDP年均动态增长率3项指标，作为城市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经济增长3大维度表征，构建“8类4级”城市分类评价方案，其中4级是指城市发展呈现强、中、弱、欠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特征。对中国2013年所有数据可得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实证研究，获取基于发展态势的城市分类结果。结果显示，90%以上城市处于弱可持续发展态势，环境污染是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关键性难题。我国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流失和财富增长后劲不足，可持续发展挑战巨大。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空间、门限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

为促进城市间协同融合发展，采用极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ESDA等方法考察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关联模式，并通过SPDM模型剖析影响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结合门限面板模型进一步探讨在经济发展水平门限效应下，核心创新要素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①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后增速加快，各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均衡发展；②城市技术创新能力“中心—外围”特征明显，“中心”城市位于区域东南部沿珠江口东岸地带，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③人力资本、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研发经费投入的负向溢出效应不明显；④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门限效应下，人力资本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先升后降，研发经费投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而不再显著。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中国城市效率研究

使用三阶段DEA模型,在排除外部环境条件和随机误差影响的情况下,对2001—2007年中国26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并探讨了中国城市效率的环境响应机制。结果显示:中国城市效率受城市空间格局、区位条件、政府竞争环境、人口环境和历史条件等外部环境条件以及随机误差的影响;具体而言,外部城市影响程度强或区位条件较好有助于降低城市要素投入的冗余水平;政府竞争环境较激烈或历史发展条件较优越会促使城市要素投入冗余水平提高;人口环境对城市各类要素投入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多元要素流动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利用熵值法测度2011—2020年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在梳理多元要素流动影响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选取全局与局域莫兰指数检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特征，采用3种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R&D人才流、R&D资金流和信息流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值为0.433，经济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明显偏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局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②长株潭城市群空间结构呈现出以长沙为核心的单极化发展趋势，长沙的各要素流和综合流强度均明显高于其它城市；③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与R&D人才流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与R&D资金流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协调发展与环境友好发展在城市群内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区域创新能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首先,建立4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Moran′I检验证实了农业生态环境空间相关性;其次,构建基于库兹涅茨曲线的空间计量模型,将区域创新能力纳入研究框架,运用2005-2013年我国内地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区域创新能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关系,并对各影响因素空间效应进行分解;最后,对统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呈正U型曲线关系,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将显著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并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城市创新能否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影响评估及机制分析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力量之源，低碳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18年全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对降低碳强度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在降低碳强度的基础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各类试点政策的推动效果依次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创新型城市政策>智慧城市政策>低碳城市政策>环境保护重点监控政策；第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与结构转型效应3条路径助力低碳经济发展；第三，城市特质会影响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发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抑制效果呈现由东到西递增的地理空间差序格局、由高到低递减的城市等级差序格局，在人口规模与抑制效果之间呈现倒U型作用，并且资源型城市的抑制效果显著大于非资源型城市。     

地理距离与城市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68个城市2003-2008年的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考察了地理距离因素对城市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间溢出效应随距离的增加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曲线过程,最优的溢出距离出现在50公里左右;城市间的外溢效应在180公里范围内表现得最为显著,200公里以外明显减弱。这一结论为我国当前经济圈域的划分提供了依据。研究还证实了科技投入、公共服务水平、金融条件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推动中国城市体系演变的关键因素。     

中原经济区城市发展效率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中原经济区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5省3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超效率模型,测算了中原经济区城市发展效率,探讨了中原经济区城市发展效率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及其分解特征,研究了总体空间分异状态。结果表明:各个城市发展效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及其分解值整体不高,发展方式仍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资源环境压力过大。中原经济区城市发展效率只在个别年份显现非常弱的集聚分布空间格局,郑州和洛阳等中心城市功能不强,难以通过“涓滴效应”成为带动中原经济区发展的动力源。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技术回归

本文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然后以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3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东道国研发（R&D）支出、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制度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正相关因素。同时,本文以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差距存在单一门槛值,当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技术差距较大时,技术差距对逆向技术溢出产生了正向影响;当技术差距缩小后,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