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深沪两市201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模型实证分析负债期限结构对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随着长期负债比例的增加,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会增强;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负债期限结构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正面影响并不比国有上市公司强。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负债期限结构虽然对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治理效应,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负债期限结构工具降低代理成本的做法还有待加强。     

基于预期的上市公司高管激励相容薪酬契约模型研究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过度与不足并存的状况,究竟是上市公司高管激励过度还是激励不足导致了高管去职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文章从我国上市公司薪酬契约设计理念、数量与期限结构、所发挥作用等方面入手,通过构建相容薪酬契约模型,进行了全面规范分析和实证检验。     

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

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是目前管理者激励领域研究的两种主要理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国外资本市场上公司高管薪酬一样具有粘性特征,这与最优契约论的观点不符。薪酬粘性是指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笔者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显著高于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并具有更高薪酬粘性。     

上市公司业绩、资本市场特征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以湖南上市公司为例

笔者以54家湖南上市公司2005年~201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上市公司业绩、资本市场特征与高管薪酬激励制定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公司业绩、资本市场特征的提高有助于高管薪酬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主要依据当年的业绩来制定高管薪酬,资本市场上的"隐性激励"确实存在。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分析

本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高管人员的薪酬差距也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而高管持股则与企业业绩负相关,这为上市公司制定和完善高管薪酬制度提供了经验和依据。     

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对策

有效的高管薪酬设计可使高管的薪酬和公司业绩紧密相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而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目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还不完善,公允价值变动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存在"功能锁定"现象;损益对薪酬的影响不对称,"重奖轻罚"现象明显;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易被高管人员操纵等问题凸显。应采取股权激励、退休福利与基本薪酬并行原则;奖惩平等,将公允价值损益作为特殊业绩指标单独考核;将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综合考虑;注重长期利益、业绩指标多元化,多方面完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     

我国民企高管薪酬存在业绩参照吗——基于经理人市场解释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民企高管薪酬决策的业绩参照效应。研究发现,民企高管薪酬与参照企业的业绩显著正相关,符合经理人市场解释的预期,而且高管能力会强化这一正向业绩参照效应。进一步地,在较成熟的经理人市场中,高管薪酬与参照业绩的正相关性更为明显。同时,对于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民企,其薪酬决定机制更适用于经理人市场解释。本文对从经理人市场视角理解我国民企高管薪酬契约设计有启示作用。     

公司业绩、公允价值与高管薪酬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2007—2009年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全面考察公司业绩、公允价值与高管薪酬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同时,我们发现,公允价值收益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公允价值损失对高管薪酬无显著影响,样本公司存在着对公允价值收益非理性激励而对公允价值损失惩罚乏力的"重奖轻罚"的不对称性现象,此外,研究还发现持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司高管比其他公司的高管薪酬相对要高,这些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是不完全的,薪酬激励机制仍有待完善。     

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

新会计准则实施背景下,公允价值信息成为高管薪酬考评中不容忽视的新因素。以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作为公允价值的替代变量,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不相关);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高管薪酬存在差异影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企业整体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不显著,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有待完善。     

股权流通性改善对高管激励机制的影响——来自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高管薪酬的证据

以往对股改前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不相关或相关度不高。通过对比股权分置改革前后高管薪酬的情况,本文实证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对高管激励机制的影响。我们发现,与股改前相比,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显著提高;与未股改公司相比,股改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更高。本文论证了股权流通性改善对于完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积极意义,为全面评估股权分置改革与理解高管薪酬的制度约束提供了经验证据。     

产品市场竞争与高管薪酬契约

高管薪酬作为研究的主题一直受到关注,但既有研究侧重于从管理层权力的角度去探讨这一问题,文章将视角放到企业之外的产品市场竞争。通过运用沪深证券交易所2003—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年度货币薪酬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产品市场竞争对高管薪酬激励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越强,则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也越强,但国有企业不敏感;在高市场化进程地区,产品市场竞争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调节作用强,而这一效应在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不明显;高市场化进程的国有非保护性行业和低市场化进程的保护性行业敏感性较强。市场化程度的加强可以提高竞争水平,从而作为外部机制有效抑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敏感性。     

公司高管“天价薪酬”成因的理论分析与实证解释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天价薪酬＂现象层出不穷,该现象既与我国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注重社会公平的精神不符,又与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相悖。本文基于理论与实证的视角对＂天价薪酬＂问题进行解释,研究发现公司业绩、规模、所处行业等契约因素和两职兼任等环境因素都会对高管薪酬产生深刻影响。增加业绩指标的权重,提高绩效薪酬占全部薪酬的比例,同时降低非业绩因素和不合理环境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是抑制高管＂天价薪酬＂和实现有效激励的重要途径。     

高管薪酬激励是否应兼顾分配公平?

薪酬激励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一直广受关注。文章实证研究了公平分配对中国上市公司业绩及高管薪酬激励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虽然高管薪酬激励能够促进企业业绩增长,但是企业薪酬差距过大(产生正向不公平)会阻滞企业业绩提升,降低高管薪酬激励效率。而且,宏观经济从上升期转向回落期会引发企业员工对薪酬正向不公平更加敏感,从而使正向不公平对企业业绩的阻滞作用增强,对高管薪酬激励效率的减弱作用更加明显,这突出体现在更为偏好公平的国有企业中。(2)薪酬差距过小(产生负向不公平)则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而且不受宏观经济波动和企业公平偏好强度的影响。     

关系专用性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文章从关系专用性投资角度研究高管薪酬的有效性,认为如果考虑公司的关系专用性投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低的现象将得以解释。文章实证检验了两个假设:(1)关系专用性投资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2)这种效应在信任水平低的地区更加明显。进一步控制内生性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文章丰富了以关系契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环境下的公司治理与薪酬契约的相关成果,也为上市公司设计有效的薪酬制度提供了新的思路与依据。     

高管同酬、激励效率与公司绩效

我国部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领取的年薪完全相同。这种高管同酬的确定依据是什么？高管同酬是否具有激励效率？高管同酬又会对公司绩效产生什么影响？文章利用2007－2012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对高管同酬及其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部分上市公司出现高管同酬,主要是因为高管薪酬由公司政治因素或内部薪酬比较所决定,而并非遵循最优契约观所寓示的“效率逻辑”;与高管异酬的公司相比,高管同酬公司的董事长薪酬激励缺乏效率;高管同酬对公司未来财务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中国情境下,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和实施需要关注公司权力博弈或内部薪酬比较等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契约

本文选取2007-2008年受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影响的公司作为样本,考察企业财务业绩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契约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不需要为短期投资性资产(或负债)的损益承担责任,其货币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财务总监负责企业资金运作,其货币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间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财务总监货币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间的敏感性要小于与正常经营活动营业利润间的相关性。上述发现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制定区分了不同岗位高管的职责范围,以及财务业绩中不同组成部分的信息含量,这一发现与委托代理理论相一致,表明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的高管代理问题

公司并购是资本市场的永恒焦点.本文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的高管代理问题.实证结果发现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对高管薪酬的不同部分其影响具有差异化:并购频率对高管显性薪酬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分别与货币薪酬正相关、与持股薪酬负相关;并购频率对高管隐性薪酬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虽然资本市场对公司频繁并购给予负面回应,高管持股薪酬下降,但高管货币薪酬的上升会抵消这部分下降的幅度,高管依然可通过实施更多的并购来提升显性薪酬总额;并购规模对高管显性薪酬、显性薪酬的两个组成部分(货币薪酬和持股薪酬)、隐性薪酬皆有正影响.国有上市公司高管通过操控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进行权利寻租.     

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激励的业绩基础选择性实证研究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经理人激励的业绩基础选择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报酬契约只倚重会计业绩指标,而将市场业绩指标和相对业绩指标排除在报酬契约之外,这极易导致经理人行为的短期化,提高代理成本,降低上市公司的运作效率。因此,必须调整上市公司经理人的报酬结构,建立基于会计业绩的短期激励与基于市场业绩的长期激励相结合的经理人报酬激励机制。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背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高管薪酬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本文以2005-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高管薪酬不仅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具有向上的刚性;(2)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了自身薪酬契约,导致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说明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具有获取私利的动机;(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增强,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薪酬刚性现象。本文为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高管人员报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在考虑地区、行业、规模、企业成长性对高管人员薪酬影响的同时，以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2000－2001年度的现金报酬、总报酬以及两者的变化额4个报酬度量指标，对会计业绩度量、股东财富业绩度量、销售业绩度量、扣除非常项目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和它们的变化水平以 及市场面平均会计业绩变量，进行回顾分析。结果发现：（1）不存在高管人员报酬与会计业绩度量有敏感性的证据。（2）存在高管人员总报酬及总报酬的变化额与股东财富业绩度量有敏感性的证据。（3）存在支持销售最大化假设的证据。（4）不存在董事会确定高管人员薪酬时会考虑其对会计数字操控的证据。（5）市场面平均会计业绩度量与高管人员的总报酬及现金报酬的变化相关，支持相对业绩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