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技术与商业模式共演过程研究

以浙江绿源电动自行车为案例研究对象，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探索了颠覆性技术与商业模式共演过程，归纳了各阶段颠覆性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渐次演化规律，即颠覆性技术经历了技术集成—技术调整—技术升级的演变，商业模式经历了生存导向—低盈利导向—品牌导向的演变，继而分析了各阶段颠覆性技术与商业模式的静态适配及动态协同演化关系，发现两者动态匹配是实现可持续颠覆性效果的重要模式，对后发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启示。     

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共演下企业能力升级——吉利汽车纵向案例研究

对汽车行业后发企业吉利汽车进行纵向单案例研究，深入分析制造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共演实现能力升级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①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共同演化对企业能力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其中，效率性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能够推动企业能力升级，互补性、锁定性和新颖性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技术导向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均对企业能力升级具有积极作用，但效率性导向与技术导向之间的互动会对能力升级产生抑制作用；②能力升级效果也会对二者的导向选择产生反馈影响，促进共演过程向有助于能力升级的方向发展；③对大型制造企业而言，在发展初期，效率性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企业能力积累。在发展后期，随着互补性、锁定性和新颖性商业模式创新增加并与技术导向创新相结合，更能实现创新能力提升。     

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基于潍柴集团的案例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促使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产物的嵌入,在二者的催化下多端颠覆性创新成为企业转型新常态,而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制造业企业颠覆性创新形成数字化颠覆性创新以把握数字时代契机,打造企业新型竞争优势是可拓展的研究问题。本文以潍柴集团为例,依托于颠覆性创新理论,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对象,对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机制以及形成路径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要经历驱动、转型以及多元三个阶段。驱动阶段,企业受内外驱动因素影响,启动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转型阶段,企业以生产模式转变与组织结构演化为行动路径,通过对企业内外的数字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多元阶段,通过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数字颠覆性创新进行创新外延,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模式,完成颠覆性创新转型。     

基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耦合关系的企业创新驱动研究

创新驱动是企业实施创新行为的源头,而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创新系统的两个重要子系统,它们之间的良性配合将影响企业盈利和持续发展。以耦合关系为切入点,探讨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阐述二者耦合作用机制。构建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耦合关联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提出此创新系统的耦合阶段评价标准,为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发展提供借鉴,为企业实现创新驱动寻找途径。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二元耦合组织成长路径:华为30年发展历程研究

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样本，对其30年发展历程进行案例分析，探索其知识驱动的技术创新模式和性格主导的商业模式创新两种创新模式，并归纳华为公司整合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而形成的二元耦合创新成长路径。研究发现：华为发展史分为创业期、国内发展期和全球布局期3个阶段，对应这3个时期，从知识与性格驱动视角，认为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包括3种模式;而华为公司创新成长依赖于其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两方面的耦合协同机制;由知识驱动的技术创新提升其核心竞争力，由性格主导的商业模式创新谋求差异化竞争优势，最终相互支撑形成华为的持续竞争优势。     

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共演下企业能力升级——吉利汽车纵向案例研究

对汽车行业后发企业吉利汽车进行纵向单案例研究,深入分析制造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共演实现能力升级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①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共同演化对企业能力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其中,效率性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能够推动企业能力升级,互补性、锁定性和新颖性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技术导向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均对企业能力升级具有积极作用,但效率性导向与技术导向之间的互动会对能力升级产生抑制作用;②能力升级效果也会对二者的导向选择产生反馈影响,促进共演过程向有助于能力升级的方向发展;③对大型制造企业而言,在发展初期,效率性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导向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有利于企业能力积累。在发展后期,随着互补性、锁定性和新颖性商业模式创新增加并与技术导向创新相结合,更能实现创新能力提升。     

“互联网+”环境下企业创新系统耦合研究

“互联网+”环境为各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企业应抓住机遇、明确方向、积极进行创新发展。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企业创新系统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以耦合关系为切入点,研究了在“互联网+”环境下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合作关系,探讨了包含动因、要素及开放式螺旋模型的耦合机制。以小米公司为案例,分析了我国科技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下实现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耦合关系的发展过程与表现,为今后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下进行创新耦合提供了借鉴。     

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匹配性对后发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年报文本分析的实证研究

以2014—2019年沪深A股成长期上市公司作为后发企业代表，借助Word2Vec的文本分析方法，基于公司年度财务数据度量后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水平，实证研究后发企业追赶过程中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以及二者匹配性与企业绩效间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商业模式创新对后发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创新对后发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平衡性与后发企业绩效正相关；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组合性与后发企业绩效正相关。结果表明，对于后发企业而言，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为互补关系，而非互替关系，二者间的匹配性对后发企业绩效提升具有增强型交互作用。     

制造企业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协同演化:一个多案例研究

制造企业发展过程表明,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存在复杂的协同演化关系。结合多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制造企业演化过程中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匹配模式、协同演化关系。结果发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动态演化存在3种模式：简单线性模式、反馈控制模式、复杂系统模式。基于此,构建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协同演化模型,指出协同演化呈现“创新-调整-适应”等复杂的螺旋化发展过程,并提出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协同演化的3种机制：互动机制、学习机制、选择与反馈机制。突破了关于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简单的线性关系和静态视角,从动态视角分析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协同演化,补充和修正了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认识,丰富了现有创新演化理论。研究结论对中国制造企业实施创新战略的启示在于：单一创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制造企业带来盈利,但是其作用和持续性均有限,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有效协同是制造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的关键。     

海外情境下本土后发企业颠覆性创新演化路径研究——价值创新视角

近年来，我国后发企业在海外市场面临着政策限制、市场挤压和技术竞争等挑战。颠覆性创新作为管理实践中重要的创新理论与分析工具，价值创新为进一步探索颠覆性创新技术演化与市场侵入提供了新的着眼点，从而为海外情境下后发企业突围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基于颠覆性创新和价值创新相关理论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并借助NVivo12对一加手机案例进行自下而上编码，归纳其演化路径。结果发现：本土后发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颠覆性创新演化模型主要由4个主范畴构成，其中异质性需求定位是颠覆性创新价值主张的前提，用户中心化技术创新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融入文化的商业化创新是价值传递的手段，市场侵蚀是价值实现的终端。结论可拓展颠覆性创新理论情境，对本土后发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具有实践价值。     

后发企业技术创新的演化动力机制研究-以华为早期(1988-1995年)研发为例

以演化经济学和系统动力学视角,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和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华为早期技术研发进行系统性分析,建立后发企业技术创新及其演化的系统动力模型。研究发现：新产品开发是资本增长的动力,技术创新是产品开发的动力,人才和研发组织是技术创新的动力,同时人才也是组织结构优化的动力,而发挥人才价值的关键是人才激励;市场既为后发企业提供不断进化的市场动力,也传递先发企业和后发企业的竞争压力,促使后发企业不断产品开发和集成创新,供应商为后发企业快速进入市场并对关键技术进行模块化创新提供动力;企业家和研发组织把外部动力和压力转化为内部动力,使内部动力及进化选择机制与外部市场竞争协调一致。     

颠覆性双元创新对数字产业技术融合的影响研究——市场与技术的联动效应

颠覆性创新是数字产业突破在位企业封锁,掌握技术主导权的核心动力。多维度的颠覆性创新政策能否真正促进数字产业技术融合度的提升,行业中其他企业又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围绕技术与市场两个维度,基于数字产业中具有代表性智能制造业的研究数据,运用双元创新理论,探讨探索与利用两种颠覆性技术创新政策影响数字产业技术融合的异同,以及技术距离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并比较颠覆性技术双元和颠覆性市场双元之间不同的联动效应。采用逐步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颠覆性技术探索对技术融合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技术距离正向调节颠覆性技术探索与技术融合度间关系;(2)颠覆性技术利用与技术融合度呈倒U型关系,且技术距离正向调节颠覆性技术利用与技术融合度间关系;(3)不同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和颠覆性市场创新联动关系对企业技术融合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在企业选定颠覆性技术探索战略的情境下,颠覆性市场双元对数字产业技术融合度不会产生明显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在企业选定颠覆性技术利用战略的情境下,颠覆性市场探索对数字产业技术融合度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市场环境影响下颠覆式创新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小米公司案例的扎根分析

市场环境对颠覆式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探讨市场环境影响下颠覆式创新实现路径能够丰富颠覆式创新理论研究。在文献讨论的基础上,选取小米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案例进行剖析。结果发现：市场环境对颠覆式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技术、需求和产业3个方面,后发企业在市场环境的影响下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价值网络重构两条路径实现颠覆式创新。在理论上,为探讨市场环境与颠覆式创新关系提供分析框架,并提出后发企业在市场环境影响下实现颠覆式创新的思路。在实践上,为后发企业正确认知市场环境并有针对性地构建颠覆式创新实现路径提供对策建议。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既有知识资产对企业持续性创新与破坏性创新的影响

基于文献研究和逻辑推理,探讨了企业既有知识资产与企业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推论和假设:企业既有知识资产对持续性创新和以外部市场为目标的破坏性创新具有推动作用;企业既有的高嵌入性知识资产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低嵌入性知识资产对以企业自身市场为目标的破坏性创新具有阻碍作用,用于防御外部破坏性创新的既有低嵌入性知识资产对以企业自身市场为目标的破坏性创新具有推动作用;环境动荡性和独占性以及企业吸收能力对上述影响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本土制造业“隐形冠军”自主创新动力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专注细分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的本土“隐形冠军”是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支撑。基于自主创新多元动力框架,以98家本土制造业“隐形冠军”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多重动力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存在内部驱动、外部驱动和内外协同驱动3种动力模式,其中,协同驱动模式最为常见;②企业家精神是驱动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重要内部因素,在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不高或未上市时能够联合市场垄断力量、良好区域环境发挥作用,驱动企业自主创新;③在推动本土“隐形冠军”自主创新的外部因素中,行业外资进入与市场垄断地位在特定情境下具有替代关系。     

颠覆性创新四阶段扩散过程模型

基于颠覆性创新、创新扩散、创新模糊前端等相关理论，从全流程角度创新性地构建了颠覆性创新四阶段扩散过程模型，包括颠覆性创意产生、颠覆性创新产品开发、侵蚀非主流市场、占据主流市场4个阶段，各阶段之间相互关联、循环往复，并受到技术、市场、政策、竞争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选取液晶电视机和山寨手机作为高端和低端两个颠覆性创新典型案例，通过对其进行验证性分析，构建具体的高端与低端颠覆性创新四阶段扩散过程模型。     

A framework of disruptive sustainable innovation: an example of the Finnish food system

Disruptive innovations are perceived necessary for accelerating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However, it is not always clear what exactly is meant by it, what is to be disrupted, and by whom. Socio-technical transition research on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at the technological niche-innovations in the production, and overlook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user practices in the consumption, whilst management literature on disruptive innovation falls short in the scale and scope of disruption in terms of systemic outcome. Thus, the first aim of the paper is to synthesise the extant literature and put forward a general practice-based view on disruptive sustainable innovation. The second aim of the paper is to use empirical data to elaborat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he Finnish food system context. Four firm-level cases provide empirical scrutiny to each type of disruptive sustainable innovation in the food system and shed light on the interlinked practices of producer-entrepreneurs and citizen-consum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