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偏好的差异性与融资的多样性

我们认为，公众公司（public company）的企业价值不仅依赖于企业家事后的管理行动，而且依赖于企业家的事前努力。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不仅需要给予投资者企业的控制权以遏止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还需要激励企业家的事前努力。也就是说，企业价值不仅受到控制权安排的影响，而且离不开一份企业家收益与企业绩效直接挂钩的激励计划。在如此一份激励计划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差异性不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种区分投资者偏好的融资方式可以节约企业的融资成本，使企业有更多的现金流来激励企业家努力工作。本文证明了，多样性的融资方式，即适当比例的债权-股权融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一种最优的融资机制。而且，在企业家拥有一定初始财富的假定下，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本结构。     

企业融资中的控制权安排与企业家的激励

在企业融资中,企业家不仅关心项目的货币收益,而且关心非货币收益,而投资者仅仅关心货币收益。考虑到双方的融资合同是不完全的且企业家受到财富约束,一份初始的激励合同通常无法解决双方存在的潜在利益冲突。作为一个结果,控制权安排(即谁做出关键性决策)是金融合同的一个重要维度。Aghion-Bolton(1992)集中于事后有效率。他们证明了,条件控制在一些环境下是均衡的控制权安排。然而,Hart(2001)提出了一个质疑:他们的模型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即努力。通过引入企业家的事前努力,本文解释了为什么控制权在坏状态而不是在好状态转移给投资者。更进一步,本文发现,金融约束的程度大小决定了项目的均衡控制权安排。     

考虑控制权转移的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机制研究

企业控制权是科技型小微企业风险融资的重要工具。从控制权转移激励与约束角度,构建了科技型小微企业风险融资中控制权转移激励与约束契约设计的两阶段模型,探讨了科技型小微企业投入的自身财富水平、投入风险项目的知识产权价值、努力水平、市场声誉、风险项目成功率、风险项目产出的变现性与可控性、风险项目运行的在职消费水平、风险投资者获取的剩余价值索取权、风险项目投资额度、风险监控成本、风险项目的战略收益、风险项目运行的私人收益与共享收益、科技型小微企业投入人力资本的专有性和专用性、风险投资者的投资专用性以及风险投资者风险规避程度等因素对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中控制权转移激励契约设计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定量分析得到了一系列科技型小微企业风险融资控制权转移的激励与约束契约设计机制,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投融资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控制权利益与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

本文从大股东控制权利益的角度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决策。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控制权稳固的公司负债比率较低,大股东控制权不太稳固的公司负债比率较高,总体上,公司的负债比率与大股东控制权的稳固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当公司需要从外部筹集资金时,大股东控制权稳固的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大股东控制权不太稳固的公司偏好债务融资。这些结果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并非单一地偏好外部股权融资,上市公司对债务融资或股权融资的选择,是大股东出于控制权利益的考虑,在不同的融资方式对保持控制权和控制权价值的大小所造成的影响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     

持续的外部融资与公司治理

本文讨论针对的是,当一家企业必须从外部筹措资金,尤其是以股权方式筹资时所发生的公司治理问题。因此,纯粹的国有企业或家族企业的治理问题就被排除了。 这里在委托-代理的框架下把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界定为: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机制和运作才迫使或诱使经营者为投资者提供合理的回报。如果投资者的权利在事后得不到良好的保证,那么他们在事前就没有足够的激励对企业投资,换句话说,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上升,甚至发生严重困难。在此,公司治理的必要性得以显现,只要有持续外部融资的需要,“公司治理结构”所包含的各种约束机制,不管是经营者自我实施的还是投资者施加给经营者的,就是必要的。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治理对策

根据MM定理,在完全市场上,企业在不同融资方式之间选择不会影响企业价值。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在为新的投资机会筹资时,融资方式选择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融资方式,不仅在现金流等方面不同,而且反映在对企业资产的状态控制权上有很大差别。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长期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融资方式的选择含有丰富的与企业经营和治理密切相关的信息内容。因此在实践中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实际上存在着顺序关系。企业对不同融资方式选择的顺序关系就是所谓的融资偏好。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企业的融资方式…     

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理论分析及现实解释意义

本文旨在从现代企业职业企业家的激励约束角度探讨企业家控制权的理论内涵、作用机理和市场配置 ,并进一步引伸对我国国有企业现实问题的解释意义。本文认为 ,如同报酬一样 ,把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 ,就是把企业控制权授予与否、授予后控制权的制约程度作为对企业家努力程度和贡献大小的相应回报 ;企业家控制权激励约束机制是一种动态调整企业家控制权的决策机制。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控制权行政配置”与“内部人控制”共存 ,这是产生“59岁现象”、过度“在职消费”等问题的根源 ;自增强理论可以从深层次说明 2 0年的改革仍不能使得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由“行政配置”转向“市场配置”的原因     

我国企业家股权激励制度的改进研究

<正> 一、企业家股权激励计划和模式分析 企业家股权激励是指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企业以某种约定的方式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得到一定数量和一定形式的企业股份,促使其从“雇佣劳动者”向“雇佣劳动者+所有者”发生角色位移。由于企业家股权激励制度能够较好地把企业经营者个人利益和企业利益“捆”在一起,并往往使之成为具有剩余索取权的股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而激发企业经营者努力提升企业长期价值来增加自己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带来企业与经营者双赢局面。企业家股权激励制度的实质是以个人角色位移和长远利益约束经营者的短期行     

产权与控制权激励

人的需要并不只限于物质利益,非物质利益有时甚至会占据主导地位。控制权所带来的就是物质报酬激励以外的非物质利益的满足。因而,拥有企业控制权本身就构成了对企业经营人员的激励机制。获取、保持或得到更大控制权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有良好的业绩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讲,控制权激励是提高企业效率的重要手段。但在只给予控制权而没有剩余索取权的产权制度下,控制权的激励机制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私募资本、不完全合约与控制权配置——基于蒙牛乳业的案例研究

控制权配置是私募资本融资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利用不完全合约融资理论,本文以蒙牛乳业为研究对象,对我国民营企业引入私募资本融资中的控制权配置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从单次融资的角度看,在私募资本融资中,企业家人力资本不仅直接影响控制权的初始配置,而且间接影响后期公司控制权的相机配置。从不同融资阶段的角度看,随着企业家人力资本逐渐外化,相对于前轮融资,私募基金在后轮融资中掌握更少的控制权,而企业家掌握更多的控制权。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学术界对私募资本控制权配置影响因素及其变迁过程的理解。     

试论重建企业家的经济角色和道德角色统一——以西方经济发展史的逻辑视角

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中，在企业家的经济角色和道德角色关系问题上，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论述，但总体看来经历了由统一到分离再到要重新建立统一的过程。这不仅是学术界对此论述的结果，更是由社会实践而产生的社会需求，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已经检验出两者统一的必要性和必须性，企业家的经济角色和道德角色能否统一最终关系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为此，在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之际。重建企业家的经济角色和道德角色的统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关系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繁荣、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情绪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

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对于理解资产价格的波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是已有研究对情绪波动的刻画还过于简单。本文在Mehra和Sah( 2 0 0 2 )对情绪波动研究的基础之上 ,更加全面地描述了投资者情绪波动 ,使用风险规避系数、跨期替代弹性和主观贴现因子三个投资者主观偏好参数的波动来描述投资者情绪波动。本文研究了情绪波动对股票价格和债券价格波动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债券价格波动的影响 ;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情绪波动分别是主观贴现因子、跨期替代弹性和风险规避系数的波动。这些结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股票价格的波动性和债券价格的平滑性。     

Storable votes

Motivated by the need for more flexibl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aper proposes a simple but novel voting scheme for binary decisions taken by committees that meet regularly over time. At each meeting, committee members are allowed to store their vote for future use; the decision is then taken according to the majority of votes cast. The possibility of shifting votes intertemporally allows agents to concentrate their votes when preferences are more intense, and although the scheme will not achieve full efficiency, storable votes typically lead to ex ante welfare gains over non-storable votes. Welfare gains can be proven rigorously in the case of 2 voters. With more voters, counterexamples can be found, but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welfare improvements should continue to hold if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s satisfied: (i) the number of voters is above a minimum threshold; (ii) preferences are not too polarized; (iii) the horizon is long enough.     

When redistribution makes personalized pricing of externalities useless

We consider a standard optimal taxation framework in which consumers' preferences are separable in consumption and labor and identical over consumption, but are affected by 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 For every nonlinear, income-dependent pricing of goods there is a linear pricing scheme, combined with an adjusted income tax schedule, that leaves all consumers equally well-off and weakly increases the government's budget. The result depends on whether a linear pricing scheme exists that keeps the aggregate amount of consumption at its initial level observed under nonlinear pricing. We provide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the assumption to hold. If adjusting the income tax rate is not available, personalized prices for an externality can enhance social welfare if they are redistributive, that is, favor consumers with a larger marginal social value of income.     

投资者偏好与基金家族资源配置策略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基于多维任务的两层次委托代理模型,研究基金家族内部的资源配置策略与利益输送问题.分析表明,为迎合外部投资者的偏好,基金公司管理者不仅会扭曲自身的精力配置,而且会利用自身的权威扭曲家族内基金经理的精力配置以进行利益输送.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references

Using an experiment, we test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revealed risk and ambiguity preferences, and we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personality traits prevalence in a group o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each group member. In the experiment, subjects reveal their risk and ambiguity preferences through lottery choices. They then participate in an unstructured group chat. Afterwards, they are given the chance to revise their initial lottery choices. Results show that personality traits affect ambiguity but not risk preferences before the chat. Specifically, agreeableness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ambiguity aversion. We also show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changing decisions after the chat is affected by the individual's personality traits but not by the traits of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The latter only affects the direction and the degree of the change.     

众筹模式下心理距离对投资者支付意愿的影响

众筹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融资模式,投资者对项目的支付意愿受到众多因素影响。将众筹的研究视角延伸至投资者心理行为领域,从投资者心理角度,研究时间和空间距离与投资者支付意愿的关系,应用解释水平理论,验证了解释水平与心理距离匹配对投资者支付意愿作用的差异。     

机构投资者、公允价值与市场波动——基于我国A股市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对所投资公司公允价值计量的偏好和机构行为与市场波动的关系,以及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对于市场波动的影响,并且检验了公允价值计量收益和机构交易对于市场波动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机构表现出对于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回避态度。公允价值计量收益减小了市场波动,而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和交易却显著加剧了波动,这与我国基金普遍存在短视和羊群行为的解释相吻合。研究结论对于促进公允价值计量,限制机构投机,提高市场效率具有参考意义。     

企业家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

本文在国内外文献就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关系研究进行回顾与综述的基础上,总结了社会网络的类型及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指出了当前许多研究片面强调企业家外部网络的作用,而忽视了内部网络。国内外研究表明,企业家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有着正向的影响,其影响机制存在多种变量。本文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在理论上提出了企业家内、外社会网络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模型,并指出了其实践意义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投资者决策行为与股价形成及波动

本文以行为金融学为主构建了投资者行为与股价形成的解释模型 ,认为决定股价形成的因素很多 ,可能有企业真实价值、投资者对企业真实价值的认可程度、市场制度约束变量、市场资金充裕供求关系变量等 ,这些变量之间可能有很强的独立性。因此 ,仅用表征投资者的变量解释股价形成是不够全面的。文章建立了在股价上升、下降、整理状况下 ,买入者与卖出者预期不一致时的市场变量组合 ,从而从逻辑上说明投资者意见分歧与股价的关系 ,并通过数学模型实证说明投资者意见分歧与股价并非同向单调关系。从市场变量组合还可得出 :投资者意见分歧大小与股价波动一致 ,因此用意见分歧变量解释股价波动更合理 ;投资者意见分歧与交易量变化是非同向的 ,因此以换手率表征投资者意见分歧大小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