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企业、出口与“生产率悖论”——基于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证据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提出以后,生产率就被看作是决定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有能力选择出口.不过对中国企业的经验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的均值要低于非出口企业,即存在“生产率悖论”.本文使用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样本,运用两种方法,其一是计算比较生产率法,其二是运用统计方法检验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为了结论的准确性,我们分行业、分地区、分企业注册类型、分企业规模检验.最后检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其出口规模的相关性.结论认为:出口企业生产率均值在大部分情况下低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在很多时候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或者与非出口企业无差异;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规模正相关,但是在控制其它可能影响出口的因素后,则变为负相关.这些都是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的证据.     

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

2003年Melitz提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不断发展.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层面的数据对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检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素生产率、资本组成形式、要素比率及企业所处地域等因素对中国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反而不容易出口,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用于中国.此外,外资份额比重大和东部地区的企业更容易出口.     

融资约束、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地选择

文章将融资约束、产品质量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研究企业融资约束对其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并从产品质量的视角进行机制分析。理论模型推导得出企业生产率与其在低收入国家出口占比呈负相关关系,而融资约束的存在则强化了这种负相关关系。通过理论分析发现,生产率、融资约束对于企业最优产品质量选择的决策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对产品质量偏好不同的情况下,这种机制恰恰可能解释了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差异。文章使用中国微观企业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低收入国家贸易占比成正向关系,此外融资约束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调节效应,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缓解企业由于受到融资约束带来的影响。     

出口是否促进了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4-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企业的数据,通过扩展Olley和Pakes(1996)的模型,修正了以往分析中普遍存在的选择性偏差;运用出口产出比来测算企业的出口,结果发现出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实证研究显示,出口企业有着比非出口企业更高的生产率,但这种生产率优势一般在出口企业进入市场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不是因为进入市场之后出口企业显著提高了生产率.我们认为,出口效应不显著的原因除了中国的市场体系不完善外,可能更在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基于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服务领域,利用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对服务企业的适用性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显示出与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正相关关系,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越大;同时,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规模以及服务业的竞争优势都是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原因。最后,本文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建议。     

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如何提升出口边际:沟通外溢性视角

在特定经济空间集聚及带来的出口信息外溢是贸易中介推动企业出口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匹配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企业层面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出口边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中介空间集聚优势降低了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下限,并对高生产率出口企业选择间接出口方式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不同行业贸易中介的多样化集聚有利于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而同行业专业化集聚则主要在于扩张企业出口规模;出口信息沟通外溢效应是集聚影响出口发展的核心中间传导机制,相对而言,基于面对面接触和交流的非正式信息外溢方式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提升,而通过培训等可编码化的正式合作方式则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增长;一般贸易企业主要通过集聚型贸易中介拓展出口扩展边际,而加工贸易企业则主要利用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外溢性促进出口规模增长;由于固定贸易成本较高,贸易中介空间集聚及其沟通外溢性对进入中低收入目的国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而进入高收入目的国企业则对双方是否签订自贸协定更为敏感;成立年龄越小和所在城市规模等级越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贸易中介集聚及信息外溢效应促进出口规模扩张。文章不仅改进了新新贸易理论有关出口企业生产率门槛值的固有结论,也是对国际贸易是否会"去中介化"的初步回应,同时对中国企业优化出口方式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价值。     

企业出口与水平型FDI内生选择机制分析

与以往单独研究投资或贸易不同,本文在跨国投资理论基础上融入了国际贸易,用以研究多国(地区)制造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通过梳理一般产业均衡模型分析企业选择出口还是水平型FDI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工厂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对样本国家(地区)制造业企业以出口还是水平型FDI方式进入中国市场起重要作用,而关税壁垒、公司规模经济、税收对此没有显著影响;采用基尼系数和GDP衡量中国实际市场需求时发现,中国市场变化没有促使样本国家(地区)制造业企业由出口方式转向水平型FDI。     

市场分割、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准入门槛与“中国制造”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根据新-新贸易理论构建出口模型,并使用全国各县市的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估计出口概率和出口密集度分位数,检验了国内市场分割和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的协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控制市场规模和市场分割后,生产率是企业决定是否出口和出口程度的内在因素,市场潜力具有显著的母国市场效应;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产生扭曲激励作用,降低了国内规模经济培育企业出口能力和企业根据自身效率提高出口的内生动力。分位数回归揭示了出口密集度不同的企业对生产率和国内市场依赖的差异。本文既有助于解释"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也为政策研究提供了若干依据。     

FDI、出口与企业的异质性——基于不同方式下风险差异的视角

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是新-新贸易理论研究前沿的一个方面。本文以Melitz(2003)、Helpman el at.(2004)的研究为基础,将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相结合,用以研究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理论分析发现: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同时选择以出口与FDI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选择出口方式,生产率处于中间位置的企业以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且不同方式下的风险差异对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方式选择产生"空间效应"。此外,文章采用差异系数分别从国别(地区)和行业角度比较了出口与FDI的风险,得出总体上出口风险小于FDI的结论。以上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内容,并为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提供了指导价值。     

企业出口强度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00—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库,对62927家参与出口市场的企业,应用FE和GMM模型实证分析企业出口强度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研究表明:企业出口强度和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企业出口强度在一定范围内时,出口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随着企业出口强度进一步增加,会导致企业生产率水平下降。进一步发现,我国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强度与生产率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文章还研究了加工贸易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企业"出口中学"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可能与大量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模式有关。     

异质性生产率、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

生产率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企业间所存在的主要异质性,基于生产率构建的新新贸易理论是目前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前沿,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生产率悖论"的结论。本文将主要分析造成这种违背经典理论经验研究的主要原因,首先,重新设定企业异质性,即在生产率外再引入产品质量异质性来重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可以看出,仅仅利用企业产量而忽视产品质量计算的生产率可能会得出"生产率悖论",从而"生产率悖论"很可能只是一个计算问题;接着利用最新的2005～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检验认为大部分行业的确存在"生产率悖论"。     

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     

贸易“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模式转型的成本考量

以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变化为切入点，运用2003年至2013年2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了劳动力成本、企业规模、劳动生产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两个时期内对于出口贸易的不同影响，以此说明成本因素变化对于贸易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向贸易“新常态”转变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正在弱化，重“量”而轻“质”的粗放型外贸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蓝色壁垒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发达国家在劳工标准上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贸易管制,构成新贸易壁垒,即蓝色壁垒。文章首先对蓝色壁垒及相关标准进行了简单介绍,然后深入探讨蓝色壁垒及其相关标准,最后就它们对我国企业出口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应对它们给我国企业出口带来的冲击提出几项措施,以期达到在面对发达国家的蓝色壁垒时,能够针对其实施相应的措施,以提高我国企业出口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最终突破蓝色壁垒。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基于我国微观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和分析了我国服务业O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经研究发现：第一,服务业OFDI通过吸收东道国先进技术经验提升企业生产率水平和避开东道国服务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企业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第二,我国服务业OFDI显著提升了企业服务贸易出口的二元边际,具体而言,整体上服务业OFDI会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增长4.82%,同时会提升企业的出口概率;第三,我国服务业OFDI"出口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5.68%和3.52%,而公共服务业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服务业OFDI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其OFDI带动区域服务贸易出口的增长分别为4.97%和3.56%,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的"出口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化解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困境和完善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出口贸易、FDI与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新-新贸易理论模型扩展及我国分行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企业应该继续扩大出口还是转而对外直接投资,它们应该如何在不同的国际化路径间抉择,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和难题.本文以国际贸易前沿的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为基础,扩展了理论模型,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应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应该选择出口贸易的结论.同时,选取我国36个行业的1997-2006年的数据,用三种不同的方法估算和矫正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将理论应用到实际,解析和得出了我国不同行业应有的国际化路径选择.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贸易的劳动力效应——基于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劳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背景下,文章利用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制造业24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出口贸易对行业劳动生产率、劳动收入份额和单位资产就业吸收量等劳动力现象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贸易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同时出口贸易会提高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并且会增加单位资产就业吸收量.此外,劳动密集型产业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出口贸易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较弱,对劳动收入的正面影响较强,且对就业的正面影响较弱.     

Higher productivity in importing German manufacturing firms: self-selection, learning from importing, or both?

This paper uses a newly available comprehensive panel data set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01 to 2005 to document the first empirical resul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orts and productivity for Germany, a leading actor on the world market for goods. Furthermo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irection of causality in this relationship is investigated systematically by testing for self-selection of more productive firms into importing, and for productivity-enhancing effects of imports (‘learning-by-importing’). We find a positive link between importing and productivity. From an empirical model with fixed enterprise effects that controls for firm size, industry, and unobservable firm heterogeneity we see that the premia for trading internationally are about the same in West and East Germany. Compared to firms that do not trade at all two-way traders do have the highest premia, followed by firms that only export, while firms that only import have the smallest estimated premia. We find evidence for a positive impact of productivity on importing, pointing to self-selection of more productive enterprises into imports, but no clear evidence for the effect of importing on productivity due to learning-by-impor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