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状况会影响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吗?

本文以2001~2011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首次从宏观经济层面探究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具有反经济周期特征,即宏观经济状况与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意愿负相关,符合优序融资理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高融资约束的公司来说,低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更为敏感。     

卖空机制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抉择影响

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可卖空公司在现金股利政策和"高送转"分配方案之间的抉择问题。研究发现,卖空机制促进了可融券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意愿和现金股利分配水平,同时降低了其选取"高送转"分配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影响通过治理机制发挥作用,且融资约束削弱了卖空机制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     

数字金融与现金股利政策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现金股利发放的倾向和水平起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促进现金股利的发放;异质性研究表明,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金融促进企业现金股利发放水平的作用更明显。     

家族控制、金融发展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家族控制、金融发展对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发现,家族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显著低于非家族上市公司,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族上市公司面临着比非家族上市公司更高的融资约束。进一步地,在良好的外部金融环境中,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显著更高,而且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族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并推动其现金股利的发放。     

交叉上市、股权性质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分析

基于捆绑效应的视角,结合我国交叉上市公司发展前景优良但境外融资困难的特殊背景,本文分析了交叉上市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了在不同市场交叉上市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交叉上市公司分配的现金股利更少,表现为与非交叉上市公司相比,A+B股与A+H股交叉上市公司的股利发放水平更低;而与其他A+H股交叉上市公司相比,A+H+N股交叉上市公司亦倾向于发放更少的现金股利。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股权性质能显著弱化交叉上市与现金股利政策间的负向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依据。     

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相关性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

〗以股改后2007~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融资约束对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支付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但这种负向关系只有在非国有上市公司较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过度自信与现金股利支付关系在不同股权性质下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外源融资约束的影响,较强的外源融资约束加剧了高管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支付的降低效应,而外源融资环境的改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管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支付的降低效应。     

机构投资者抱团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从社会网络算法出发，使用Louvain算法构建机构投资者网络，提取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实证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抱团行为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抱团持股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机构投资者抱团通过增强其“用手投票”和集体“用脚投票”的能力迫使公司发放红利，还会通过“信号理论”吸引外部资金，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促进股利发放；此现象在代理成本大的公司更明显，两权分离率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管理层能力、现金股利与绩效反应

基于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与公司管理层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原因是随着管理层能力的提升,其对资源的使用效率得到提高,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利润;基于代理理论控制自由现金流以及信号理论向外界传导有关于企业与管理层声誉的有利信号的目的,上市公司会选择发放更多的现金股利。进一步研究还发现：管理层能够通过发放现金股利来增强自身的能力效应,即发放现金股利能够正向调节管理层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还会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     

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现金股利政策:"扶持效应"或"投资效应"

以2008—2018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增长目标降低了企业现金股利发放意愿和水平,体现为"投资效应"占主导.从具体作用机制看,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会驱动企业加大投资支出,继而降低现金股利发放;并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过高,还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下滑,继而影响企业现金股利的发放,这也是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现金股利分配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现金股利政策的降低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和市场竞争程度小的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政府优化经济管理行为、企业合理制定股利政策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应计利润和现金流量对股利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应计利润、现金流量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作用，并提出了有关这种影响作用的假设；其次利用2003年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验证了现金流量越好的公司越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应计利润越多的公司越倾向于发放股票股利。研究表明，股利可以起到一定信号传递的作用，特别是现金股利，可以帮投资者甄别品质不同的公司，促进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提高投资效益。     

货币、财政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多部门和多元宏观政策的DSGE模型,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反应规则及其协调组合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货币政策可继续盯住通胀和产出的稳定,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可分别重点盯住产出稳定和债务稳定,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重点关注以信贷利差和信贷波动为代表的关键金融变量;(2)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合理的搭配和组合使用,能比任何单一政策工具都具有更好的经济金融稳定效应;反之,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将显著削弱彼此的调控效应,加大经济和金融波动,从而导致显著的社会福利损失;(3)从多种政策协调搭配产生“合力”的内在机制来看,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增加对产出、通胀、就业和债务等变量的稳定效应,对货币政策产生额外助力,而宏观审慎政策则主要通过稳定金融体系和降低金融风险对货币政策产生助力。上述结论表明,在多种经济金融政策并存的情况下,基于良好设定的政策规则,同时加强政策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是确保多元政策产生积极合力的重要基础。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

本文在梳理学术文献和国际经验基础上,讨论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潜在冲突和协调机制。国际文献的初步结论是,为了同时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大部分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反向操作(由于政策的替代性),但有时也需要两者同向操作(由于政策的互补性),最优政策组合取决于宏观冲击的类别和风险的来源。本文认为,选择最优组合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除了冲击类别和风险来源外,不同的金融体制和经济周期阶段也会影响选择结果。因此,货币政策当局与宏观审慎当局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并加强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溢出效应”的分析能力。基于上述理论,针对我国“双支柱”决策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如下改革建议:一是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责。二是建立在同一框架内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方法和工具。三是将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权集中至中央银行。四是建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流程与机制。     

中美经济刺激计划中货币政策工具的比较研究及其退出政策前瞻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美两国均采取了相应的经济刺激计划.但由于两国社会背景、经济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政策实施的时间以及着力点等方面也各不相同.本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美两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内容,并针对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详细的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美经济刺激计划的差异性,并对中美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政策进行了前瞻性分析.     

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有不同的作用,在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下两者的协调显得愈加重要。新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在此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在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指导下,在工具选择、政策时效与政策功能等方面积极协调配合,努力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优化经济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产价格与货币、财税政策——文献综述与评价

本文在对研究资产价格与货币、财税政策关系的国内外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总结后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研究广泛而深入,而其研究结论又是如此模棱两可,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从税制发展史上看,房地产税收问题更一直是财政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关于资本市场的税制研究,国内外学者似乎着墨不多。     

“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理论与经验基础

本文从基本事实、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等“底层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双支柱”调控的现实必要性、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中国实施“双支柱”调控框架的现实基础、实践经验和未来完善方向。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金融和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日益深化和复杂化,金融稳定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但传统旨在维护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无法同时有效实现金融稳定,根据“丁伯根法则”和政策比较优势原理,在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纳入宏观审慎政策,形成“双支柱”调控框架,分别致力于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既符合客观现实的调控需要,也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从目前全球范围内主要国家的“双支柱”调控实践来看,要进一步形成稳定可靠的政策规则和成熟的操作框架,未来还需重点解决“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协调”三个核心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路径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思路和建议。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型与可持续性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连续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宏观税负持续下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积极财政政策何去何从?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任何一种财政政策都不可能长期不变地存在下去.如何理解积极财政政策?如何让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如何让财政政策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文章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初步的回答,并在讨论财政政策理论发展趋势的同时,展望中国未来的财政政策.     

国库现金管理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一个实证分析

中央财政管理的国库资金是社会资金流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公开市场操作都影响重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库已成为连接财政和金融的窗口和桥梁,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机配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近年来我国正在开展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为背景,实证分析了国库现金管理对我国货币政策格局的影响,提出了我国进一步提高国库管理水平、加强货币政策管理的政策建议。     

两次金融危机期间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比较分析及思考

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从2008年底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亚洲金融危机相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问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呈现一系列新的特点.针对在政策搭配中所出现的问题,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应从短期、中期以及长期来考虑政策的选择和配合.     

货币政策冲击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货币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正目益受到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本文通过运用一个包含城乡居民两类家庭的DSGE模型,以我国2001-2012年含有131个变量的宏观数据为样本,进行FAVAR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对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冲击反应具有不确定性;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冲击效应较为明显,数量型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助于拉动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但对农村居民收入会产生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