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较低,仍有较大"加杠杆"空间,可通过推动居民举债消费来实现扩内需和债务杠杆在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间的转移,从而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实现宏观债务风险"软着陆"。根据美国和韩国的发展经验,居民部门债务水平与一国的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创新、政府政策激励、房地产市场发展等因素关系密切。借鉴国际经验,未来应多方发力、有的放矢,有序引导居民举债消费,鼓励和推动消费金融创新,促进新消费热点培育与消费金融创新相结合,构建住房政策性金融体系,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居民债务问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出发,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债务演变,有效度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通过宏观部门经济间的关联,构造基于存量-流量一致的部门结构化均衡模型,剖析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货币、财政和地产政策在居民债务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率和偿债比例偏高,偿债压力逐步加大。但适中的资产负债率和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化解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居民部门去杠杆化,但由此引发的消费减速和经济下行将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攀升;减税较政府直接支出更能激发消费内需、降低居民和企业债务杠杆,同时,长期经济的好转利于政府债务风险稳定。紧缩性地产政策虽然有助于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但需防范短期经济下滑。     

海南省居民部门债务杠杆特征、风险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海南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攀升,居民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对海南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有所显现。本文在阐述海南省居民部门债务结构和运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海南居民部门债务杠杆快速攀升中存在的风险隐患,并提出控制债务风险以及稳增长的有关政策建议。     

稳增长和防风险双重目标下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测度

居民部门杠杆率是宏观杠杆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都有显著影响，在我国稳增长、防风险的背景下，测度其最优杠杆率水平十分必要。本文对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以及金融风险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我国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与金融风险呈“U”型关系；我国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阈值区间为[44.99%,61.51%]。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已超过最优区间；从区域层面来看，不同省份差异较大，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较高、中部地区较低、西部地区几种情况并存的特征。因此，我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政策需因地制宜，并在保持总体杠杆率稳中有降的政策下，辅以其他手段来激发消费潜力。     

基于VECM模型的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采用1997~2013年家庭债务、贷款价值比与 GDP 增长率等变量数据,在借鉴 Kim 的模型基础上,构建 VECM 模型,检验了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短期内宽松的借贷约束促进了家庭债务的增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宽松的借贷约束会导致家庭债务过高,阻碍长期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率、家庭债务等变量相比,贷款价值比、利率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制定合理的消费金融政策,居民应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以实现家庭债务的可持续性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多维视角下我国居民杠杆率的国际对比研究

本文基于BIS公布的39个国家的居民杠杆率数据,从债务覆盖度、经济社会基本面、长期发展动力等多维视角对我国居民杠杆率水平的高低进行综合评价。我国居民杠杆率从2008年的低位一直高速增长,至今已经处于偏高水平,但仍为监管部门"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为控制我国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要保持稳房价政策的连续性,抑制高房价与居民杠杆率的正反馈效应,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扩大服务业供给以及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经济增长、融资与债务风险

本文从多个角度对我国当前债务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研究认为,随着2009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从"贸易+投资"的双轮驱动转换为投资单极驱动,以及经济增速放缓和以债务型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导致了债务的持续、加速积累。尽管目前我国总体债务仍然处于可控水平,但债务增速过快,且各部门债务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从融资角度来看,2015年新增社会融资的近一半被用作利息支出。从未来看,我国债务风险的长期决定因素并不乐观。未来我国政策需要更加着力于平衡和优化各部门的债务率,实现债务增速的总体可控。     

韩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家庭债务问题与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政府意识到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脆弱性,韩国政府于是将政策重心逐步从促进出口贸易转向刺激国内消费。然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韩国的家庭债务持续攀升,成为威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主要风险,对韩国经济社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文章对韩国家庭债务的特征、起因、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     

稳增长 调结构 惠民生——2012年上半年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显现

今年以来,财政部门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和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扩大消费需求;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全力支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取得了积极成效。落实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今年,为积极扩大进口,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及消费需求,我国降低了部分进口商品关税,鼓励能源资源性产品、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用品等进口。对730多种商品实施了     

促进我国居民生活服务业“一体两翼”发展的战略思考

居民生活服务业在促消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积极应对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本文细致分析了居民生活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内容及政策推进措施,促进我国居民生活服务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减税降费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及最优税率选择——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

摘要：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推进会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形成怎样的影响？各税种是否存在一个对经济增长的最优税率？这是后疫情时代我国财税政策不得不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的量化分析显示,减税特别是增值税、所得税各税种的减税政策能够提振经济,但是降低关税税率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明显;从减税对三大产业的影响来看,资本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减少对制造业影响较大,劳动增值税和关税减少对农业、服务业影响较大;从最优税率来看,资本增值税、劳动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存在符合经济增长的最优税率,而企业所得税和关税并不存在。因此,应进一步下调增值税税率,以应对当前的经济复苏乏力;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通过持续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促进消费恢复;综合考虑增值税、所得税以及关税减税的不同经济效应,提升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精准性。     

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为了在当前条件下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需要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以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税收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手段.应当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角度,对现行的政策措施进行相应调整,适度降低居民个人的税负,相对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运用税收政策刺激居民的消费意愿,从而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     

法国经济贸易风险分析报告

作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经济增长相对乏力．失业率攀升,投资持续低迷．经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政府推出扶持中小企业、实施再工业化等稳定经济和恢复活力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对法国中长期经济稳定发展的效果有待观察。受疲软经济环境以及其他结构性因素影响．政府减赤具有一定不确定性,财政风险随着公共债务的不断媾升而加大。     

发达经济体促消费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出台了一系列的财政纾困政策,从结构上来看,主要以现金补贴、消费券为主;从侧重点来看,发达经济体促进消费政策侧重居民端,以现金补贴居多;从效果上来看,一系列的民生纾困和消费扶持政策不仅直接提升了发达经济体居民的个人收入和居民储蓄率,还拉动了消费和投资。结合国内消费的主要矛盾和内需的持续稳定要求,建议应通过宏观政策的实施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提升,同时结合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实际情况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及经济结构。     

基于灰相关原理的河南省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

近些年河南省"投资高、消费低"表现得较为突出,影响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值为系统的特征行为序列,以各类消费支出量为相关因素行为序列,利用灰色系统软件,计算出相关系数值。分析表明,河南省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较低的原因有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不足等。为此,河南省应采取措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由投资主导向投资、消费共同主导转变。     

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挤出消费了么?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消费出现降级,导致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并挤出了居民消费。不过,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该论断未考虑到日益增长的居民服务消费,忽视了消费升级现象和无法解释美日危机前消费增速持续高位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房价持续上升时期居民家庭杠杆率提升,对消费的拉动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会促进消费;二是经验表明宏观层面居民总杠杆率处于合理区间,居民加杠杆和消费增长就会始终存在;三是我国居民实际杠杆率目前不高,还有较大上升空间。因此,当前的工作重点不是降低居民总杠杆率,而是应重点防范低收入人群的结构性加杠杆风险。     

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杠杆率的差异及政策建议

一国经济的总杠杆率是指该国各部门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其中的总债务即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和家庭、金融企业四个部门的债务总额。因此,本文把总杠杆率分解为四个部门的杠杆率,分别指各部门总债务与GDP的比值。由于各国的产业结构、金融政策、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不仅各国的总杠杆率各不相同,而且一国内各部门的杠杆率同样存在很大差异。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企业杠杆率相对较高,政府     

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中应注重四个结合

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我国在2008年底提出了结构性减税政策。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优化我国税制结构,能够有效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和新一轮财税改革进行的过程中,应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我国国情相结合、结构性减税政策和深化改革相结合、结构性减税政策和调节收入分配相结合、结构性减税政策和调整政府支出相结合等,逐步加大结构性减税的力度。     

债务水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2008年后我国的债务水平持续增长,这主要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中国政府发起了经济提振计划应对危机。虽然适度的债务规模是发展金融经济的重要手段,但过多的债务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文通过PVAR模型,从债务规模、期限结构、质量(偿债能力)3个方面,对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3个部门分别研究债务水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债务水平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确实有一定影响,各部门的杠杆率水平越高、短期债务比例越多、债务质量越低(偿债能力越弱),系统性金融风险越大。     

近中期拉动经济增长:消费难替投资

由国情和发展阶段所决定,我国还有很大的投资增长空间多年来,由于投资增长持续快于消费增长,使得我国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不断上升,而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却不断下降,消费率已降到极低的水平。为此,在外需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提出调整需求结构,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将增加消费作为战略重点。但我国体制政策环境和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近中期消费难有大的增长,让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