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提升了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吗——来自240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

科技人才推动城市创新发展，创新型城市试点是促进区域及国家整体创新水平提高的重要政策。以2003-2018年全国240个城市数据为样本，并将创新型城市试点设立作为一项准实验，使用倾向值匹配及连续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试点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溢出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但在时间上政策效应存在异质性；试点政策通过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结构水平两个途径作用于科技人才集聚水平。最后，从政策视角就城市人才“争夺”下如何增强人才吸引力提出建议。     

双试点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创新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基于中国2001—2020年280个地级市数据,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组合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通过促进风险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试点存在协同创新效应,双试点比单一试点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且对先行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探索了政策组合的协同创新效应,为完善城市创新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分析

科技创新需要金融创新提供保障,金融的稳健发展也需要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给予支撑,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对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首先阐释科技金融协同集聚的效应及其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其次基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其他金融活动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标,以及地区生产总值指标,构建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模型;进而以2015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为例,经验分析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银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效应明显,保险业也较强,其他金融活动没有想象中的明显,而证券业不明显,并据此提出推动我国科技金融可持续发展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门槛效应研究

科技人才政策与产学研合作既是国家科技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也是地方政府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重要政策手段。基于此,以27个省（市）2011-2018年面板数据为支撑,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即科技人才政策有利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2）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产学研合作的门槛效应,即在产学研耦合度大于0.524时,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正向激励作用更加明显;（3）科技人才政策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中东部地区科技人才政策与产学研协同政策组合效应优于西部地区。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各省科技人才政策的精准有效设计、优化产学研协同和促进区域科技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有形与无形之手能否协同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基于中国275个城市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

基于2012-2020年我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并检验空间效应的有效性。研究发现:①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均可提升本地创新水平;②财政科技支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均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二者存在一定的抵消,财政科技支出在推动本地创新的同时也能够带动其它关联地区的创新发展,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发展虽然可激励本地创新,但对其它关联城市的创新发展有一定抑制性;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弱化了财政科技资金的创新效应,即财政科技支出和数字普惠金融二者对城市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替代效应,且替代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为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提供有益参考。     

城市金融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古寺院金融的研究视角

本文选择寺院金融作为当地金融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准确识别金融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制。从理论上分析了古寺院金融通过多条渠道对现代金融发展产生影响。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我国2004—2016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会通过“竞争效应”显著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该抑制效应在初始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外商集聚程度较高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更为显著。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以上结果依然成立。政策分析表明，促进金融发展的政策通过调节不同地区外资流入的增速有助于实现我国区域间协调发展。     

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时空影响机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综合考虑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识别出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旨在促进大湾区创新资源整合和创新水平提高。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06-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来分析区域内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比较行业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从整个金融业来看,大湾区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上的关系。从金融子行业来看,保险业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银行业集聚和证券业集聚对科技创新均没有明显影响。金融(各子行业)集聚与购房压力的互动均对科技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金融集聚、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的统计意义上影响具有门限效应,呈现出非线性影响机制。在低、中度购房压力区域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在高购房压力区域内,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在低、高度金融集聚区域内,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没有明显的统计意义上的影响;但在中度金融集聚区域内,购房压力对科技创新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地区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政府扶持政策对科技创新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但存在结构性差异。     

金融发展支持省域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选取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相关指标数据,从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金融发展水平,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最后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区域绿色科技创新支撑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得出：我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呈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阶梯状排布。金融发展有效支持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且东部地区支撑效应更为显著。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通过资金融通机制发挥主要作用,此外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通过风险分散、信息传递和市场监管机制促进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对此从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为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建立协同的金融发展环境。     

什么样的宏观生态环境影响科技人才集聚——基于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科技人才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优化科技人才宏观生态环境进而打造科技人才集聚高地是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探究宏观生态环境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机制,基于人才生态系统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为样本,分析多重因素构成的宏观生态环境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条件组态和路径。结果表明：文化教育是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存在4条提升科技人才集聚的有效路径,即科技创新主导型、科技创新主导下的宜居文教驱动型、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务主导下的经济科创驱动型、公共服务主导下的文教驱动型;存在6条阻碍科技人才集聚的路径,且与提升科技人才集聚路径之间属于非对称关系。     

城市依附、社会嵌入与金融产业集聚——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世界上许多城市已经实现了金融产业的集聚式发展,并有效提升了城市的竞争力。为在中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发展模式,以中心-外围模型和社会嵌入理论为理论分析基础,推导出金融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时考虑中国不同地区的空间差异因素,对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城市的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工业产出水平、商业销售水平、财政支出水平、教育投入水平和位于东部地区等因素对该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而居民储蓄水平则呈负向影响。为此,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应实施不同类型的金融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应发展多元的金融组织体系,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获得更快更好的增长速度;政府应加大对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应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培养和吸引优秀的金融建设人才。     

科技人才区域集聚为何不同——基于创新环境空间差异的解释

我国科技人才集聚具有地区差异性,并且与创新环境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同位与同向演化特征,因此,从创新环境空间差异这一角度解释科技人才在区域集聚上的不同具有合理性。利用2010-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区域创新环境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总样本下,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显著促进本地区科技人才集聚,并对周围地区产生虹吸效应;在分样本情境下,地区创新环境对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创新环境均对本地科技人才集聚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创新环境的本地科技人才集聚作用最显著,西部地区相对较弱,同时,东部地区创新环境对邻近地区科技人才集聚具有显著虹吸效应,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未有体现。据此,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不同创新环境改善建议,以促进科技人才集聚。     

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动力因素时空差异研究

科技创新人才是城市提升创新能力的核心资源,是科技进步的关键要素。科技创新人才政策作为城市争夺人才的工具,被各个城市广泛采纳和使用。以16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寻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的动力因素并进行时空差异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具有双重动力因素：在需求拉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的主要因素;在压力推动因素中,行政指令、府际竞争和社会舆论显著影响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在政策扩散平稳增长期,双重动力因素共同作用于政策扩散过程,而在政策扩散加速和减速增长期,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动力因素存在差异;在东、中部地区,压力推动因素占据主导,而在西部地区,双重动力因素都发挥重要作用。     

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将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②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和融资能力等途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水平、融资能力在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与全要素生产率间起中介作用;③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由此建议,加大金融资源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强政府对创新的支持。     

科技体制改革对省级创新体系绩效的影响——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

2015年我国开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关于这种实验主义创新治理能否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其对中国特色创新体系建设的推动效果如何,目前鲜有文献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基于2011—2019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运用分组分析法考察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科技体制改革对知识创新体系中高校与研发机构相互提升的促进作用显著;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了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对高校、研发机构等知识创新体系创新绩效提升的拉动作用;高校和研发机构等知识创新体系主体供给侧投入增加,未对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产生促进作用;高校、研发机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边际产出低于企业。     

都市圈中心城市人才集聚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人才是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核心动力,各城市对人才求贤若渴,相继发布人才新政以招贤纳士。从城市硬条件和软因素角度,构建包含经济势能、创新投入和不动产结构的人才集聚影响因素体系,利用中国18个都市圈中心城市2008-2016年的数据,运用熵值法和随机效用模型分析影响人才集聚的因素。结果表明,中心城市经济势能、创新投入和不动产结构与人才集聚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影响程度不同,不动产结构对人才集聚度的影响最大,是经济势能影响的2.23倍,是创新投入的1.64倍;其次是创新投入,其影响是经济势能的1.36倍。且在其它条件不变时,中心城市不动产结构、创新投入和经济势能每增加一个单位,人才集聚度将分别上升0.42、0.25和0.19个单位。     

城市创新能否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影响评估及机制分析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力量之源，低碳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18年全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对降低碳强度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在降低碳强度的基础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各类试点政策的推动效果依次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创新型城市政策>智慧城市政策>低碳城市政策>环境保护重点监控政策；第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与结构转型效应3条路径助力低碳经济发展；第三，城市特质会影响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发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抑制效果呈现由东到西递增的地理空间差序格局、由高到低递减的城市等级差序格局，在人口规模与抑制效果之间呈现倒U型作用，并且资源型城市的抑制效果显著大于非资源型城市。     

智能服务赋能创新型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实体与虚拟产业集聚视角

从实体集聚与虚拟集聚双重理论视角,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能服务水平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受网络外部性影响,智能服务水平与区域创新数量呈“U型”单门槛特征,与区域创新质量呈先降后边际效应递增的双门槛特征;智能服务通过降低实体集聚要素流动的拥塞效应、增强虚拟集聚要素流动的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其它城市群,智能服务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显著。     

营商环境优化与区域创新效率——兼论经济一体化的联合空间效应

基于营商环境影响区域创新效率的机制分析,以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构建空间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得出：①从总体看,营商环境优化是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着力点,并通过促进创新人才集聚间接提升创新效率,但同时因创新人才集聚的挤出效应引致邻近区域创新效率损失;②分区域看,外围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提升效应强于中心城市,但中心城市因创新人才集聚存在创新外溢效应,因此营商环境优化的创新溢出效应更显著;③经济一体化战略放大了营商环境优化的积极作用,尤其表现在京津冀经济圈,即营商环境优化对创新效率的直接提升效应增强,且创新挤出效应也转为创新溢出效应。鉴于此,提出应通过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差异化设计营商环境考核指标、加强中心城市强强联合等策略促进营商环境优化,同时,提升区域整体创新效率。     

中国离世界人才强国有多远

人才强国建设对于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国际影响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明确新时代人才强国建设内涵和任务目标，构建世界人才强国评价指标维度和体系，采用标杆分析法对标美国等典型世界人才强国，探讨中国建设人才强国的现状特征以及与典型世界人才强国的距离。结果显示，中国仍处于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迈进的重要阶段，高层次人才集聚、人才培养与吸引、人才效能发挥3个评价维度得分相对均衡，尚未形成某一方面的明显竞争优势。全球顶尖人才集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吸引人才干事创业的发展环境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构成当前中国建设世界人才强国的短板，亟待培养造就和吸引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人才，完善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协同育人模式，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人才制度体系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