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扩张——基于异质性与空间外溢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在转移资金分配中的策略竞争行为,从新的视角对地方财政支出扩张进行解读。研究发现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受到地区间竞争的制约,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区间竞争存在显著制约,但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不明显;地方政府的竞争,不仅“患寡”,也“患不均”。要完善转移资金的使用效率,须考虑转移支付实施的结构差别,尤其应注意转移资金分配的非均衡效应对地方政府扩张的差异化激励。     

财政分权、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村贫困——基于预算内外和收支双重维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减缓贫困是国内外理论界近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基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了预算内外收支分权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作为门限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0年间我国财政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一是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分权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贫困,且预算内支出分权的减贫效果更加明显。二是预算外财政收支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预算外支出分权有利于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而预算外收入分权程度的增加会恶化农村贫困,但并不显著。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当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低于门限值0.6965时,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反之,则不利于减少农村贫困。     

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与省以下财政体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利用湖南省1995-2008年的县级数据,以灰色关联度分析作为工具,采用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分权、财政自给率、人均净财政转移支付指标,从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视角对省内财政制度安排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指标度量的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县级政府人力规模呈现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省内支出分权对湖南省县级政府人力规模的影响最大,其后依次为省内收入分权、县财政自给率和县人均净转移支付。这说明湖南省省内财政划分体制可能具有某种助长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扩张的基因。这一发现表明,实行合理的省内财政分权和适度的转移支付规模是湖南省控制县级政府人力规模急剧膨胀的重要途径。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在Zhang和Zou（1998）与Lin和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n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该文在 Zhang 和 Zou(1998)与 Lin 和 Liu(2000)的框架下实证检验了中国1986?2002年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效应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协调能力的加强是促进财政分权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体制变革的因素、转移支付的设计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构成也影响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中国省级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和财政分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共同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度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正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等则具有负效应。研究还发现,转移支付比重过高会扭曲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形成预算软约束,从而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分权、地方债务与现代财政改革——基于财政分权不同角度的效应分析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同地方债务内生于财政分权体制,主流观点是收支不平衡引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反对派支持“利维坦假说”,认为分权可以限制地方政府支出的过度扩大.但分权究竟如何具体作用于地方债务,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建立了财政分权与地方债务关联的理论框架,从支出、收入和纵向财政不平衡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分权效应不能一概而论,提高收入分权,降低支出分权,缓解纵向财政不均衡,将有助于减少地方债务.构建现代政府间关系,“五五分成”后亟需增加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严格政府支出管理;同时适度放松收入管理,赋予地方政府有限的税收立法权,构建地方税体系至关重要.     

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平滑转移模型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数据本身隐含信息进行内分组的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来检验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效应,并进一步拓展了Armey曲线推论。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Armey曲线所描绘的非线性效应,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最优规模为9.32%,财政支出最优结构为1.643,并且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都在最优值两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相比而言,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的转换速度似乎更快。这意味着现阶段我国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需要政府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Barro、Davoodi和Zou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作者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问题研究——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了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验证。动态面板实证分析表明:其一,财政分权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模式,降低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并最终影响环境污染水平;其二,财政分权对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在环境方面的投入强度和方向也形成较大的制约;其三,财政分权明显改变了区域产业发展结构,带动了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加剧了污染物的排放。此外,本文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也基本支持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与环境污染间的关联效应。     

中国地方政府支出粘蝇纸效应的评估——基于政治关联的视角

粘蝇纸效应是财政分权框架下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基于政治关联的视角,将中共中央委员比率作为转移支付的工具变量,对粘蝇纸效应中转移支付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并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地方政府支出的粘蝇纸效应的大小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地方政府支出存在粘蝇纸效应,增加1个单位转移支付会增加0.639个单位地方政府支出,增加1个单位居民收入则只增加0.139个单位政府支出.本文还分东中西部对中国不同地区地方政府支出的粘蝇纸效应水平的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不存在粘蝇纸效应,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存在粘蝇纸效应,且中部地区粘蝇纸效应更大.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市场分割带来的空间结构问题需要重视。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6—2015年空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效率呈“倒U型”的增长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总体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和国有上市公司效率提升存在市场化、产业结构和利润率“悖论”;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具有非线性异质性特征;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存在市场化空间耦合问题;国有、东部地区及全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具有“倒U型”的空间耦合特征。     

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平衡效应——基于200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00～2010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平衡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纵向平衡效果非常显著,但其横向平衡作用仍然有限。主要原因是现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过小和制度设计还欠规范。对此,应清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缩减其资金规模,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同时还需科学设计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方式。     

转移支付形式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收支行为吗?——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

财力与事权的不匹配导致了财政垂直不平衡,转移支付成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文章以税收竞争框架为基础,讨论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产生的收支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支行为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支出决策的敏感程度要大于收入决策.对转移支付细分后发现,专项转移支付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支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前者的支出效应要大于后者;税收返还对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行为都存在正向影响.文章为完善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参考.     

如何解释省内财政分权:一项基于中国实证数据的研究

省内财政分权的决定因素是当前财政分权研究的新的分支。尽管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省内财政支出分权差异极大。文章对如何解释省内财政分权,省内财政分权的差异有什么样的政策启示进行了研究。基于1995年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文章应用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方法来研究省内分权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获得中央资助最多的省份,省内支出分权的程度最低。研究表明,中间层级政府(主要指省级政府)也有截留转移支付的可能。基于新的委托代理理论,文章认为,中国需要考虑建立更加透明、有效率的转移支付体系。而省内支出分权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规范。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分税制背景下的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市级政府支出分权明显高于收入分权,存在财力和事权的不对等。收入分权与土地财政没有显著关系,支出分权与土地财政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分税制引致地方政府事权的不断扩大是引发土地财政的主要原因。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土地财政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能有效缓解土地财政。上述关系还受到地域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影响关系最为显著。     

财政转移支付对国定扶贫县财政 支出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592个国定扶贫县的考察

本文以国定扶贫县为研究对象,并细分“老、少、边、穷”四个地区,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财政支出行为变化的影响。文章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采用系统GMM法,详细研究了各类转移支付以及增量转移支付对国定扶贫县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既有支出格局下并没有特别偏向某类财政支出。这说明国定扶贫县可能为保住“贫困县”帽子,转移支付被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支出以及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

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权事权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新时期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必然要求。为此,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典型事实,采用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是其主要的作用路径,影响效应在不同类型的民生性公共服务中存在异质性;而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但转移支付也会通过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而强化财政纵向失衡对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负向影响作用。鉴于此,应通过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等措施来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的正向激励效应,切实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