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研究

选取中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在2016年后、盈利能力较强产业链、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以及东部地区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两条路径间接影响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据此，应多措并举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制造业产业链针对性发展战略、打造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直通道”。     

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数字产业化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效果最强;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的作用在西部与东北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市场结构,间接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正向影响本区域内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还能够辐射带动邻近区域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创新数量与质量视角

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是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主导路径，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采用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嵌入式服务化数据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对企业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现代服务嵌入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具有提升效应，传统服务嵌入仅对创新数量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创新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和发展阶段异质性特征，传统制造业和成长期企业能够从服务化转型中获益更多。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主要通过调整企业要素结构和优化企业创新行为影响企业创新表现。其中，创新要素投入和探索性创新是主要作用渠道。     

数字金融提升粮食体系韧性的机理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金融如何影响我国粮食体系韧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我国粮食体系韧性,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消除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粮食体系的韧性有着更为显著的提升作用;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支持、金融监管能够显著增强数字金融赋能粮食体系韧性的效应。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针对粮食体系韧性变化特点,充分释放数字金融赋能粮食体系韧性的潜力;基于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特点,因地制宜地扶持数字金融发展;适度、有效监管,科学引导数字金融发展。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企业碳绩效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结合的创新产物，对于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碳绩效提升；与大规模、非制造业企业相比，数字金融对中小规模、制造业企业碳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对企业碳绩效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夯实数字金融基础体系，加速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强化低碳技术创新支持力度，释放技术创新减排效应；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提升企业碳绩效水平。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加成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构建了包含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在内的企业生产决策模型，使用2014—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加成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生产率提升制造业企业加成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加成率具有非对称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主要提升了非国有、东部及中部地区、成长期及成熟期制造业企业的加成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制度环境强化了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政策意蕴是中国应积极推动数字服务贸易体制改革和创新发展，以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在奋力实现制造业总量跨越的同时，力求“质效提升”。     

数字经济、知识流动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颠覆了企业创新环境,已成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推动力。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规模与行业异质性,表现为对大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效果更强;知识流动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可发挥桥梁作用,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知识流入与知识流出两条路径赋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相较于知识流出,知识流入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强。据此,提出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知识流动支撑机制,实施差异化数字转型战略的建议,希冀助力企业创新绩效稳步提升。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企业去杠杆吗

以2011-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区分企业杠杆率的期限结构差异后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无论是对企业的短期杠杆率还是长期杠杆率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盈利企业和高杠杆企业中较大。机制分析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减少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弱化经营风险的方式来降低企业杠杆率。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降低信息产业税收水平、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以及适当加强金融监管,有助于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去杠杆的积极作用。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韧性：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探究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制造业韧性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人工智能纳入提升制造业韧性分析框架,从抵抗力、恢复力、革新力三个维度构建制造业韧性指数,并利用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人工智能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韧性提升,该结论经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特征,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3)人工智能不仅可以直接增强制造业韧性,还能通过促进产业专业化集聚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方式间接对制造业韧性产生积极影响,而产业多样化集聚和模仿创新的传导路径还不明显;(4)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具有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动态演化特征,但这种网络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正向“N”型的门槛特征。本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政府和企业更好地释放人工智能赋能红利以及提升制造业发展韧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产业集聚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表明：整体上数字产业集聚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且上述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而对数字化程度较低行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并不存在明显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产业集聚通过数据资本渠道和技术溢出渠道作用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另外，数字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邻近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在进一步推动区域数字产业集聚时，应协调地区间的数字产业政策，并采取措施提高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水平及数据资本市场完善程度，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农户家庭发展韧性是衡量农户家庭在面对各种压力源和无数冲击后避免陷入贫困的能力。在运用高阶条件矩测算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基础上，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反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增强农户家庭发展韧性。其中，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是作用机制之一。最后，从继续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人力资本投资及社会资本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数字金融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基于281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011—2020年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数字金融发展每平均提升1个单位，共同富裕水平平均提升0.564个单位。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距，且在西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包容性。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创新创业提升共同富裕水平，还可通过积累物质资本，提升人力资本，改善社会资本和积蓄家庭财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金融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对增强微观主体自主活力、提高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资本结构的优化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且向下调整速度快于向上调整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升，国有企业向下调整速度以及非国有企业向上调整速度更加显著；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减少)企业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的可能性提升向上(向下)调整速度。     

数字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研究

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并且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现金流较为缺乏的企业、环境管制力度较大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持续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配套体系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金融支持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政府创新偏好、创新要素流动与制造业升级

利用2004—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及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均对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有显著积极作用。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通过提升创新能力间接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政府创新偏好在创新资本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两类创新要素流动推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结论对引导创新要素合理流动，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数字化能力对平台型电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提升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的深入推进加速了市场生态的复杂多变，面对高频创新和激烈竞争的动态环境，平台型电商企业如何借力数字化提升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已成为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探讨数字化能力对平台型电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影响，基于608份平台型电商企业的调查问卷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能力能够对平台型电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供应链协同在数字化能力与平台型电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之间发挥中介效应，价值共创意愿正向调节数字化能力、供应链协同与平台型电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韧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上述结论表明，培育数字化能力能够增强平台型电商企业的抗冲击能力，打造供应链协同平台和提升创新主体价值共创意愿增强其适应学习能力，进而提升其创新生态系统的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