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能力与企业创新价值关系研究——对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创新不能仅局限于数量积累，更应注重价值提升。为深层次探讨企业创新与管理层能力间的关系，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衡量管理层能力，并构建其与企业创新数量及创新价值间的关系模型，重点考察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①总体而言，管理层能力提升虽然会使专利数量减少，但却能够促使专利价值增值，即提升企业创新价值；②将管理层分为低能力组和高能力组发现，在低能力组，能力提升会增加非发明专利数量；在高能力组，能力提升将减少各类专利数量。这说明，低能力管理层注重“面子工程”，而高能力管理层更注重真才实干；③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价值的促进作用在CEO任期长和国有产权企业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研究结论对企业创新价值提升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质量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设计了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质量的评价标准,并进一步构建了“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信息披露指数。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披露质量主要受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的人数、公司规模、上市年限和是否海外上市等因素影响。     

管理层海外经历、短视主义与企业创新：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高管海外经历具有知识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企业创新。采用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管理层海外经历、短视主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管理层海外经历通过抑制短视主义促进企业创新,这一影响路径受到融资约束的前半路径调节和政府补助的后半路径调节。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上述影响路径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成立,在衰退期不成立,融资约束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前半部分调节在成熟期成立,政府补助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后半部分调节在成长期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打开管理层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的“黑箱”,拓展管理层海外经历经济后果研究,为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高管腐败

针对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频发的高管腐败现象,本文考察管理层权力配置与企业高管腐败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腐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越可能诱发高管腐败行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腐败的诱发作用。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投入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组织冗余与管理层激励交互作用视角

文章以2013—2016年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创新投入为切入点,考察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组织冗余、管理层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和两者的交互效应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冗余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层激励中,管理层持股水平整体偏低时,管理层持股负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管理层短期薪酬激励正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从交互效应来看,低流动性冗余与管理层持股的交互项对创新投入有正向影响,高流动性冗余与管理层短期薪酬的交互项对创新投入有负向影响。     

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

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是目前管理者激励领域研究的两种主要理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国外资本市场上公司高管薪酬一样具有粘性特征,这与最优契约论的观点不符。薪酬粘性是指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笔者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显著高于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并具有更高薪酬粘性。     

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投入与市场表现:基于公司内外部的视角

本文运用2009—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了企业创新投入与股票市场表现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这一关系下管理层的行为决策。研究发现:(1)创业板公司创新投入越多,股价崩盘风险越低,投资者获得的超额收益越高;(2)在可能存在的企业内部"绩效提升"机制与外部"投资者关注"机制中,后者发挥重要作用;(3)企业创新投入越多,管理层减持可能性越高,投资者关注成为管理层主动调整R&D投入并借机减持的工具;(4)当股市是"牛市"或者企业资本化研发投入占比较高时,创新投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提高超额收益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我国创业板市场上,投资者对创新的关注使得高创新投入伴随着低股价崩盘风险和高投资收益,理论上讲这有利于鼓励企业创新,然而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创新投入成为创业板上市公司管理层吸引投资者关注并借机减持的手段。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激励

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拓宽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了资源赋能的作用。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资源赋能作用增加管理层激励呢?本文从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激励的资源赋能作用。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或者CEO具有高学历背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为薄弱、公司专业性股东话语权较小和公司所在省份制度环境较差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促进了公司创新投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即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此外，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本文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变革形式，可以赋能公司管理层激励，进而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规模敏感性

高管薪酬契约一直被作为缓解企业委托—代理矛盾的必要手段,如何设计薪酬契约中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将决定着契约的效率。规模因素作为薪酬契约中重要的因素,在契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从管理层权力视角出发,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规模因素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对权力滥用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可以凭借管理层权力提高薪酬—规模敏感性,降低自身薪酬风险,而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产品市场竞争对这种权力滥用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此外,企业所处的成长性环境差异对薪酬契约有重要影响,高成长性企业既有着相对较高的薪酬—规模敏感性,又能为产品市场竞争提供较大的治理空间,从而提高竞争对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     

董事海外经历、双元创新与企业价值

董事海外经历是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基于烙印理论视角，选取2008-2017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双元性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验证董事海外经历与企业价值间的关系，并分析吸收能力与制度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董事海外经历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价值；②双元性创新在董事海外经历与企业价值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应用性创新分别在董事海外任职经历、海外留学经历与企业价值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而探索性创新在董事海外任职经历与企业价值间不存在中介效应，但在海外留学经历与企业价值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③董事海外经历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在吸收能力较强以及制度环境良好的企业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吸收海外人才和制定人才本土化政策提供经验证据，对提高企业双元性创新水平和企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中心城市创新首位度的经济成因及对研发要素集聚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城市首位度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立足创新语境,结合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半参数核回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考察省会城市创新首位度与经济发展、研发要素集聚关系。分析发现:①随着经济发展,在经历区域创新由极化向收敛的转变后,创新首位度呈现出先增长后降低的变化趋势(“Williamson假说”);②创新首位度与研发要素(人才)集聚呈M型关系,反映出省会城市规模过大或过小皆不利于研发要素集聚,同时,也揭示出“城市集中度陷阱”现象的存在;③创新首位度既不是实现高(低)研发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高(低)集聚组态的核心因素。相比非高组态,首位度更多地以条件缺失形式存在于高人才集聚路径中,这也体现出“一城独大”现象是实现高研发要素集聚的次优战略选择。     

增加管理层薪酬补偿能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吗?

如何减弱管理层的信息优势以缓解代理问题是公司财务领域的基础课题之一。文章通过检验管理层薪酬与股价信息含量的关系来回答这一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而明晰产权、增加管理层持股以及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效力能显著降低管理层薪酬与股价信息含量的负相关性。此外,文章还发现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与股价信息含量也负相关。文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必须先完善治理结构,才能通过薪酬补偿来激励管理层对外披露更多的信息。     

高管海外背景与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一个多层次调节模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位企业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着力点。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高管海外背景正向影响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业绩期望落差在高管海外背景对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影响过程中发挥倒U型调节作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向调节高管海外背景对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可以通过强化高管过度自信、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     

浅谈管理层收购与国有企业改革

管理层收购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其倡导的管理策略是在人本主义基础上对人性的深刻发掘,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内在潜能.管理层收购实现了企业的三权统一,既是对传统管理理论的深化,使激励和要素理论具有可操作性,又是一种金融领域的创新技术,是杆杠收购的典范.本文在指出管理层收购的定义及起源的基础上,对其特征及作用进行阐述,提出完善时策.     

管理层权力、国有控股与高管薪酬激励

我国企业高管的薪酬激励存在着一定的激励扭曲(激励过度与激励不足)现象。利用2008～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管理层权力、国有控股对高管薪酬激励扭曲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管理层权力与激励过度程度正相关而与激励不足程度负相关,国有控股企业存在着一定的激励不足,且管理层权力越大越能减轻这种激励不足。研究结论对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设计其高管薪酬激励方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环境不确定性、管理层自信与企业双元创新投资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管理层自信及自信异质性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对该过程的调节机理,并进一步探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基于对过度自信衡量指标的改进,测度管理层自信程度与自信异质性,以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开展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管理层自信程度的提高促进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管理层自信异质性的提高抑制了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分别强化了管理层自信、管理层自信异质性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与抑制作用;以上结论在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中均不成立。进一步根据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的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管理层自信程度的提高对探索式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弱,国有企业中其他影响关系均不成立。     

企业管理数字化与高管薪酬粘性

如何优化收入分配体系和薪酬契约有效性是我国政府、业界和学者共同应对的现实问题。高管薪酬粘性是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沪深A股2007—2021年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企业管理数字化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管理数字化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粘性。管理层权力约束、调整成本削减和大股东与高管合谋行为抑制是重要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外部监督较弱的样本中,企业管理数字化对于高管薪酬粘性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对企业和政府如何优化收入分配体系下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积极推进管理数字化具有一定的启示。     

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两税合并”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供给侧的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背景下,探讨减税政策能否提供关键的税制动力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借助2008年“两税合并”减税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国际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两税合并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提升。拓展性分析发现,两税合并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了企业的出口表现并增加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规模,即提高了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减税政策、适当降低行业集中度、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以“内部减税降费”应对“外部加征关税”的政策建议。     

管理层特征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基于2012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2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五个具有代表性的管理层特征(高管持股比例、高管薪酬、管理层规模、管理层年龄、管理层学历)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经营效率效果性、财务报告可靠性、法律法规遵循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水平,高管年龄,高管学历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管理层规模对财务报告可靠性产生影响;高管持股比例对法律法规的遵循性产生影响。     

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来自深交所A股的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理论中股权激励问题首当其冲: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恰当的激励能够减少代理成本,增加企业价值;激励不足或过度会增加代理成本,影响企业价值。以在深交所上市413家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非线性模型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管理层持股在0%~13.71%之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管理层持股在13.71%~44.99%之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管理层持股超过44.99%时,公司绩效再次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实证结果对当前企业股权激励现实有一定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