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学习能力、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782个中国企业样本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探讨了组织学习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双元性创新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提高组织学习能力可在财务绩效、人力资源绩效和创新绩效3个方面获得相应回报;双元性创新在组织学习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在组织学习能力、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绩效三者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国有股权参与、吸收能力与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吸收能力理论，利用2013—2021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国有股权参与、吸收能力对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有股权持股比例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吸收能力在国有股权参与与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分析师跟踪是有效的调节变量，国有股权参与与分析师跟踪的交互效应正向调节上述中介关系。分层类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具有中央国有股权参与、属于高污染行业，以及所处政策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技术董事、技术资源配置与企业成长: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选取2012-2017年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索技术董事对企业成长的驱动效应及技术资源配置的中介作用，以解读技术董事、技术资源与企业成长的多重关系。研究发现：技术董事对企业成长具有显著驱动效应；技术董事对技术资源规模具有一定的放大效应,且能够改善技术资源配置质量；进一步讲，技术资源配置规模与质量是技术董事与企业成长之间的部分中介变量。立足于创新发展现实情境，以上结论可为处于创新十字路口的中国企业董事治理及技术培育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战略联盟双元性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双元型组织已成为动态环境下战略管理研究的新范式,然而国内外研究对双元性组织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基于网络理论和双元能力视角,通过采集253份企业问卷,探讨了战略联盟双元性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关系承诺与共同愿景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战略联盟双元性对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承诺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②关系承诺对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共同愿景在其中起调节作用;③共同愿景调节关系承诺对战略联盟双元性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的中介作用。     

组织吸收能力、服务流程创新与服务创新绩效

顾客主导逻辑和组织吸收能力是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寻求竞争优势的新概念。基于顾客主导逻辑相关知识,探讨企业吸收能力对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长三角地区现代服务型企业为调研对象,运用Mplus对构建的混合模型进行中介调节效应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服务流程创新在组织吸收能力和企业服务创新绩效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顾客导向在组织吸收能力通过服务流程创新影响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中发挥调节作用。鉴于此,建议现代服务型企业围绕顾客需求优化服务流程,注重对技术与高知人力资本的投资。     

组织吸收能力、服务流程创新与服务创新绩效——顾客导向视角的混合模型分析

顾客主导逻辑和组织吸收能力是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中寻求竞争优势的新概念。基于顾客主导逻辑相关知识,探讨企业吸收能力对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以长三角地区现代服务型企业为调研对象,运用Mplus对构建的混合模型进行中介调节效应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服务流程创新在组织吸收能力和企业服务创新绩效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顾客导向在组织吸收能力通过服务流程创新影响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中发挥调节作用。鉴于此,建议现代服务型企业围绕顾客需求优化服务流程,注重对技术与高知人力资本的投资。     

不同领导风格、知识积累与组织双元性创新：能力柔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领导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组织动态能力理论,研究变革型、交易型领导对探索性创新和应用性创新的影响,引入知识积累、能力柔性,考察其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对组织探索性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交易型领导则对应用性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积累在不同领导风格与双元性创新间起中介作用。其中,知识积累在变革型领导与探索性创新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交易型领导与应用性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最后,能力柔性在不同领导风格与双元性创新间具有调节效应。     

职业角色转换中多维度任职经历对技术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技术创业对社会高质量发展、初创企业知识和人才获取具有重要意义。多数创业者会经历技术员工到技术创业者的职业转换，完成任职组织到创业组织的流动过程。技术创业者相关研究主要关注流动后的情形，但根据高阶理论，流动前任职经历作为技术创业者的独特背景特征，势必通过个人特质影响创业企业重大战略决策和组织活动，并表现为绩效差异。鉴于此，以2009—2020年创业板上市的253家由技术员工创立的企业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技术创业者流动前多维度任职经历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伴随流动，原结构资本消失且影响个人思维模式的国企工作经历显著负向作用于创业企业绩效；原结构资本依然有效且分别影响技术能力和眼光视野的非职务发明与海外工作研究经历显著正向作用于创业企业绩效；公司年龄负向调节非职务发明经历与绩效间关系；技术创业者创业前研发合作网络的中介中心度正向影响创业绩效。     

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

基于企业资源观与能力观,构建以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利用264份制造业企业调查问卷,探讨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嵌入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潜在吸收能力、现实吸收能力分别在网络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并共同在网络嵌入与企业绿色创新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该研究拓展了网络嵌入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揭示了外部网络资源与内部动态能力在实现企业绿色创新中的重要性。     

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具有资源效应和文化冲突效应，两种效应的高低决定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最终影响。本文以 2011—2017 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海归高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和企业吸收能力以及CEO两职兼任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显示：（1）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资源效应大于文化冲突效应；（2）企业吸收能力增强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3）CEO两职兼任减弱了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正向关系；（4）既具有海外工作经历又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强，仅具有海外教育经历的高管对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最弱；（5）东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中西部地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正向关系不显著；（6）在完全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显著正相关，在垄断竞争市场，海归高管与企业国际化的系数为正，但是统计上不显著。     

QFII对创新投入及企业价值的影响

基于2007-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QFII持股对创新投入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深入探讨行业特征和高管任职特征对QFII持股与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以及创新投入在QFII持股与企业价值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QFII持股有助于促进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行业特征和高管任职特征对两者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另外,QFII持股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创新投入在两者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最后,提出政府和企业应重视QFII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定相应政策吸引QFII投资。     

网络众包价值协同、吸收能力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平台资源共享和个体多样化创新。以“群体创造”为特征的网络众包帮助企业在组织内外各个层面集思广益解决问题。从价值协同角度研究了网络众包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网络众包价值协同、吸收能力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在网络众包价值协同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企业创新倾向、吸收能力与跨界技术并购创新绩效—— 一项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吸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行业技术环境和企业双元创新倾向，提出跨界技术并购企业创新绩效实现机制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使用fsQCA对107个上市公司跨界技术并购案例进行构型研究。结果发现，在高创新绩效构型中，主并企业创新倾向与吸收能力不同维度间存在差异化匹配关系；企业潜在吸收能力与现实吸收能力间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技术基础广度和吸收转化投入强度对于创新绩效提高相对重要；丰富的外部技术资源更有助于创新绩效提升。研究结论拓展了吸收能力理论，丰富了跨界技术并购领域实证证据，可为不同特征企业制定跨界技术并购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企业网络能力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

创新网络既是提高产业集群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有力保证。双元创新包括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是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两种模式。通过构建企业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概念模型,提出企业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正相关假设,通过收集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科技行业企业315份有效问卷进行模型验证。研究结果显示：网络能力与网络位置跃迁对企业双元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位置跃迁在企业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在企业网络能力与网络位置跃迁的正向关系中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创新支持氛围对企业网络能力与双元创新、网络能力与网络位置跃迁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用。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顾客参与价值共创、顾客知识转移与企业双元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顾客接触点高度多变,企业能否有效创新以满足顾客需求,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在服务主导逻辑下,顾客角色已经由价值接受者向价值共创者转变,如何依托顾客参与价值共创促进企业双元创新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服务主导逻辑与知识基础观,探讨顾客参与价值共创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顾客知识转移的中介作用与促进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24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顾客参与价值共创正向影响企业双元创新;顾客知识转移在顾客参与价值共创与双元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促进调节焦点正向调节顾客参与价值共创与顾客知识获取维度的关系。     

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

利用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67所高校纵向数据,采用随机系数模型,考察高校双元活动效率增长趋势、产学合作对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时间推移,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创新研发与学术研究的双元知识产出整体呈现出显著提升趋势;(2)不同制度环境下高校双元活动产出效率的增长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广东高校创新研发的产出效率增长高于港澳高校,港澳高校学术研究的产出效率增长则高于广东高校;(3)产学合作对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双元知识产出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强化了产学合作对双元知识产出的促进作用,使得产学合作对广东高校双元知识产出的促进作用强于港澳高校。     

国际化双元效应有利于提升中国跨国企业创新绩效吗——东道国管制制度调节视角

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呈现明显的探索与利用兼顾的双元特征。为研究两种国际化活动平衡与联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从组织双元理论和制度理论出发，通过对403个中国跨国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分层回归发现：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平衡维度和联合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资源在探索性国际化与利用性国际化中的分配越均衡，两种国际化活动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东道国管制制度对这一关系起调节作用，随着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提升，平衡维度和联合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增强。研究结论可为利用性国际化和探索性国际化理论划分提供实证证据，丰富并细化制度理论在国际化领域的应用研究，对我国跨国企业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中国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要素协同驱动路径研究

立足于中国情境,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143家企业为样本,系统研究制度环境、异质性知识来源和吸收能力不同维度耦合组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存在3条高创新绩效驱动路径,即政府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关系主导下依托外部知识—吸收能力的探索式创新驱动型路径和依托内部知识—吸收能力的利用式创新驱动型路径;②不同路径内部构成要素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③驱动高创新绩效的路径间存在等价性。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中国情境下创新绩效内化机制及协同驱动路径,对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不同监督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为了应对外部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多重压力对农业升级与发展的影响,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两种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重点分析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以及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参与公司外部治理这两者所发挥的不同监督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一致。政府补助产生替代效应,税费返还则产生互补效应。第二,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第三,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意见）会减弱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减弱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合理发挥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内外部治理作用,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