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及其结构——基于经验的假说与解释

本文运用1996-200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及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收入、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整体规模正相关,"怪兽"理论在中国不成立,主要原因是,在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竞争和官员晋升竞争的压力下,更加积极地开展财政支出竞争(特别是注重扩大生产性基础设施方面的财政支出规模),导致地方政府规模不断扩张.本文认为应改革官员的考核机制和转移支付体制,适度地扩大地方政府自有收入规模,从而将会有利于改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推动经济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财政分权，省级官员特征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基于2010-2014年省级政府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债务规模和风险是一级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从财政分权和省级官员特征两个维度,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财政分权程度和省级官员特征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交互影响作用。通过2010-2014年30个省级政府的实证数据进行混合OLS回归,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小。省级官员的年龄过大或过小都会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减小,同时具有企业工作背景的省长和省委书记也会抑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并且财政分权和省级官员特征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是相互促进的。据此提出建议,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膨胀。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分析

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权力分配关系,利维坦假说认为财政分权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规模。本文在分析我国当前财政分权格局与地方政府规模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构建了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我国1994-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规模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利维坦假说在我国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并不成立。     

县级地方财政自主权影响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经验研究

本文研究了在当前分权背景下,县级地方财政自主权对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影响.文章较为罕见的将研究主体定位在直接面对居民的县级政府,并首次构建了一个全面评价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综合指标.实证研究发现,地方财政自主权对地方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效率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还梳理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对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影响机制,得出人口规模对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效率的影响以拥挤效应较为显著,以及加快城镇化率对非经济性公共品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等结论.文章建议上级政府不能期望通过限制下级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来改善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效率,而应通过控制人口规模、推进城镇化、压缩财政供养人口和建立健全地方民意表达机制等合理措施,来力求提高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水平.     

财政分权、地方保护与中国的地区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地区的专业化水平受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交织影响。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影响了中国地区间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本文着重考察了分权式改革后,财政分权驱动下的地方保护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我们利用Krugman地区专业化指数计算了1984—2004年中国各省的专业化水平,在控制了各种市场因素之后,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激励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政策,从而导致地区非专业化。但是对外开放会逐步弱化财政分权的这种激励效应。本文还发现,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存在跨时差异。     

转移支付、公共品供给与政府规模的膨胀

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地方政府为了资本的流入而相互竞争,增加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而忽视公共品的投资。本文利用Tiebout机制建立的理论模型表明,在要素流动受限的情况下,带有配套条款的专项转移支付能够有效缓解中央政府在公共品提供方面的信息不对称,该转移支付分摊了地方政府投资公共品的成本,进而激励地方政府提高本地公共品的供给水平,但却间接使得地方政府的规模出现膨胀。我们随后利用1995—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证实了上述假说,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更能提高地方政府的公共品支出水平,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规模和人员规模,为未来"吃饭财政"的困境埋下隐患。     

分税制、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财政努力

本文实证检验了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的影响,通过引入空间效应,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我们发现,地方财政收入分成比例的提高会提高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程度,财政转移支付依赖越高则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程度越低,并且地方政府会依据过去的分成比例和财政转移支付来决定其财政努力水平。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我们还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横向模仿行为,横向政府间财政策略存在空间外溢性。     

企业分担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吗? —基于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的经验研究

分税制改革形成了新的财政集权,地方政府是否会将财政压力转移到企业身上,提高企业税收负担？以2004年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为外生政策变化,使用1998-2009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财政压力与企业税负关系。研究发现;(1)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大,位于出口大省的企业实际税负显著上升,这说明当地企业分担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2)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税负提高最多,外资企业次之,私营企业最小;(3)相对于非出口企业,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税负。各级政府应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缓解地方企业因财政压力导致的税负高企。     

政务新媒体与地方政府信任：来自开通政务微博的证据

本文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收集和整理了中国县级政府政务微博的运营信息，匹配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2-2018四轮调查数据，探讨了政务微博如何影响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研究发现，县级政府开通政务微博后，当地居民对县级官员信任程度较均值水平提高11.63%。县级政府发布的政务微博数量越多，居民对县级官员信任程度越高。异质性检验、移动份额工具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等均支持这一结果。本文从“技术赋能”角度丰富了数字政府运用影响政府信任的相关机制研究。县级政府可以通过发布政务微博缓解政务信息不对称，提升政府信任水平，并可以通过转发上级政府微博提升政府信任水平。     

生产性支出偏好与经济增长波动

文章基于我国1998-2006年的县级面板数据,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偏好生产性支出的特点,将提高经济增长波动率;实证结果有力地论证了上述结论,即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比提高10%,经济增长波动率将增加0.42%。稳健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县级地区较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波动率更大。此外,我国生产性支出偏好对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在繁荣时期,经济增长波动率的增加幅度将超过0.8%。文章的结论可为推进和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供参考和依据。     

多元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对企业信贷的干预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干预企业信贷体现了多元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竞争。本文首次同时结合财政激励、晋升激励以及腐败考察了政府利益对企业信贷规模、成本以及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利益会对企业贷款特征产生u型影响，其中财政激励对企业贷款特征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最大，晋升激励和腐败的影响范围和程度相对较弱。进一步检验发现，政府利益给予国有控股企业的信贷优势表现在：财政激励会降低贷款利率和延长贷款期限，晋升激励会设定隐含的贷款利率上限，官员腐败程度的加深会引致贷款规模、贷款利率以及贷款期限先于非国企达到最值。基于金融危机的外生冲击分析表明，危机后地方政府较少因晋升激励和腐败干预企业信贷决策。     

省际财政竞争、政府治理能力与企业迁移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两级政府框架下,构建一个反映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与企业利润关系的理论模型。纳什均衡显示,企业迁移时更青睐高公共投资的高治理能力地区和高税收优惠的低治理能力地区。经验分析证实,在中国高治理能力地区,支出竞争呈现显著正效应,税收竞争呈现显著负效应;在低治理能力地区恰好相反。"一刀切"清理地方税收优惠,对高治理能力地区的"底线税收竞争"有矫正作用;无差别税率并非最有效率,它会削弱低治理能力地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并使拥有较多公共产品存量的高治理能力地区受益;它还会加剧"公共投资竞赛",放大支出竞争的正、负效应。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治理和制造业增长

文章对财政转移支付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的机制进行检验,即转移支付通过恶化地方治理水平进而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文章基于利用1999～2007年各省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财政转移支付占财政支出比重越高的省份,制造业中对治理水平要求越高的行业增长越慢。这个结果证实了转移支付通过恶化地方政府治理,从而不利于制造业增长的假说。研究认为,更多的转移支付并不一定会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转移支付还会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2010—2020年我国县级政府财政压力演变分析

县级行政单位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深入了解县级政府财政压力变化对于优化财政政策以及促进县级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全国31个省市共两千多个县级政府2010—2020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数据,发现2010-2020年全国区县的财政压力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分地区看,东部地区主要省市的区县财政压力明显小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大部分省市的区县财政压力大于全省（市）的财政压力。基于上述发现,文章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转移支付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县级政府财政困境：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本文通过构造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指出县级政府的财政困难有一部分是由于县级政府与其财政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均衡所造成的。由于信息不对称，上级财政没有县级政府更清楚实际所需要的县级财政开支，以及县级政府的真实收入能力等，导致县级财政无论其真实财政能力如何都会向其上级财政寻求财政支持，并以实际造成的财政困难作为这种要求的可置信的承诺行动。上级政府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拨付给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中有一定的保留。这一机制将加大实际所存在的真实的县级财政困难。     

财政收入竞争、地方政府行为与要素资源扭曲

本文构建了包含政府部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多行为主体在内的理论模型，证明了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最大化动机下，会带来资本、劳动和土地三种资源配置的扭曲。在此基础上，选取2000-2017年中国24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竞争性财政行为对上述三种要素资源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竞争显著提高了资本、劳动和土地三种资源的错配程度；在考虑官员更替、政治晋升、从政经历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财政竞争导致的要素资源扭曲不仅存在于省内竞争上，在全国范围内同样广泛存在。异质性分析显示，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会引起劳动力资源扭曲，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会引起资本和土地资源扭曲；2008年以前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主要引起资本扭曲，2008年以后则同时引发了资本扭曲和劳动力资源扭曲。研究结论表明，相对于政治激励，财政压力才是引发地方政府资源错配的根本原因。中央政府应当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科学、动态地评估官员任期内决策带来的中长期影响，有效降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空间效应视角下的财政分权与中国雾霾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首先使用2004-2013年中国省域PM2.5数据,检验雾霾空间效应的存在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财政分权影响雾霾治理的理论框架;通过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雾霾治理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雾霾污染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高-高、低-低相邻的空间特征;财政分权通过制度化的激励,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治霾偏好,并且随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地方政府雾霾治理的动力由强转弱,表现出财政分权与雾霾污染浓度间的U型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财政分权对雾霾治理的影响不同,表现出地区间的异质性。基于此,提出中国雾霾治理的相关对策建议,即优化并适度提高财政分权度,将环境指标全面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     

浅析如何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基于大数据的视角

本文基于大数据的视角,分析了传统地方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利用大数据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途径.要利用大数据共享提高地方治理效率;利用大数据推动地方政府治理模式转型.     

财政分权视角下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及防范

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迅速发展,对财政系统及自身形成了一定风险。财政体制改革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是融资平台发展的根本原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不规范是导致其风险的直接原因。因此,本文认为必须进一步清理融资平台,强化公司治理机制,但是,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问题的途径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地方债务管理的法律法规。     

分税制改革、城市偏向与中国农业增长

分税制改革因导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而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深刻地改变着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当农业税费全归地方财政收入,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而经济增长又成为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主要指标时,面临财政压力的理性地方政府会强化其城市偏向程度,从而损害农业增长。本文运用1978至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压力对农业增长特别是粮食增长产生消极影响;非本级财政收入因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而有助于农业增长;地方政府对预算外资金的依赖则不利于农业增长。历史和经验证据支持了分税制改革强化地方政府城市偏向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