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名义杠杆率并不高,但潜在风险并不小,一是存在较多隐性债务,二是债务增长偏快.杠杆率的过快上升,与过度依赖间接融资、资金使用效率偏低、过剩产能占压大量资金以及货币信贷政策过度工具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如何在稳增长下有效化解债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当前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     

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非金融企业债务走势、风险及启示北大核心CSSCI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恒大等房地产巨头接连在债务市场违约凸显化解企业债务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紧迫性。基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比较视角,运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从企业债务规模、增速、部门结构、币种结构多个维度全面分析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发展现状、债务过快增长的成因及其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杠杆率上升既受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国际金融监管政策强化、经济增速周期性下降、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不成熟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又是银行信贷资金的所有制偏好、企业投资回报率偏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效应等微观因素作用的结果。企业杠杆率过快上升不仅影响了新兴经济体金融体系稳定,抑制投资和经济增长,而且还使企业面临流动性、偿付能力、债务展期等风险。为应对中国式企业高杠杆、防范或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建议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完善企业资产重组和破产清算程序。     

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2000-2015年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

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和杠杆率,是衡量金融体系风险和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对于宏观经济形势同样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选取2000-2015年的月度数据,使用SVAR模型、ARCH模型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试图说明和解释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杠杆率和经济增长等三者之间存在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杠杆率在短期内都会拖累经济增速;如果经济增速能够维持一定程度或者有所增加,对于降低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杠杆率会有所帮助;而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杠杆率在短期内是相互促进的。因此,要加大对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的防范。     

居民部门高杠杆率现状及成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家庭债务激增,引起了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本文在近几年浙江省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对浙江居民部门杠杆率现状进行探讨,结合现状给出成因分析,最后就化解当前我国家庭债务问题给出相关建议及结论。浙江需要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良性增长的同时差别化调整杠杆,提升城市整体的人力资本价值,控制居民信贷风险。     

金融杠杆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新的计量证据与机制识别

本文基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以及杠杆率居高不下的现实背景,从地区层面考察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在理论上,本文在厘清金融杠杆率经济增长效应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的结构性失衡损害了杠杆本应具有的积极作用.在实证上,本文借鉴广义杠杆率的思路,构建城市层面的杠杆率指标,采用2003-2017年地级市的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城市杠杆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地区实际GDP增长率平均降低约0.015个百分点.机制研究表明,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城市杠杆率的加大降低了物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而且在深层次上与工业盈利能力的下降、金融投资的增加有关.调节机制研究表明,国有经济和僵尸企业比重等表征的经济结构失衡是加大杠杆率对经济增长不利影响的重要因素,创业创新、对外开放等改革举措可以减弱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为化解债务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金融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及金融稳定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高杠杆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合适的杠杆率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而且还能优化资源利用,同时还能维持经济的增长和金融的稳定。本文基于前人关于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及金融稳定的理论研究,通过金融杠杆率与经济增长的皮尔逊相关性研究、主成分分析来说明过高的金融杠杆率不仅会导致经济的下滑,而且还会引起金融的动荡。最后,笔者基于此研究提出有效金融去杠杆的建议。     

非抛补利率平价偏移、汇率波动与政府杠杆率北大核心CSSCI

在全球不确定性不断提高、汇率波动区间持续走阔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地区)政府的平均杠杆率也在逐年上升。债务问题又重新走进人们视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基于158个国家和地区1980—2020年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验证汇率波动对政府杠杆率的影响效果,并通过在一般政府债务分析框架中引入偏移的非抛补利率平价条件给予解释。实证结果表明:汇率波动与政府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该结论在更换指标、分样本回归以及引入工具变量后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汇率波动影响政府杠杆率具有负向的调节效应,资本管制则存在门限效应。本研究为我国稳增长、稳杠杆提供了有益启示。     

企业杠杆率水平评价体系探讨——基于浙江省上市公司经验分析

过高的杠杆经营会增加企业资金成本,企业投资效率下降,违约风险增加。进而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如何评价企业杠杆率水平是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关键点。文章统计了浙江上市公司总体杠杆率水平并进行原因分析。从杠杆率、盈利能力两个维度构建上市公司杠杆率水平评价体系。利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归纳总结法形成企业去杠杆的对策建议。     

减税与企业杠杆率——来自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年"两税合并"为自然实验,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减税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减税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负债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减税将引起企业负债水平上升;减税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在企业间呈现出异质性,减税降低了轻工业企业与无出口企业的负债率,但提高了重工业企业与出口企业的负债率;企业所得税减税改革对企业负债率的影响主要通过初始负债率水平高的企业产生.机制检验显示,存在"减税—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杠杆率提高"的作用机理.本文建议,在供给侧改革中,政府应注意减税的策略和精准性,实现减税和去杠杆的激励相容.     

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杠杆率的差异分析及政策建议

<正>一国经济的总杠杆率是指该国各部门的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包括政府债务、非金融企业、居民和家庭债务、金融企业四个部门的债务总额。本文把总杠杆率分解为四个部门的杠杆率,分别指各部门总债务与GDP的比值。由于各国的产业结构、金融政策、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不仅各国的总杠杆率各不相同,各部门的杠杆率同样存在很大差异。与其他国     

中国宏观部门的债务风险分担机制

2020年,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各国刺激政策加码,将推动杠杆率的上升,形成债务风险,而债务风险的积累可能会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债务风险会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分担,因此研究各个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机制对债务风险传染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探究了中国各部门之间的债务风险分担机制和各部门的杠杆率情况,银行部门承担了较多的债务风险,风险向银行部门聚集,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累,因此需要关注债务风险的产生和分担情况,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来降低债务风险。     

中国杠杆率结构联动分析——基于部门分化和区域分异双重视角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趋缓与结构转型的推进,我国总杠杆率水平急剧攀升,且受债务驱动增长模式及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等因素影响,我国杠杆率与经济增长、金融稳定之间作用机制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考虑到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与金融资源分布错综复杂的客观现实,要正确理解杠杆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而制定积极稳妥的去杠杆政策必须考虑区域因素和部门因素。以2010—2016年全国30个省市区(不包含我国西藏和台湾地区)的总杠杆率、分部门杠杆率、金融波动及经济增长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基于部门分化和区域分异双重视角对我国杠杆率结构变动关联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区域杠杆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但各部门杠杆率变动与本区域及其他区域总杠杆率变化的联动机制不尽相同。总体而言,金融杠杆率对总杠杆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其他部门杠杆率对总杠杆率的推动作用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表现。因此,为实现稳增长与去杠杆之间的平衡,决策层应基于不同区域或部门影响机制,根据区域杠杆结构特征、经济结构调整进度及金融稳定程度制定差异化政策,通过影响和引导市场主体杠杆变动幅度和方向来实现稳增长与去杠杆的平衡。具体来讲,一是去杠杆必须注重区域间差异化政策的求同存异;二是去杠杆必须注重部门间杠杆波动的组合规律;三是去杠杆必须注重监管与宏观政策的合理选择与匹配。     

居民杠杆率是否抑制消费支出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以及居民杠杆率持续上升的背景下,研究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5-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对居民消费和消费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居民杠杆率的上升对消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对消费率也呈现显著的正向影...     

杠杆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的杠杆率水平会影响企业的资金规模和利息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本文选取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企业杠杆率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杠杆率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关系为“倒U型”,适度的杠杆率有利于企业创新，过度的杠杆率则会抑制企业创新。杠杆率滞后一期后，该效应仍然显著。这表明，企业应采取适度的杠杆率水平，合理规划债务规模，最大化企业创新能力。     

土地财政、企业杠杆率与债务风险

本文以2004—2016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地级城市的土地出让等城市和宏观层面数据,试图捕捉土地财政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杠杆率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存度增加会提高企业的过度负债概率,在依次引入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干扰的控制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方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结论依然稳健。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土地财政与企业偿债能力及持续发展能力的关系,发现土地财政依存度的增加会提高企业的短期偿债风险与未来偿债压力,同时降低过度负债企业的盈利与持续发展能力。这种现象在房地产抵押物价值较低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等负债程度更高的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这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现象与债务风险的防范化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浙商反思之一杠杆率过高之痛

过高的杠杆率、加上经济大环境的下行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和危害不言而喻。’     

贵州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原因及应对策略分析

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持续增长,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成为我国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贵州省在近年来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速,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贵州省的债务率在近年也居全国最高水平。毋庸置疑,贵州省的近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债务来支撑的,同时债务规模和期限风险也已经非常突显。本文对贵州省债务风险和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和化解的应对策略。     

人口老龄化与房价波动对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人口老龄化、房价波动与我国居民部门资产债务结构的基本事实及相关文献研究,探讨人口老龄化与房价对居民部门债务潜在风险的影响,并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论证人口老龄化对房价及其居民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最后构建相关变量与误差修正模型等进一步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长期内人口老龄化加剧与房价下跌都会加大居民部门的债务风险,短期内人口老龄化对居民部门债务风险有正向影响但不如长期显著,房价下跌对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加剧效应也不会短期内显现出来.这说明居民部门仍存在潜在的债务风险,且在一定程度上受人口周期、房地产周期长期影响,表现在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房产需求形成房价下跌导致居民部门资产缩水、信贷增加,形成债务风险.     

我国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部门的杠杆率分析及对策建议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宏观杠杆率迅速上升,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去杠杆”后,我国宏观杠杆率逐渐得到抑制并进入“稳杠杆”阶段。虽然我国非金融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但总体债务水平依然居高不下,显著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建议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完善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建设和加强金融产品创新来改善金融资源错配,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并坚持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

家庭杠杆率的不断攀升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收入不平等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杠杆率,收入差距提高10％,家庭杠杆率显著提升4.64％;(2)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低财富家庭杠杆显著提高,低财富群体的家庭杠杆水平主要是由住房负债所推动;(3)异质性分析显示,在低房价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及1套房家庭,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杠杆的影响更为敏感.本文的研究为认识收入不平等和家庭杠杆率的关系提供了证据,可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