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中的知识溢出悖论--基于静态博弈的一种分析

装备制造业在我国占据重要地位。利用集群促进知识溢出是提高装备制造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集群创新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部分装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却并未因产业集群的形成而得到明显改善,集群创新效应仍未凸显,较高的产业关联程度以及快速的技术扩散速度降低了创新型企业拥有知识的垄断价值,影响了正向知识溢出效应的充分发挥,从而产生了负效应即“知识溢出悖论”。文章结合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特点,利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知识溢出悖论进行理论解释,并提出相关对策,包括构建网络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装备制造业集群平台建设、强化核心企业扶持力度等,以期为提升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溢出的实证研究

分别用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衡量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集群内知识溢出(即Mar溢出)和集群间知识溢出(即Jac溢出)。以浙江省13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聚集的驱动因素,计算了其知识溢出半径并总结了其知识溢出辐射范围。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Mar知识溢出和Jac知识溢出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浙江省沿海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集聚主要受多样化知识溢出驱动,浙江省内陆城市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集聚主要受专业化知识溢出驱动;Jac知识溢出既能促进集群的经济增长,又能增强其技术创新能力,而Mar知识溢出主要能提高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效果甚微。     

所有权性质、产业集聚与FDI技术效率溢出——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文章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检验FDI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效率溢出和不同区间下技术无效率参数的边际效益。研究发现:FDI技术效率溢出提高了装备制造业整体的技术效率,对装备制造企业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产业集聚对装备制造业技术效率溢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使改变所有权性质,产业集聚仍然对技术溢出有促进作用,但显著性降低;行业规模扩大和R&D投入增加均有助于该行业技术效率的提高。     

中国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的研发体系构建

本文在阐述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内涵和特征以及我国装备制造业共性研发体系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官产学研”合作的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研发体制,明确了“官产学研”合作中各主体的角色,设计了合作联盟稳定运行的组织管理机构,以解决我国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严重供给不足的问题。     

FDI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选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17个四位码行业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在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采用GMM方法分析了FDI的技术溢出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产生正的溢出效应,是以当地企业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为前提条件的;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存在"发展门槛",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FDI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正溢出效应的发生。     

合作网络特征、企业知识多元化与共性技术溢出北大核心

在“工业4.0”浪潮下,全球技术竞争已由单体技术竞争转变为共性技术竞争。作为连接基础科学与商业应用的竞争前技术,共性技术需要广泛外溢才能充分实现其潜在价值。在多主体协同创新环境下,创新合作网络特征对于共性技术溢出具有差异化影响。以我国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8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负二项回归方法实证研究共性技术合作网络中,企业位置特征与关系特征对于共性技术溢出的影响,并考察企业知识多元化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度、结构洞、联系强度对共性技术溢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多元化对于中心度与共性技术溢出、结构洞与共性技术溢出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丰富共性技术溢出理论研究视角,对共性技术合作网络健康发展,以及企业内部知识基础合理布局与共性技术充分溢出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基于R&3D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研究

高端装备制造业是我国确立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产业,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在阐述高端装备制造业关键共性技术内容与研发形式的基础上,以R&3D为分析框架,提出了面向高端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研发体制,明确了在R&3D的不同阶段,研发体系各主体的作用,以期解决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共性技术严重供给不足的问题。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知识溢出对企业技术追赶的影响

自主创新和知识溢出是技术落后企业提高知识存量,实现技术追赶的两个主要途径。知识溢出作为产业集群的显著特征之一,对产业集群的创新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首先,以 Verspagen&Caniëls 的知识溢出模型为基础,结合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特点,构建产业集群知识溢出模型。然后,以此模型为分析工具,深入分析知识溢出和自主创新共同作用的技术落后企业实现技术追赶的知识存量差距范围,以及知识溢出各影响因素对技术追赶的影响,并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落后企业实现技术追赶的政策建议。     

集聚、知识溢出类型与区域创新效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

产业集聚会促进地方化知识溢出,知识溢出又会影响区域创新效率。一直以来,存在两种结构性争论:究竟是产业专业化还是多元化、是地方竞争还是地方垄断,更有利于知识溢出和创新?基于我国2000-2007年省级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运用GMM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促进了区域创新,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和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对知识溢出和创新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结果还显示,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对不同类型的创新作用不同。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取跨国资本和扩大贸易流量,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嵌入全球知识生产网络、获取更多国际知识溢出的机会。我国在吸收利用国际知识溢出的多种渠道和途径中,进口贸易渠道水平国际知识溢出能够促进产业实现流程升级,垂直国际知识溢出的后向关联效应对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形成了倒逼机制,但前向关联效应抑制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前向参与程度,导致制造业价值链升级陷入进口贸易的"需求锁定"中。FDI渠道的水平和垂直国际知识溢出均阻碍我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虽然后向关联效应能够加深前向参与程度,但其他途径均使制造业后向参与程度加深,并由于过度嵌入而陷入低端锁定的危险中。我国制造业国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的提高能够正向调节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但仍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因此,应对我国制造业产生不同影响的进口产品给予不同的政策;积极应对外商投资的结构变化,调整引资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高技术产业军民共生模式与发展路径研究

高技术产业是国家军民融合发展的核心领域，构建完善有效的军民生态系统是助力军民融合有序发展、激发军民互动活力的基础。基于共生理论与Logistic增长理论，设计高技术产业军民共生系统框架，构建高技术产业军民共生演化方程。选取雷达及其配套设备制造业等典型产业，对其发展趋势进行拟合，并模拟和分析高技术产业军民共生的各类模式及参数。结果表明，1995—2019年，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与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总体协调，推进高技术产业军民共生发展需要激发新的增长活力。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互惠共生是高技术产业军民共生模式生成新能量的主要模式，提高军民共生系数、扩大产业规模容量是提升军民共生能量层级的重要路径。在此基础上，从建设互惠共生交流机制、建设双向能量流动机制、优化互惠共生界面、扩大高技术产业容量、推动产业链协同5个方面凝炼推动高技术产业军民共生发展的对策建议。     

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运用两阶段网络DEA模型测度中国省际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建立Tobit回归模型分析国内技术转移、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3种技术转移方式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国内技术转移对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国外技术引进会阻碍高技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国外技术引进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互补效应,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国内技术转移具有显著替代效应。从价值链视角分析不同技术转移方式作用差异的深层原因,并为促进各种技术转移方式协同互补提出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数字经济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是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数量型增长模式向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采用201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效应趋于减弱；数字经济发展会强化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的边际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能有效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企业家精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建议。     

中国高技术产业价值链升级阻滞的条件组态研究——基于19个细分行业的质性比较分析

在以国际生产分割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链低端锁定趋势不断凸显,由此引致的产业升级阻滞问题日益复杂化。为准确识别多重阻滞因素及其内在影响机理,运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从创新投入、制度环境和国际知识溢出3个条件维度出发,对中国19个高技术行业进行差别化升级组态分析,探索不同前因条件与产业升级的一致性联系,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为破解新时期中国高技术产业“升级之困”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中德装备制造业的优劣势分析及其启示

本文以德国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和特点为研究的切入点,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两国装备制造业的不同竞争优势与劣势,同时也解释了影响两国装备制造业的差异化发展水平的核心因素。文章根据两国装备制造业优劣比较分析,认为两国在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优劣势方面存在互补性特征。希望此研究能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装备制造业技术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构建

在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技术协同创新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模式选择和发展趋势。通过对当前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协同创新存在问题和不足的深入分析,构建了由驱动力机制、资源供给机制、双元协同机制和合作激励机制4个部分构成的装备制造业技术协同创新运行机制框架。根据装备制造业技术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的特点,提出了提高装备制造业技术协同创新水平的对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行业异质性及收敛性测度

中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呈现收敛趋势。利用TiVA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采用附加值贸易法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测度。结果发现，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经历了3个阶段（GVC1.0、GVC2.0、GVC3.0），在GVC1.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不断下降，在GVC2.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加速上升，在GVC3.0时期全球价值链位置稳步上升。构建全球价值链位置收敛计量检验模型，分别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演化存在绝对β发散和条件β收敛。研究结论可为促进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迈向全球价值链更高位置提供新证据。     

中国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采用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测度2004—2014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与5类细分行业集聚水平，采用GIS空间可视化技术分析高技术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高技术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集聚中心从东部沿海向内陆方向移动，集聚范围不断扩展，集聚水平呈下降态势，但高技术制造业集聚水平始终高于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主要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始终呈“沿海型”集聚分布；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集聚水平呈著提高；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集聚水平明显下降。最后，提出应从加强对高技术制造业转移与承接的引导、积极促进中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等方面，进一步促进中国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测度——基于价值流动视角

依据GERT模型，从价值流动视角揭示国民经济系统整体视域下中国装备制造业与其它产业间价值增值量的变化规律及价值流动网络结构。依据产业间价值流动的价值增值乘数和价值平均转移次数等参数，构建中国装备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水平指标并加以测度。结果表明，2002—2018年间，中国装备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整体高于产出服务化水平，装备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整体上呈轻微上升趋势，装备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自2012年以后呈现上升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