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联系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研究

城市群协同发展是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下,为把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第四极,以城市群差异为基础的城市群间协同发展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出发,就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引擎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进行分析;从内生条件出发,通过介入机会和介入能力模型就两者间产业同质化程度进行对比.综合内外两个维度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环鄱阳湖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最强,环长株潭城市群对长三角城市群介入机会最好,而武汉城市圈对长三角城市群介入能力最佳.在区域整合和协同机制下,整合外在和内生条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各自特点和当前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各城市群对外经济合作新模式及协调发展新路径.     

基于协同发展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研究

利用协同发展的相关理论,从长三角22城市之间的经济能级、经济联系以及产业协同发展三个方面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建设性的评论。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正在逐渐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化模式转变,基本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圈层和以苏州、杭州、宁波、无锡、南京为次核心的多核心圈层结构,总体上可划分为上海凝聚团、南京凝聚团和杭甬凝聚团三大凝聚子团。研究认为,通过组团式协同实现"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是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必然趋势,助推整个城市群系统向更为有序的宏观自组织结构演化。     

我国产业群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

在政策引导下,我国产业集群呈现了良好发展势头,城市化进程进入新阶段,但如何衔接两者的关系,并积极推进互促共进,迫切需要研究促进两者协同发展的对策,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操作层面建议。文章从分析产业群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内外因及二者协同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入手,指出构建群域经济体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分析我国产业群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存在问题,提出产业群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区域一体化视角下的城市群融合案例分析

区域一体化尤其是城市一体化是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当前,我国正迎来区域一体化和城市一体化的建设高潮。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都是我国东部区域经济最发达、一体化程度最高、产业分工与合作最具成效的区域。除东部地区外,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亦正加速发展,已初具规模的中部城市群主要有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以及环鄱阳湖城市群。通过分析珠三角、长三角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建设和产业分工、融合的成功经验,指出城市群产业协同的一些内在要求和规律。     

长三角地区产业群、城市群和港口群协同发展研究

随着各类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集聚集群以及在地域上竞争与合作的不断推进,协同发展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基于协同发展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群、城市群和港口群的发展状况及其协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长三角在推进三大群体协同方面具有很大的空间。根据以上结论并结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提出推进长三角地区产业群、城市群和港口群协同发展的对策措施。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群治理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首要前提是推进城市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遵循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判断，构建城市群治理评价体系，将城市治理效能量化并开展评价，提出提高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建议。研究认为：(1)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内部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2)分项看，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变异系数最大，以杭州湾大湾区和沪宁合发展带为代表的区域治理评价最好；(3)生态治理与长三角自然地理特征具有较高一致性，浙江西南区域和安徽南部区域呈现出高值特征。文章认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城市群治理要加强区域协同强化经济协作、加强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加强内部文化价值挖掘与联动开发、强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共建、加强数据共享与跨区域体制机制创新。     

国内外城市群发展模式与经验借鉴——兼论山东半岛城市群双阶段发展战略

国内的大城市群主要有两个，即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这是我国国内目前规模最大、发展程度最高、实力最强、城市密度最大的城市群，是公认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地区。     

城市群竞争力的区域分异研究——基于长三角二级城市群的视角

进一步提升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是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之一。本文以长三角二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反映城市间互动作用以及竞争力影响因素间互动作用的二级城市群综合竞争力理论模型,采用“多维乘数法则”对长三角二级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对其综合竞争力的区域分异和发展演化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长三角二级城市群间综合竞争力的协同增强、进而提升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竞争力的基零途径。     

基于城市群动力机制的长三角现代服务业一体化研究

城市群是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城市群,其区域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全国其他城市群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城市群动力机制的五个动力因素：经济力、政策力、基础资源力、文化力和要素集聚力;然后在霍夫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群动力机制模型,并计算了长三角的16个城市对现代服务业一体化的动力;最后提出了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一体化的建议。     

基于6D的中国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经验、问题与路径

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是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6D”理论框架即密度、距离、分割、特色、品质和数字六大方面总结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的代表性实践探索及成效,明确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在产业分工、创新驱动、城市体系、人口空间分布及智慧城市群打造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六型”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战略,打造要素紧凑、内联外通、政策协作、产城协同、美好生活和数字智慧“六型”城市群。     

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以“十四五”规划布局的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为对象,结合模糊集合思想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遥感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格网化数据集,通过应用投影寻踪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探索性空间自相关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测度2013—2019年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整体发展态势、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整体呈现以递次转移为主、跨级转移为辅的演化特征;协同性欠佳,城市群间异质化、城市群内同质化特征逐渐显现;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由弱到强的空间集聚特征,以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次之的局域空间集聚特征始终存在;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三大集聚的“高地连绵区”和东北、西北两大“低谷连绵区”的空间发展态势,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东密西疏空间关联格局已经形成。     

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的区域研发效率评价——四大国家级城市群比较研究

选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四大国家级城市群，基于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测算2016—2018年各城市群科技研发效率。超效率DEA分析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研发效率均值最高，其次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三角城市群，由于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区域研发效率均值处于四大城市群之尾。Malmquist指数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城市群大部分城市都实现了技术效率正增长，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技术效率逐渐下降，与其它三大城市群存在一定差距。整体而言，四大国家级城市群的技术进步率均值高于技术效率均值，由此可见，增强地区科研能力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在实证分析我国区域研发效率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群资源配置、优势资源禀赋、区域协同创新水平以及产学研深度合作等提出对策建议。     

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的逻辑框架、行动实践与政策启示

当前,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逐渐迈入跨域联动、共享资源、产业协同发展的区域创新共同体建设阶段,我国也开始了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探索。本文首先对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进行了理论探讨,阐释了区域创新共同体的重要内涵;其次,对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未来重点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分析,探索研究了其逻辑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行动实践进行对比研究,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的行动实践进行剖析,对我国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行动实践进行分析,科学研判了我国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实践的不足与差距,绘制了我国典型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要素矩阵。结果表明,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强化区域战略科技力量支撑、优化创新创造生态环境促进创新资源要素自由流通、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构建高质量产业协同生态圈,是我国区域创新共同体治理的重要发展路径。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综合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战略区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其协同创新效率提升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5—2018年地级市数据,以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除山东半岛城市群外,其它三大城市群的平均综合效率值均较第一阶段下降;②外部环境因素对协同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区域经济水平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与协同创新效率负相关,研发支持力度、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水平与协同创新效率正相关;③协同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内部城市等级存在空间不平衡性;④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促进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高速铁路对城市群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详细阐述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群发展的影响机理,以2005-2018年中国五大城市群92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从城市群视角出发,通过构建DID估计模型考察了高铁开通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城市群层面来看,高铁开通提升了五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水平,并缩小了城市群经济差距；从分城市群层面来看,高铁开通对每个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均产生了正向效应,并显著地缩小了京津冀、长江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差距,有利于实现经济一体化；人才集聚、资本集聚、技术创新在高铁开通影响经济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     

智能服务赋能创新型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实体与虚拟产业集聚视角

从实体集聚与虚拟集聚双重理论视角,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能服务水平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受网络外部性影响,智能服务水平与区域创新数量呈“U型”单门槛特征,与区域创新质量呈先降后边际效应递增的双门槛特征;智能服务通过降低实体集聚要素流动的拥塞效应、增强虚拟集聚要素流动的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其它城市群,智能服务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显著。     

科技推广服务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以东部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0—2019年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中介效应与门槛模型考察科技推广服务业对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呈逐年提升态势,且京津冀城市群创新效率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存在较大差距;科技推广服务业不仅有助于直接提升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还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驱动区域创新效率提升;科技推广服务业对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科技推广服务业对拥有不同创新能力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具有异质性作用。     

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证

利用2006-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共4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首先，运用拓展DEA法对两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然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进一步以互联网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构建门限模型，探析互联网发展对创新要素在城市群流动的协同创新效应是否存在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且存在群际差异；在两大城市群内，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现非线性，创新人员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倒U型”特征，创新资本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U型”关系，相应拐点在不同城市群呈现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