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劳动价值论:商品经济的基本正义论——兼论坚持、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必然性

商品的价值是商品对其交换者的价值,也就是商品能够满足人的交换需要的效用,而商品的使用价值则是商品对其使用者的效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广义看即指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与价值.在马克思的广义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价值论是马克思主要的归宿正义论,劳动创造价值的价值论主要是马克思的交换正义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财富主要由劳动创造,由于财富之源的生产资料并不会提出分配财富的要求,因此,按劳分配是唯一的分配正义.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事实上也是其经济正义论的核心理论.从经济正义的角度看,必须坚持、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问题研究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只承认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而作为社会劳动凝结物的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是物化劳动,只能转移价值,同时也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笔者梳理了理论界对传统劳动价值一元论的新认识,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并不矛盾.     

劳动价值论需要创新与发展

本文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需要拓宽生产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范围;在不违背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和实质的前提下,加强对生产工具特别是先进工具和机器设备在财富及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劳动价值论的坚持与发展问题

对于劳动价值论问题,我既不赞同错解、曲解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也不赞同用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固守只有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观点,而是主张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如商业劳动和某些精神生产劳动可以创造价值。我认为,不应该区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与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是商品经济概念,所以创造价值的劳动应该体现商品经济关系,劳动的重要性不能用是否创造价值来衡量。     

浅析科学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容是,劳动——只有人类的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不管物化劳动（如机器、土地和资本等）以什么形式出现,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只能直接发生价值的转移,而不能创造价值。在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论和资本积累论,由此推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克服,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没有劳动价值论这块基石,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因此,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意义重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要形成价值,需要具备三个缺一不可的基本前提:第一,必须是人类劳动,而且必须是人类活劳动才创造价值,不是人类活劳动不能创造价值。因此,毛驴虽然能拉磨,蜜蜂虽然不停地采蜜,但是它们不创造价值,机     

劳动的发展要求发展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其时代局限。一百多年来，劳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要根据劳动方式的改变来理解并发展劳动价值论，在此过程中，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点：劳动创造价值，物不会创造价值。     

关于马克思价值创造问题的争议与再思考

文章探讨的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关于价值创造的问题.通过深入地剖析,以证明在当代社会生产中,活劳动仍然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理论;同时,对马克思关于生产领域的劳动才创造价值的说法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充分展现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现代社会中的继承和发展.     

劳动价值论若干问题探讨

长期以来，国内不少人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存在三大认识误区，即认为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不创造价值，资本家经营也不创造价值。本文主要依据马克惭的有关论述，并结合历史与现实情况，对此进行了探讨与澄清。本文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凡是直接或间接地为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存在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服务领域中的劳动，都创造价值，针对新科技是否创造价值这一热点问题，本文提出：新科技不同于采用新科技，前者不创造价值，后者则在转移旧价值的同时，也创造新价值。     

论劳动价值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 ,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的一元论 ,承认只有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应该扩大生产劳动的范畴 ,认为凡是有益社会的劳动都创造价值 ,各种非生产劳动要素虽不是创造价值的要素 ,但却是创造价值的前提、创造使用价值的要素 ,因而现实中生产决定分配的内涵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与必然要求 ,按要素分配不存在剥削 ,按要素分配并不违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劳动的发展需求发展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其时代局限。一百多年来，劳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要根据劳动方式的改变来理解并发展劳动价值论，在此过程中，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点：劳动创造价值，物不会创造价值。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